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组态路径——基于TOE理论框架

基于TOE(技术-组织-环境)理论框架,整合技术-组织-环境3个层次的前因变量用以构建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模型,通过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方法对重污染行业中85家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从组态视角研究5个前因变量的相互作用及对企业绿色转型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重污染行业中上市企业绿色转型高环境绩效的重要前因变量是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企业绿色转型高环境绩效的组态路径主要有4种,分别是技术-组织主导型、环境-技术主导型、技术-组织-环境协同型以及环境-组织主导型。这表明企业实现绿色转型高环境绩效存在多条可选择路径,企业应结合自身优劣势,利用前因变量之间的替代和互补效应,实现多样化企业绿色转型高环境绩效。     

组态视角下先进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的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TOE理论,以先进制造业产业链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法和多时段QCA方法,从组态视角对先进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的驱动因素展开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先进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空间上呈现出东中西“梯度结构”分布特征,时序上呈现出波动上升型、波动回转型和波动下滑型特征。任何单一前因条件均不能单独成为先进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必要驱动因素,是以技术-组织驱动型、技术驱动型、技术-环境驱动型和均衡发展型四种驱动类型下的五条组态路径协同促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技术-组织主导型组态路径中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强度、知识型组织和技术型组织是先进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的最主要驱动因素。研究结论对于探索先进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驱动力、提出适宜路径、提升我国先进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供了极具实践价值的改革参考与管理启示。     

基于TOE框架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多元提升路径——以73家军工装备制造企业为例

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以73家军工装备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影响军工装备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多因素协同效应,给出不同组态构型下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提升路径。结果表明：军工装备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受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共7个因素的综合影响;产生高技术创新绩效的4条组态路径可归纳为组织驱动政府支撑型与组织技术协同驱动型,而非高组态路径有5条,且与高技术创新绩效的实现路径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组态视角下数字政府政务服务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聚焦多重条件与数字政府政务服务能力的复杂因果关系,基于TOE 框架,以31 个省级行政区域为样本,通过对数字技术基础、数字技术人才、财政资源能力、重视程度、组织开放性、公众需求和府际竞争七个条件的阐释和测量,运用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究数字政府政务服务能力提升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任何单一条件均不构成高水平数字政府政务服务能力的必要因素,而是由“组织驱动型”、“联动型”及“压力响应型”三种类型下四条组态路径协同促进数字政府政务服务能力提升。不同区域高水平数字政府政务服务能力生成逻辑具有显著差异：发达地区呈现“均衡联动”特征,全面发展推动服务提升;欠发达地区则偏重“组织驱动”策略,或利用“压力响应”机制,通过内部革新应对数字化转型挑战。     

省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及组态分析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水平是直接关系到政府数据开放成效的重要因素，研究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及组态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府数据开放生态理论，构建包括数据质量、政府资金支持、公众需求、技术人才保障、政府政策支持以及数据利用度在内的6个条件变量，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fsQCA) 对15个省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及组态进行分析。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水平的高低受到数据质量、政府资金支持等多个因素的共同影响，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水平的影响机制可以分为政策与数据联动型、数据与环境联动型以及全要素驱动型3种不同的影响机制，不同的省份可以采取相应机制因地制宜提高本省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水平。     

基于组态视角的物流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基础-企业-市场(groudings-enterprises-markets, GEM)模型和复杂系统理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从组态视角出发,对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物流竞争力提升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主体、资源、环境、需求、技术、创新6个要素对物流竞争力都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单个要素并不是强物流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存在环境-需求-技术-创新驱动型、全面均衡综合驱动型以及资源-环境-技术驱动型3条等效路径;各地应根据资源禀赋情况,选择差异化提升路径。     

集成电路产业上市公司高创新效率多元路径研究

以2019—2021年我国上交所科创板集成电路产业38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TOE(技术-组织-环境)理论框架构建集成电路产业上市公司高创新效率6个前因变量。通过DEA(数据包络分析)测算得出的企业创新综合技术效率作为结果变量,从而运用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进行企业高创新效率组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单一影响因素不能构成企业高创新效率影响路径,需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外部资金驱动型、技术+外部资金驱动型、人才+外部资金驱动型、内外资金驱动型以及全面要素驱动型5条高创新效率影响路径。研究结果对集成电路产业相关企业提高创新效率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营商环境、FDI与企业创新

探讨如何优化营商环境以促进FDI的流入及FDI对企业创新具有怎样的影响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基于组态视角,采用fsQCA和PSM研究方法,检验不同营商环境要素对FDI的组态效应,以及不同营商环境组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个营商环境要素不构成高FDI的必要条件,各要素相互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产生高FDI。产生高FDI的营商环境组态有创新环境主导型、市场-人文环境驱动型、市场-政务-创新环境驱动型和综合驱动型4条;产生非高FDI的营商环境组态有3条,概括为多要素抑制型和人文环境抑制型;产生高FDI的营商环境组态与产生非高FDI的营商环境组态呈现非对称性特征;东部发达地区营商环境组态引入的FDI能够促进当地企业创新,中部地区营商环境组态对当地企业创新影响存在差异性,西部地区营商环境组态引入的FDI抑制了当地企业创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基于组态视角为优化营商环境引入FDI及促进企业创新提供理论指导。     

工业互联网企业数字创业绩效的前因组态研究

数字创业是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的关键环节,其绩效是多层面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文章以科创板的21个工业互联网企业为样本,基于“技术—组织—环境”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的5个前因条件对工业互联网企业数字创业绩效的组态效应。结果表明：单个前因条件并不构成产生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必要条件;工业互联网企业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前因组态有三条,可以划分为技术—组织—环境三边协同型和技术—组织双轮驱动型两种;非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前因组态有三条,与实现高数字创业绩效的两种组态存在非对称性;在一定条件下,前因间存在替代效应。研究结论揭示了中国工业互联网企业实现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复杂成因,并能为工业互联网企业数字创业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在线众包健康社区采纳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对在线众包健康社区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社区的众包主体和运行模式，进一步阐释了其运行机理，基于TOE三因素框架和TAM模型理论，探究影响在线众包健康社区采纳的技术因素、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剖析其影响机制，最后建立在线众包健康社区采纳影响因素的TOE框架模型。基于这一框架，以国内的壹点灵和壹心理心理健康平台和美国的BetterHelp心理健康平台为代表，进行了国内外案例比较分析，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现实依据。     

省级政府如何实现数据开放高绩效

政府数据开放是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核心。各省因资源和条件禀赋的不同,产生了政府数据开放绩效的差异。研究政府数据开放高绩效的前因要素和组态路径,对进一步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20 年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的综合指数及各省份的客观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31个省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进行分析,探究省级政府实现数据开放高绩效的组态路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实现省级政府数据开放高绩效存在单因素路径和多因素组合路径,前者以技术水平和数据标准化为必要条件;后者则有技术 - 统筹 - 资源倾斜型、技术 - 统筹 - 社会驱动型、技术 -数据 - 生态优化型和技术 - 数据 - 反向激励型四种路径。（2）对标四种组态路径,各省在已有资源禀赋基础上精准施策,有利于提升政府数据开放绩效。     

前沿经济理论视野下的数据要素研究进展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要素逐渐成为学术和政策讨论的重要议题。数据要素在要素特性、市场化机制、经济价值等方面相对传统生产要素有较大差异,对其研究亟待创新建模思路。经济学理论已经积累不少相关文献。文章着眼于数据要素的特性、市场化机制和经济价值,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从前沿经济理论文献对数据要素的建模思路入手,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分析。首先,从隐私外部性和要素报酬两个角度入手梳理了前沿文献对于数据要素特性的探讨;其次,从数据要素的产权归属和交易机制设计两个层面梳理数据要素市场化相关文献;再次,总结文献中关于数据要素的经济价值和实证评估的研究;最后,列举应用前沿理论研究数据要素的方法创新方向,展望应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数据要素实际问题的潜在思路。文章可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长三角省际合作园区合作模式研究——基于组态分析的视角

文章以跨组织合作理论为参照，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使用2008—2019年成立的长三角35家省际合作园区数据，检验了制度邻近性、地理邻近性、组织邻近性3个环境条件与目标相依性、资源互补性、治理协同性3个组织条件对合作园区绩效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产业转移型、治理型、同城化协作型3种合作园区产生高绩效；环境条件与组织条件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关系；由组织不邻近的合作方（如政企）共建的产业园区，若合作方之间目标相依性低且资源互补性低，则产生低绩效合作园区的概率明显增大。研究结果为已有合作园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为合作园区战略定位、合作方选择、内部治理机制设计等提供实践指导。     

范式局限与数字赋能：营商环境“无感监测”改革的逻辑进路——以浙江的实践为例

<正>营商环境“无感监测”改革探索了营商环境评价范式改进的逻辑进路，提供了一个行业研究的完整框架和典型案例营商环境是企业等市场主体营商办事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新世纪以来，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体系（DB体系）为基础的传统评价方法卓有成效地推动了营商环境最佳实践案例全球复制，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和经济持久繁荣。出于多因素的均衡考虑，其数据采集方式、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能力——基于资源型企业的实证研究

资源环境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是资源型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措施。基于技术开发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视角,利用2002-2012年的资源型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对技术开发能力有显著的诈向影响,表明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增强开发能力;但是环境规制水平与技术转化能力负相关,表明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阻碍了技术转化能力,因此应制定有针对性地环境规制政策。基于此,针对资源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提出了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等政策建议。     

兰西城市群要素市场化配置及实现路径

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是破除阻碍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兰西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城市群要素市场的运行机理为基础,兰西城市群坚持科学配置各类要素资源,已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但土地市场化程度较低、劳动力流动渠道不畅、资本供给较为单一、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较低、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水平偏低等非市场化因素制约了兰西城市群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应从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动资本要素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技术要素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探索建立数据要素流通规则等方面推进兰西城市群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实施,走出一条西部地区特色的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路径,为完善全国要素市场制度提供范例。     

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兼论金融的调节作用

推动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均衡发展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举措。文章借鉴樊纲等学者的市场化指数测度框架，构建了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指数，运用1999-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房地产为第一视角实证检验了房地产市场化改革、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显著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在房地产拉动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总体上金融支持对房地产市场化改革驱动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但这一正向调节效应在金融发达地区并不适用，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反而抑制了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且限购限贷等行政限制类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负向调节效应。文章的研究不仅为现有关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揭示了宏观经济"脱实向虚"风险的内在动因，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房住不炒"定位，构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提供了新的改革思路。     

数据安全视角下数据交易的激励机制——兼论数据交易平台治理模式

数据的交易与共享是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关键。不过,数字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增加了企业对数据要素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加剧了数字安全风险,导致数据要素的价值不能充分实现。本文基于数据安全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包含数据交易平台的三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引入数据交易平台在数据整合、数据交易与数据安全服务这三个维度上的决策,研究了数据交易平台的治理模式对数据交易规模、企业数字技术资本投资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数据交易平台收取的交易佣金虽然提高了数据交易成本,但亦会通过提供数据安全服务的方式增加企业数据交易的意愿,因而消费者福利、数据交易规模与交易佣金率呈现倒U型关系;其次,由于存在价格扭曲效应,数据交易规模最大化的佣金率水平要低于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佣金率水平;最后,由于价格扭曲程度的不同,相比于对买方收取佣金,对卖方收取佣金所对应的均衡消费者福利和数据交易规模更高。本文为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安全治理和数据交易平台的激励机制设计提供了参考。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兼论对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影响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因此有必要围绕数实融合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行研究。在同时考虑数字技术的要素属性和技术属性的基础上，将数字型资本、一般型资本、技能型劳动和非技能型劳动均视为中间投入，构建生产部门和技术研发部门的两部门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实融合的两种方式即“要素型融入”和“技术型融入”对实体经济发展以及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影响，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要素型融入和技术型融入均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技术型融入表现出边际作用递减的趋势；异质性分析表明，“要素型融入”对地理条件优势地区、低人力资源地区、高市场化地区与市场分割程度较低的地区实体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明显，“技术型融入”对地理条件劣势地区、低人力资源地区、低市场化地区与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实体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实融合将导致数字型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和技能型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因此公共部门应鼓励实体经济扩大数字技术“要素型融入”和“技术型融入”的范围；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及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以应对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化所导致的相关要素需求的上涨。     

市场化进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的经验研究

利用1999-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工具细化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实证分析了市场化进程、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对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显著为正,但是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建议根据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各地区市场化进程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制定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差异性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