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置

最新的研究表明,资源误置是导致企业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本文使用1999～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采取解决了联立性和样本选择问题的OP方法计算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分析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离散程度和对其进行分解,我们刻画了中国制造业资源误置的严重程度,发现国有企业是资源误置的主要因素,行业内部的资源重置效应近似于0,进入和退出效应没有发挥作用。此外,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资源误置程度越低,并且不同地区的资源误置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有明显的收敛趋势。     

中国公共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卡尔曼滤波估计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然后通过线性回归分析检查了公共投资波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之间的关系。公共研发资本投资和全要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这可能是财政科技投入低效率造成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中国要完善财政教育投入机制。     

基于DEA的北京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

本文采用DEA模型中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北京高技术企业总体2005—2008年间技术创新活动的效率及变化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北京高技术企业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38.7%,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提升。此外,北京高技术企业及各行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技术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均有贡献。除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与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外,技术效率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均产生负作用。     

资本市场交易制度完善有助于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吗？——基于融资融券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我国分阶段逐步扩容实施融资融券制度为研究场景,考察了资本市场交易制度的完善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生产效率,为资本市场发展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结果显示,卖空机制的引入提升了标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路径检验显示,卖空机制的引入主要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提升经营效率、促进研发创新这三条路径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效应在国有企业、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媒体关注度更高及分析师跟踪程度更大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基于交易量的分析发现卖空交易强度越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而融资交易则会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卖空机制引入”这一视角理解资本市场交易制度的完善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从而为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产业政策、政府特征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探究

产业政策是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厘清产业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逻辑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在理论阐述政府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及依赖条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本文创新性地利用产业相关的中央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产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定量识别,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中的驱动作用和空间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产业政策与市场的互补作用机制,以及政府特征对产业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显著提升了地方全要素生产率,并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央层面产业政策与地方层面产业政策在促进地方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呈现出互补效应,其互补效应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产业政策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高度依赖于地方市场化程度;产业政策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进作用还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嵌入性”特征。     

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市场竞争、企业创新与中间品进口渠道的实证考察

基于2009～2019年中国海关和财务数据库匹配的701家上市公司数据,文章考察了汇率变动对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框架分析了市场竞争、企业创新与中间品进口渠道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会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汇率变动会通过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这两种中介机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前者的中介程度为1.457%,后者的中介程度为49.181%,而中间品进口渠道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在汇率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非国企、制造业以及大规模企业的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的中介程度较为显著。鉴于此,增强汇率弹性、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提高企业创新动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推动作用。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金融化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

为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解决低效率和金融化的问题,文章选择国有制造业上市企业2008-2017年间的样本数据,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金融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引入非国有资本提高了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却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挤出效应,在规模较小、盈利能力较弱或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中挤出效应更明显。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非国有股东会基于套利目的,带动金融化程度的提升。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建议进一步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制度,改变企业资源配置方式,矫正资源误配格局,在帕累托改进的路径中推进改革,保证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市场准入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负面清单的证据

本文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试点政策作为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交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市场准入管制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实施有助于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排除同期重大政策干扰、缓解自变量识别以及考虑不可观测因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渠道在于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效率和促进产品市场竞争。在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效率渠道方面,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要得益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金融市场抑制的矫正。异质性检验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在市场分割程度严重、地方保护水平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研究表明降低市场行政准入壁垒对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能否持续:基于企业生产率动态变化的分析

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是生产效率的提高。本文运用增长核算法(growth accounting)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1995—2002年37个两位数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趋势。研究发现:(1)1996～2002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平均为11.5％,而 TFP 的行业加权年均增长率为6.8%,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显示大中型工业的增长可以持续;(2)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资本深化分不开,工业产出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资本增长放缓及从业人数的绝对减少;(3)从行业分布来看,开放程度高、竞争程度高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快,而高垄断、开放程度低的行业生产率增长慢,甚至出现下降的局面。     

政府财政压力下土地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土地资源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问题。从土地资源错配的视角,利用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测算了各地区劳动增强型生产函数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了比较分析。利用面板数据动态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长短期异质性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呈现东部向西部递减的特征;短期内,土地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短期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土地出让收入的“财富效应”和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来实现;长期的负向影响,主要通过土地资源错配因对研发投入、二产占比和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而产生。研究表明,短期内,土地资源错配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从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不利于地区双创生态发展,抑制行业生产效率,挤出居民消费,进而影响区域发展质量。     

国家高新区设立能够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261个地级市TFP分解数据的路径分析

国家高新区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载体，文章利用2001-2014年我国261个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渐进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内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从TFP的分解项来看，高新区设立促进了所在城市规模效率提高，却抑制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上述作用具有显著城市等级异质性，在高行政等级城市设立高新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运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土地转让数据、城市专利数据等进行机制分析发现，企业间资源错配和土地价格扭曲降低了技术效率，而技术创新下降和产业升级钝化是抑制技术进步的主要机制。     

进口竞争、企业退出和进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水平逐渐提高,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进口竞争成为影响企业退出和进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文章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首先,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了进口竞争对企业退出和进入的影响,发现进口竞争较大程度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退出,而没有显著地影响企业进入;其次,考察了进口竞争和企业更替对存活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进口竞争和企业更替均显著提高了存活企业生产率;最后,基于对总量生产率变化的DOP分解,分析了进口竞争对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口竞争通过引致企业退出显著促进了总量生产率增长。文章认为,无论从微观还是总量层面看进口竞争对淘汰低效率企业和促进总量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工业企业的增长动能、配置效率与经济利润

传统宏观经济增长的分解框架仅仅关注微观的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无法识别要素层面的这两种效应以及两种要素的经济利润。为此，文章借助一个新的基于要素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框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增长动能、配置效率以及经济利润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是其产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结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产业以及不同地区均适用。中国工业企业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移。（2）企业自身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增进效应贡献最大，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抑制效应大小来看，其抑制作用抵消了企业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具体到资源配置效率程度大小来看，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资本配置效率年均恶化程度至少是劳动配置效率的两倍，而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微弱。（3）就要素获取的经济利润份额来看，资本占优，高达3.2%，资本利润是劳动利润的至少四倍，劳动利润的上升极为有限。民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中东部地区企业获取了更大的资本利润，而外资获得了更多的劳动利润，体现了外资进入中国的战略取向。东部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说明其反哺中西部地区的必要性。     

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FDI的技术溢出渠道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逐步形成这一独特背景,运用中国制造业2001-2007年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FDI通过前、后向联系和水平联系等渠道对中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出了以下重要结论:(1)只有高强度的国内R&D投入才能促进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提升;(2)在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FDI通过前、后向和水平联系三个渠道对中国整体制造业内资企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水平;(3)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的FDI通过前向溢出渠道提高了高技术行业和低资本劳动比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后向溢出渠道提高了低出口外向度行业和高资本劳动比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通过水平溢出渠道提高了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异质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要素配置效率——基于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1998～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OP法估算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通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特点的深入研究,分析我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的状况：2001年入世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快速的贸易自由化阶段,短期通过企业的退出和进入机制促进了要素在制造业行业内、企业间快速自由流动,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由此促进生产率提高。但是长期来看,贸易自由化没有促进要素配置效率的明显提高,有些行业甚至出现倒退。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最低,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要素配置效率最低,民营企业生产率居中,要素配置效率却是最高的,再次证实了民营经济是我国最为活跃的经济主体。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有更高效的要素配置效率,因而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跟Melitz（2003）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的现象。从东中西区域看,东部地区企业生产率均值最高,要素配置效率也最高,但区域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进口种类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贸易品种类增长的福利内涵和Feenstra(1994)开发的测度进口种类变化的技术方法,利用CEPII的BACI数据库1995~2005年HS-6位数微观国际贸易数据,从种类变化的角度考察了进口贸易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精确机制。我们发现,进口种类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大部分上游行业进口种类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水平效应),而大部分行业自身进口种类的增加未能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直接竞争效应)。两种效应的影响机制和作用程度的差异取决于进口来源国和行业的技术水平。     

异质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要素配置效率——基于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1998~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OP法估算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通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特点的深入研究,分析我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的状况:2001年入世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快速的贸易自由化阶段,短期通过企业的退出和进入机制促进了要素在制造业行业内、企业间快速自由流动,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由此促进生产率提高。但是长期来看,贸易自由化没有促进要素配置效率的明显提高,有些行业甚至出现倒退。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最低,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要素配置效率最低,民营企业生产率居中,要素配置效率却是最高的,再次证实了民营经济是我国最为活跃的经济主体。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有更高效的要素配置效率,因而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跟Melitz(2003)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的现象。从东中西区域看,东部地区企业生产率均值最高,要素配置效率也最高,但区域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中国工业行业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收敛性

文章采用非期望SBM模型测算了2002-2012年中国工业行业的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根据效率值对工业行业进行了分类,然后分析了工业行业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收敛性及其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工业各行业的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差异比较明显,极差约为0.3;中国每年工业行业整体的能源效率为0.61~0.73,即节能潜力为27%~39%;工业整体、高效率行业和低效率行业都呈现出显著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的特征,表明工业行业整体的能源效率差异在缩小;一般效率行业只呈现出条件收敛,即这类行业收敛于自身的稳态;行业规模、研发投入和资本深化等指标对工业行业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     

发达地区城市工业用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绍兴市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文章以浙江绍兴市6个县(市、区)工业用地为研究对象,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各地工业用地效率、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时空特征,并构建回归模型研究工业用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用地的区位特征明显区别于住宅、商服等行业,用地效率与工业用地管控、产业转型、投资结构、科技创新等紧密关联;地方政府供地和投资政策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着较强关联性,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工业用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工业研发投入、工业企业规模、工业土地持有成本和工业行业集聚度。在此基础上,从实施技术驱动发展模式、改革土地出让方式、促进企业适度规模经营、推进产业有效集聚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研究——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因素的分析

本文实证研究的结果发现,中国现阶段分行业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地高于外资企业和行业平均,这与先前文献所得到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结论完全相反,对固有观念提出了挑战并为国有企业的效率及改革成就提供了证明。通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3~2008年行业加总的国有企业实证核算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分解,并与外资企业和行业平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绝对优势,但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的贡献;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较低。故而政策上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和激励,进一步提高技术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