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偏向型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价值——来自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经验研究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作为一项具有资本偏向型特征的税收优惠政策,兼具税收优惠与投资促进功能,其在实现“稳投资”作用的同时能否带动企业价值增长,是当前“稳增长”目标下,一项亟待考察的现实问题。本研究基于2011—2018年A股市场中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借助资本市场对企业市场价值的评估,建立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该项政策的实施对微观企业而言发挥了显著的价值创造效应,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加速折旧政策有助于企业专注主营业务,一方面可以加大实体投资比重,优化投资结构,从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另一方面可以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加创新产出,进而带动企业价值增值。多维度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企业以及高市场化地区内的企业中,加速折旧政策的价值创造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企业全生命周期经营绩效预期的视角加深对加速折旧政策效应的理解,为结构性减税政策助力企业价值“稳增长”提供了经验参考。     

“加速折旧”如何赋能数字企业创新？

加快数字企业创新是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文章利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这项外生冲击，运用经济学模型和三重差分法（DDD），手工匹配2011—2017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财务数据与专利数据，以企业当年申请专利总数衡量创新产出数量，以专利前向引用次数衡量创新产出质量，研究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数字企业创新产出水平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增加数字企业创新产出数量、提高其创新产出质量，二者之间为正相关关系。此外，动态分析结果表明，该政策效应随时间呈现递减趋势。第二，政策效应对中东部地区、高固定资产占比和成熟期的数字企业尤为显著。第三，从作用机理看，融资约束是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影响数字企业创新的重要制约。文章为加快实现数字经济行业创新提供一定理论参考。     

税收征管与企业对外投资:来自“金税工程三期”的证据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迅猛增长，税收征管强度也在不断提升。那么，税收征管是否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呢？鉴于鲜有文献探讨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本文利用"金税工程三期"政策上线这一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首次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金税工程三期"这一增加企业纳税遵从度、促进"应收尽收"的税收征管政策冲击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增加了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并且这一结论在引入更多控制变量并排除同期其他政策干扰、安慰剂检验、更换样本周期、倾向得分匹配分析等情况下依旧稳健。潜在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金税工程三期"这一税收征管政策冲击增加了企业的避税动机，表现为企业偏好于向税率低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金税工程三期"这一税收征管政策冲击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在不同对外投资事件类型、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最后，依据本文结论提出了积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适度地提升银行业竞争水平的政策建议。     

不确定性风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金融市场摩擦的间接渠道视角

现有研究表明,不确定性风险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影响企业投资,但着重分析间接渠道的文献较少。文章以1994-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股票交易数据和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为样本,在控制住直接渠道的影响后,实证检验了不确定性风险如何通过金融市场摩擦机制间接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研究发现：不确定性风险会通过金融市场摩擦机制来显著增加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融资数量;且金融市场摩擦机制间接降低企业投资的中介效应显著。在异质性企业的对比中,成本效应对所有企业的影响效果差异不大;而相对于低杠杆、国有化和大规模的企业,数量效应对高杠杆、民营和小规模等高风险企业的影响效果更大。这说明,成本效应和数量效应的影响是系统性的,但数量效应更具结构性特征。     

创新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视角

创新投资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近年来大家关注的焦点.从理论上阐述创新投资如何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以中国2008—2017年30个省、市以及自治区的数据作为样本,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上述影响机理和效应.研究发现:创新投资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正相关;产业结构升级在创新投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即创新投资是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同地区的创新投资对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西部地区的创新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强度较大,而且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也更为明显.     

增值税降率对企业绩效与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兼论增值税降率微观传导过程中的企业异质性问题

流转税的"税负转嫁"特征和现实企业的"议价能力"使理论上完全价外中性的增值税变为现实中的价内非中性,导致增值税降率微观传导机制"黑箱"。文章利用2015-2019年分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2018年增值税降率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研发行为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现实中的增值税是价内非中性而非理论上的完全价外中性;降率的"抵扣冲减效应"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直接负向作用显著,而降率的"收入效应"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间接正向作用却不显著,最终降率政策"抵扣冲减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减少了固定资产投资;降率显著促进了"强势企业"的研发行为,对"弱势企业"无显著促进作用;降率节约了管理性交易成本的同时却导致政治性交易成本增加。妥善处理好增值税降率微观传导过程中的企业异质性问题,尤其是保护好降率过程中可能受损的中小企业是落实好普惠性减税的关键。     

债券契约条款设置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金融资产视角的考察

针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现象，本文在资本结构理论的框架下，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发债企业的7345个公司-年度观测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债券契约条款设置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其影响效应在外部金融资产投资收益更高、企业内部经营风险更大时更为明显。通过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Heckman两阶段等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果仍保持稳健。异质性研究显示，区分债券契约条款的不同类别，各类条款均促进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区分金融资产的不同属性，债券契约条款显著增加了企业的长期高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影响机制在于，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加强了债权人保护，增加了债权人出让资金和承担风险的意愿，进而便利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但债券违约事件发生后，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对债权人的保护效应不再显著。本研究有助于投资者深入理解我国实体企业金融资产的投资行为，对防范债券违约风险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政策启示。     

社会认同、环境认知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基于江西省微观农户调查数据，用有序Probit模型考察社会认同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的影响，检验环境认知在二者间的中介效应及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认同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认知在社会认同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程度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认知对老年组和男性农户具有显著影响，而对非老年组和女性农户未起到显著影响。社会认同对老年组农户更具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培育农户环境认知、激发农户主体意识、加强政策引导宣传等建议。     

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探讨

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继颁布了《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75号)和《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06号),扩大了加速折旧政策的使用范围。两则通知都从加速折旧正常的适用前提和行业范畴入手,旨在通过整体上减轻企业税收压力以为其研发和创新提供助力,促进企业产业升级。文章基于扩围后的加速折旧新政策,先透过其内容的解读,从而探讨加速折旧新政策对相关企业所得税的影响以及企业利用政策享受优惠所要面临的问题,并为企业如何利用加速折旧优惠政策获利最大化提出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研究

文章基于2009—2020年沪深股市646家工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影响与作用维度，并进一步对其异质性作用及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这种积极影响只存在于企业的创新驱动发展质量、资源配置效率和产品服务质量三个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发展质量的促进作用只显著存在于国有企业和清洁行业；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投资效率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我国新一轮固定资产投资加速增长的过程及特征分析

我国新一轮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增长是在已经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由投资结构和需求结构升级拉动的自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的不同部分的表现是不同的，不同的产业表现也是不同的。此轮固定资产投资加速增长经历了恢复性增长和热度增长两个阶段，在恢复性增长阶段，非国有经济和一部分国有经济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拉动者；在热度增长阶段，处在升级产业链中的企业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强劲拉动者。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是初步的，此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程又带有软约束的痕迹。     

银行竞争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

推动外商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溢出作用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竞争行为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竞争显著促进了FDI技术水平溢出、后向和前向溢出。该结论在不同企业异质性和银行业结构特征中表现出差异。从影响渠道看，银行竞争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创新效应、企业进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FDI技术溢出产生影响。此外，有证据显示银行竞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行业间FDI引致的负向竞争效应和锁定效应。本文的研究对促进外资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引资政策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自主创新

文章构建了一个含有中国企业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OFDI)详细信息的微观数据集,结合2002~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服务型OFDI对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型OFDI显著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而且投资金额越大,促进效应越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高管理效率、生产型行业、投资模式是绿地投资的企业从服务型OFDI中获益更大;与纯生产型OFDI相比,服务型OFDI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更大,两者创新效应的差异凸显了在通过"走出去"战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服务型OFDI的重要地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服务型OFDI主要通过"市场规模效应""资金流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母公司创新。文章研究结论对中国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升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税收优惠与企业脱虚向实——来自委托贷款的证据

基于手工搜集的上市公司委托贷款数据,本文利用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从影子银行的视角考察了税收优惠对企业脱虚向实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加速折旧政策实施后,企业的委托贷款活动显著减少。进一步研究表明,税收优惠主要发挥了相对成本效应和相对收益效应,即通过促进实体投资、改善经营效益,抑制企业委托贷款活动,且该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金融投资类而非经营支持类委托贷款上。这表明,税收优惠促进了企业在资产配置层面和委托贷款属性层面脱虚向实。此外,税收优惠对委托贷款的抑制作用对成熟期、低成长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拓宽了税收优惠和委托贷款的研究边界,为科学认知委托贷款运作机制和强化影子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职能提供了有益参考。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动态优化与企业融资约束

选取 2011-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渐进 DID 模型,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动态描绘并检验了持续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与融资约束的关系,以及其中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政策效果在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不同企业性质间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地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该政策可通过提高金融包容性和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影响企业融资约束。     

激励性政策规制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政策创新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创新政策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工具变量估计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对于政策质量型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受到创新升级驱动效应、产业结构驱动效应和市场发展驱动效应的调节。在全国层面上和政策质量型区域，激励性政策规制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提升知识资本水平实现。     

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异质性”效应——基于规模结构双重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经济形势愈加严峻及中央实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驱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以往基于常参数计量经济模型的研究忽略了不同经济时期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异质性"效应。文章采用DAG递归预测的方差分解法，对于税收政策与居民消费间的动态因果关系进行识别，并构建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从税收规模和税制结构视角出发，探究税收总量、不同税系、不同税类以及不同税种对居民消费的时变效应。研究发现：（1）不同时期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经济萧条时期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危机后影响程度大幅提高并长期稳定在较高水平。（2）从税收规模来看，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极为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从税制结构来看，直接税的扩张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商品税及其内部消费税、增值税的扩张显著"挤出"消费，关税轻微"挤入"消费，近年来增值税的"挤出效应"大幅增强；个人所得税对消费的"挤入效应"显著强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的总体扩张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但占比相对较高的房产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并未"挤出"消费。因此，政策当局应适度降低商品税税负水平、逐步下调个人所得税税率、完善财产税制。     

环保产业政策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研究——基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视角

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特征与环境保护的正外溢性特征，使企业缺乏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亟需政府积极干预。自2006年起，中央政府专门在"十一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中加入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构成了环保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环保产业政策究竟能否发挥环境治理效应?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转型经济时期政府发挥"扶持之手"的作用。有鉴于此，文章以2006-2015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微观样本，以中国30个省区为宏观样本，基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视角，系统考察环保产业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立足于时期异质性与地区异质性，阐释了环保产业政策环境治理效应发挥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在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下，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有利于抑制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对工业废水排放无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对环境治理效果具有时期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即不同时期/区域内，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对同一工业污染物排放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文章研究将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生态环境相结合，不仅为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为环保产业政策环境治理效应的发挥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廓清了生态环境改善的微观环保投资结构图景。     

金融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2015—2020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探究金融化行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创新投资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金融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创新投资在金融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市场化水平异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而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两者关系并不显著。     

东道国金融结构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缓解还是加剧?

基于2003-2018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据,文章拓展Richardson（2006）模型测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样本及其程度,并实证检验了东道国金融结构对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金融结构越是趋向于市场主导型,越可显著缓解中国海外投资不足的程度;随着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加剧,东道国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其缓解作用逐渐增强。异质性分组检验还表明,若投资企业为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企业或者选择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上述缓解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发现,东道国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主要通过限制融资约束来缓解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不足,而企业所在地日臻改善的制度环境对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发挥了负向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