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学术经历能提高企业分红吗？

文章选取2008-2017年沪深A股3449上市公司的23193个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分红水平的关系。研究发现，相比于高管无学术经历的企业，有学术经历高管企业的分红水平显著更高。高管的学术经历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而不是缓解过度投资的路径显著提高企业分红水平。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通过引入外部治理与企业产权性质影响因素，发现外部治理较弱、非国有企业的情况下，高管的学术经历对企业分红水平的提高作用更加明显。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回归等检验结果依然稳健。研究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与企业分红相关性的文献，发现了中国情境下影响企业分红的新因素。     

海外并购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绿色创新是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协同并进的动力,对于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考察了海外并购是否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研究发现,海外并购对企业绿色创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以及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海外并购促进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机制分析发现,海外并购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效率、降低冗余资源,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扩展分析发现,海外并购的绿色创新效应在低碳城市试点地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意味着制度安排可以促进海外并购发挥绿色创新效应;环境内部关注度较高以及研发投入强度较大的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能够获得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意味着企业的自我驱动在海外并购的绿色创新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认为,应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引导企业关注绿色技术发展动向,积极寻求促进绿色技术获取导向的海外并购机会;同时探索差异化的海外并购发展规划和环境政策规制,引导企业自身关注环境社会责任、加大绿色研发投入强度、提高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等...     

资本市场开放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在经济绿色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采用2007—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索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会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特别是实质型绿色创新,并最终提高公司价值,但这种影响会随着开放的重新限制而消失;绿色创新在同行业“陆港通”标的企业间表现为资源竞争的虹吸效应,而在地区内部则表现为溢出效应;企业ESG表现起到门槛作用,随着评级升高资本市场开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关系从抑制变为促进;资本市场开放会通过绿色引导效应和资源支持效应两条路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均能与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形成合力,在促进绿色创新中起到补充作用;而保障机制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非国有经济发展、市场竞争关系和较为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基础上的。研究结论为“陆港通”等制度的推出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何更好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从高管学术背景这一视角,探究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以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在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研发投入在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合理搭配高管团队、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ESG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下,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低碳转型的重要途径。通过以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企业ESG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提升其自身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这一影响在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高科技企业内更为突出;机制分析表明,降低融资约束、提高研发投入是ESG表现推动企业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两大渠道。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高管薪酬激励、内部控制与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均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该影响在非国有、国有企业中均存在。内部控制能增强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对不同类型的绿色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     

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金融化:抑制还是促进?

文章以烙印理论为基础,使用2007-2017 年中国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 察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从军经历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且 董事长从军经历和总经理从军经历均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区分金融化方式后发现,高管从 军经历对企业房地产金融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调节因素考察后发现,当企业为国有企业,这种 正向影响会加强;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这种正向影响会减弱。传导路径探索后发现,高管 从军经历通过提高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和企业战略激进度,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考察 后发现,高管从军经历弱化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主业发展的挤出效应。研究结论在理论上深化了 企业金融化的动因认知和丰富了管理者特质的经济后果研究,在实践上为提高高管自身决策效率 和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学非所用还是学以致用？——CEO教育经历对能源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8—2022年我国沪深A股能源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受教育程度、专业背景和海外留学经历三维视角实证分析CEO教育经历对能源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边界机制。结果表明：我国能源行业上市公司CEO呈现受教育程度高、理工科专业背景为主、工商管理专业背景为辅、有海外留学经历的较少等特征;CEO受教育程度高、工商管理专业背景和理工科专业背景均能显著提升能源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而海外留学经历不能显著影响能源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此外,受教育程度、工商管理专业背景和理工科专业背景的正向影响作用仅存在于CEO和董事长两职分离的能源企业,表明良好的内部治理环境是CEO教育经历发挥作用的情境条件。     

高管团队背景与企业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3~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验证了高管团队的人物特征与企业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高管团队具有法律职业背景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高管团队具有海外工作经历背景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给企业的人才管理提出了实际性的意见。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任期与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理解环境不确定下高管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对于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任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即当高管任期较短时,高管任期会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当高管任期较长时,高管任期会抑制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这种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存在,且在国有企业更为明显.绿色补助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绿色补助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但这种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高管人事聘任和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人工智能促进绿色创新了吗

在中国致力于实现“双碳”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背景下,基于中国2007-2021 年284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人工智能与绿色创新纳入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借助固定效应、门槛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人工智能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影响机制以及不同条件下人工智能对绿色创新影响的差异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能够赋能绿色创新,且这种赋能效果呈现边际递增到一定程度后赋能幅度下降的非线性特征。中介效应表明,人工智能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来促进绿色创新。调节效应表明,良好的制度环境和适当的政府干预正向调节人工智能对绿色创新的赋能效应。     

政府环境审计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手工整理国家审计署层面的政府环境审计数据,以 2007—2019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媒体监督较强时更显著。分析影响机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主要通过环境规制机制和环保补贴机制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其中环境规制机制表现为环境处罚力度提高和环境税收水平提升,环保补贴机制表现为环保补贴力度提高。检验经济后果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视角下的企业绿色创新不仅能够提高其环境绩效,表现出环境有效性,更能够提高其经济绩效和经济效率,表现出经济有效性。研究结论丰富了政府环境审计的有效性研究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制度因素研究,为审计部门完善政府环境审计制度以推进绿色创新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企业高管的企业家行为与创新利润

文章以我国企业转型升级和R&D价值创造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企业高管的企业家行为与创新利润的关系。分析表明:现阶段企业管理层对创新重视不够,企业高管的企业家行为不足;当前企业获取创新利润的主要创新形式是开发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但是缺少在原材料的控制、组织创新两个方面的企业家行为;年薪+业绩挂钩、年薪+股权激励是当前企业高管愿意接受的两种创新激励方式。     

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利用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来全面反映微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并梳理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八个特征事实,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内资企业、主板上市企业、有研发背景高管的企业样本中更明显。     

高管的贫困经历对在职消费的影响

除了薪酬激励等外部机制外,公司治理的研究需要将高管的内在心理特质纳入在职消费的研究中,而高管的过往经历塑造了其独特的心理特质。基于此,本文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考察高管贫困经历对其心理特质的塑造作用,探索其对高管所在企业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结论与灾后成长理论预期一致,有贫困经历的高管会降低其对物质的消费和声誉的追求,更加重视人际关系和组织的紧密联系,所在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更低。CEO 在贫困经历中形成了价值观和重视人际关系的态度的内在特质,这会替代企业设立的独立董事这一外在机制对 CEO 自利行为的监督和控制作用。这些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为企业高管的选聘和公司治理的完善提供借鉴和参考。     

经营杠杆、企业创新投入和高管持股

针对现有经营杠杆对于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存在的空缺,以2016—2019年中国A股共1350家上市制造业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经营杠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高管持股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经营杠杆对企业创新投入正相关,高管持股在经营杠杆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补充了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因素,并实证检验了高管持股可以有效解决由委托代理关系而造成的风险偏好较低的问题.     

薪酬差距激励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吗？

本文基于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发挥作用途径和机理的差异,利用2010年到2015年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分析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管外部薪酬差距的增大能够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资,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增大会降低企业创新效率;（2）企业生命周期对内外部薪酬差距影响企业创新具有调节作用,处于成长期的企业高管外部薪酬差距的增大更能够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资,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带来的企业创新效率损失较低;（3）进一步区分市场竞争环境差异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能够加强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对成长期企业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无论企业处于生命周期的何阶段,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均能够抑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     

高管特征与企业创新:文献综述与展望

企业创新行为受高管行为特征的深刻影响.针对高管特征在企业创新行为中所带来的的影响这一命题,文章尝试从高管人口特征、经历特征、性格心理特征、外部环境特征4个方面梳理现有文献,并提出研究展望,以期提供一定参考与借鉴.     

绿色金融发展促进区域创新了吗？——基于政府支持行为的研究

绿色金融发展为绿色技术创新注入了新鲜血液,是区域创新的强大引擎。基于2007—2021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探究绿色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以及政府支持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总体上能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但对原创性较强的知识创造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支持的异质性方式具有不同的滞后效应,科技支持能够最快产生正向的调节效应,而教育支持与环保支持发挥作用的滞后期较长,但其影响更为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