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研究——基于TVP-VAR模型

在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退出QE在即的背景下,研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如何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现实意义。本文运用时变VAR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在不同阶段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和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美联储货币政策工具（利率调整和公开市场操作）与我国主要股指有较高的关联性;在不同时期,美联储利率调整和公开市场操作均对我国股票市场产生负面冲击,且利率调整的冲击效应更强;在美联储重启QE初期（2020年7月）,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对我国股市整体的冲击效应最大,而利率调整对我国房地产股指的影响较大。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资本流出的时变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国际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理论,选取中美两国1998-2017年度的季度数据,建立TVP-VAR模型,分析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资本流出影响的时变特征和结构性变动;采用蒙特卡洛抽样法、脉冲响应分析和时点脉冲响应分析,从汇率、利率和资产价格三个渠道分析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资本流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利率和美联储加息通过利率的传导渠道在短期内对中国资本流出的溢出效应明显,正向作用在加息后第二季度达到峰值;而汇率和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对中国资本流出的影响呈现出结构性变化,对资本流出溢出效应较弱。由结果可知,通过在国内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加快金融市场的开放可以有效地减轻因美联储加息给我国资本流出带来的压力。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及应对--基于开放经济两国DSGE模型

美联储新一轮加息周期正式启动,我国面临的跨境资本流出压力增加。本文基于我国经济现实,构建开放经济两国DSGE模型,分析美联储加息冲击对国内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并从货币政策和跨境资本审慎政策“双支柱”视角比较分析我国应对政策的效果。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境外加息对我国主要经济金融变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国内短期资本外流增加,银行信贷约束收缩,投资减少,产出下降,国内资产价格和通胀率下降。央行通过降低本国利率或跨境资本准备金审慎政策加以应对时,会面临稳产出、稳汇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的三难选择,但央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调控,在降低境外加息冲击对我国不利影响的同时,改善宏观调控的效果。     

美联储政策变化、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包含国际投资者、外资企业和银行流动性冲击的DSGE模型来探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和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 美联储加息会导致我国产出、投资和通货膨胀的下降、汇率贬值、国际资本外流和银行系统流动性紧张。随着金融摩擦程度的增加和银行杠杆率的上升,美联储加息对我国产出、投资和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增强。(2) 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外资企业的投资、劳动需求和产出的下降,并对我国总产出、总投资和资产价格产生明显的负向外溢效应,进一步加剧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3)为应对美联储的利率变动,适当限制国际资本流动能有效稳定我国经济波动和改善社会福利,而实施固定汇率和央行盯住美国利率的政策会加大宏观经济的波动,并导致社会福利下降。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

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联储逐渐退出了其自2008年来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经济进入加息周期.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下,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频繁.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影响如何?本文以2013年11月至2016年6月美联储的持债规模和上证指数、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一年期Shibor数据为样本,采用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有显著的正向冲击,人民币具有贬值的压力;对上证综合指数有负向冲击,我国上证综合指数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期间会降低;对一年期的Shibor有正向冲击,一年期的Shibor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期间会上浮.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基于贸易融资视角的研究

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主要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对其他国家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作为国际贸易不可或缺的融资支持工具,贸易融资同样以美元为主导,其规模的变动将会影响美国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本文构建包含金融摩擦的IS-LM-BP模型,分析贸易融资影响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贸易融资的作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表明,美元主导的贸易融资的引入会强化美国货币政策贸易渠道、金融渠道的作用效果,即会放大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国际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在宏观层面,美国加息将抑制中国产出,推升中国通胀水平,考虑贸易融资后其对中国产出和通胀的影响将分别放大15%和11%,溢出的传导速度也将显著加快;在微观层面,美联储加息将显著抑制中国企业出口规模,降低企业投资和商业银行信贷供给,贸易融资的引入同样会强化美联储加息的溢出效应。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积极推动本币优先的贸易融资有利于缓解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基于MS-VAR模型

当前我国面临较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全球市场不确定性增多,外部冲击将对我国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构建了MS-VAR模型对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全球风险因素、美国数量型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整会对我国汇率市场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冲击效应;当我国金融市场遭受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和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冲击时,人民币汇率和短期跨境资本的波动性显著增强,并形成非对称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协调使用多种资本管理工具、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体系等政策建议。     

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中国资产价格波动与资本账户管理

本文以2016年美国加息事件为背景,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小国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本文梳理了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具体传导渠道,发现国外利率升高后,资本流动具有外部性,导致国内资产价格下跌,其通过金融加速器进一步使国内投资下降、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从而使得国内资产预期回报进一步下降,加剧资本外流。基于政策和福利分析,本文发现资本账户管理可以有效缓解国外利率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同时会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也会影响国民财富的最优配置。因此,最优的资本账户管理应同时兼顾宏观审慎和效率两个方面。     

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资产价格的影响

本文利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了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资产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美联储货币政策会显著影响我国资产价格,美联储加息会降低我国债券和股票回报,降息则会提高债券和股票回报。将美联储货币政策进行细分后发现,预期到的货币政策调整对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回报都有显著影响,而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调整和前瞻性指引只影响债券市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未预期到的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和前瞻性指引还会加剧我国金融市场的波动率。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对于投资者提高投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以及货币当局完善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和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企业去杠杆需考虑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吗?——加息和缩表的比较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货币政策微观溢出效应的两国开放经济模型,提出企业结构性去杠杆需考虑开放经济因素,并在模型中引入企业融资约束机制,利用2002年第四季度-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沪深A股1023家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美联储加息和缩表两类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美联储缩表在初期对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程度较大,但不存在长期溢出效应;而加息在初期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对我国企业杠杆率存在长期溢出影响。在溢出方向上,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显著降低我国企业杠杆率。在溢出结构上,企业融资约束越严重,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杠杆率溢出效应越明显。     

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外溢效应 ——基于LT—TV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根据美联储数据特征构建LT—TVP—VAR模型,从加息和缩表两个层面实证研究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外溢影响.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表明:美联储加息将主要通过流动性供给冲击和跨境资本流动渠道导致我国货币和债券市场利率上行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贬值,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有限;美联储缩表的目的是回收过剩流动性,并促进货币政策正常化,短期内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有限,其长期外溢效应取决于缩表的速度和力度.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金融市场外溢影响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要积极应对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的外溢效应,提升金融市场应对非预期冲击的能力,防范外部冲击造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

美元作为主要世界货币，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十分明显。研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对提高我国风险防控和应对能力，防止跨境资本大进大出、汇率大起大落，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等意义重大。本文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分析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对包括跨境资本流动、全球原油价格、我国货币政策、汇率、物价水平在内变量的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关系，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以及宏观审慎管理提供实证基础。研究结果表明，美联储利率政策对我国跨境资本冲击具有一个持续的冲击效应，应当防范来自外部溢出效应的风险。     

次贷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溢出效应研究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国内经济萎靡。为此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必然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溢出效应。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次贷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价格指数、工业增加值、联邦基金利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协整关系。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我国输入性通货膨胀,且对我国产出有一个负向的影响。     

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和房价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研究——基于支付数据权重矩阵构建下的GVAR模型

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2005-2019年的季度数据，以支付系统区域资金流量数据构建GVAR模型中的权重矩阵，结合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从区域异质性角度探索了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和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和房价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二是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效果存在差异，非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会产生较强冲击；三是各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和房价上涨都具有溢出效应，房价上涨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促进了国内经济繁荣和世界经济复苏,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加剧了国际资本流动。随着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流动将产生冲击,并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美联储政策对中国国债收益率的结构性影响研究——基于文本分析和事件分析法的实证

本文以2003年1月至2021年12月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所披露的政策声明作为文本基础,生成针对FOMC政策声明的金融学词典,构造FOMC货币政策沟通指数。研究发现,该指数对美国利率具有前瞻指引作用。本文使用FOMC货币政策沟通指数作为美联储政策的代理变量,采用无套利Nelson-Siegel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对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建模,使用事件分析法研究了美联储政策对中国国债收益率的结构性影响。研究发现,美联储政策对中国国债收益率的冲击存在期限差异,对曲线短端的冲击以预期收益为主,而对长端的冲击以风险溢价为主。“8·11”汇改后,汇率弹性增加,美联储政策对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溢出效应下降。本文政策建议如下：建立货币政策舆情收集分析系统,完善外部利率预警机制;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降低金融风险的跨境传染效应;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适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以实现国内宏观金融的稳定。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简析

<正>2022年以来,因通胀持续上升,美联储开启了新一轮的快速加息进程。而叠加疫情、俄乌冲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本轮美联储加息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与前几轮加息周期有所不同。文章从汇率、利率和金融资产价格三个传导机制分析了美联储加息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指出应关注金融市场间的波动溢出传染,并就防范应对美联储加息溢出效应提出相关建议。     

时变、美联储加息与中国产出--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产出的影响受中国制度变迁、对外开放度、经济景气度等多因素影响,并因时而异。本文基于国际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理论,选取中美两国1996-2015年的季度数据,建立TVP-VAR模型,分析美联储加息对中国产出影响的时变特征与结构性变动,并从汇率和利率两个渠道进行解释。结果表明,1999年和2004年的正向刺激分别得益于逆向调控刺激信贷和人民币贬值促进出口,而当前全球经济依然疲弱,资本流出和美国进口需求下降的负面效应凸显,冲击表现为负。最后,依据研究结果和对美联储加息进行的预判给出中国对冲其负面效应的政策建议。     

美联储不同紧缩周期内本币主权债尾部风险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外债偿还风险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近十年来，外资增持本币主权债力度不断加大，美联储货币政策全球溢出效应日趋加强，对新形势下我国本币主权债的安全性提出挑战。本文运用条件在险价值法衡量了美联储不同紧缩周期对各国本币主权债信用违约风险的极端冲击。研究发现，虽然我国本币主权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步伐日益加快，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但相较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我国本币主权债在极端冲击下表现出较强的安全属性。在美联储采取极端紧缩货币政策的情况下，来自境内不同主体发行的本外币债信用价差、国内汇市、股市和主要行业指标对本币主权债风险溢价的冲击有限。     

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北大核心SSCI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市场会产生溢出效应。在非常规时期这种溢出效应更加明显,这是非常规货币政策引起的债券购买和流动性增加的结果,并且对不同国家影响各异。美国在退出QE时应侧重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长期债券收益率的冲击,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应该尽可能地改善基本面,以减少全球溢出效应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