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游企业数字化可以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供应链溢出的视角

当前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关联主体的溢出效应。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客户和供应商逐一匹配的供应链条和企业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专利大数据,首次从产业关联的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的微观机理。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特别是当上游企业规模较大、具有国有性质、知识存量较为丰富,或其所在行业市场竞争度较高、需求量较大、污染密集度较高时,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创新的牵引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上游企业提高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和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能力,进而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向溢出效应的影响下,上游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质量提升;不仅对企业策略性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对实质性创新产生“杠杆效应”;但在现有阶段,上游企业绿色创新主要还是集中在生产的过程管控和末端治理环节,还未深入到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的源头预防阶段。文章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建立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企业生命周期与突破性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本文使用2007-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识别企业数字化相关无形资产占比构建微观层面数字化指标，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于突破性创新的作用。研究表明：整体而言，企业数字化对于突破性创新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进一步的分样本回归显示，数字化促进了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并且这种提升效果在制造业、高科技行业更为明显。进而，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数字化与企业创新间的因果关系，所得结论一致。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通过融资纾困、推动产学研协同研发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本文结论对于当前深入推行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赋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微观体现,在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爬取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构造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标,从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来全面反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还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在作用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管理性交易成本机制并不显著。（3）异质性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西部地区企业,对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结论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     

企业数字化转型、容错机制与研发创新

对企业创新失败的容忍是激励管理层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条件。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容错机制”视角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内在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水平的提高。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了管理层因创新失败导致的薪酬降低和职业生涯风险，有效地提高了企业对管理层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证实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容错机制”激励企业创新这一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较差、高管持股数量较低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最后，创新产出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发明专利的增加，有助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创新。本研究丰富了管理层创新激励的相关文献，为如何提高管理层的创新积极性以及高质量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数字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问题值得研究。文章以2016—2020年沪深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从个体企业层面,探究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并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都保持了显著;中介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通过改善生产活动,提高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在中介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组织管理和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管理层权力和企业技术水平都显著增强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提升的中介效果。具体而言,管理层权力较高的企业,数字化的中介促进效果要比管理层权力较低的企业高10.13%;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数字化的中介促进效果要比技术水平较低的企业高25.82%。文章提出,在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的过程中,管理者应当重视对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保证资源的供给,同时营造鼓励创新、崇尚技术、支持变革的氛围;政府则应当在提供财政补贴、政策倾斜的同时,加强对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支持,降低制造业企业获取针对性技术的门槛,推动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进口?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外贸发展成为实现高质量国际循环的关键抓手。文章采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的合并样本，系统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进口贸易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进口规模，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的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企业所在地区、贸易方式以及产品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作用渠道方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促进企业进口增量提质，并且数字化转型同时通过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渠道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提升；拓展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进口可能性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进口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对于推动中国数字经济与进口贸易融合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数字化转型能否推动中国企业进口扩大——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积极扩大进口对助推我国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促进贸易平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通过整合2007—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其与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提取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合并，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规模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张，且这一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减特征，对进口规模较小的企业最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推动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和生产规模扩张三个途径来促进企业进口，从进口构成上来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额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国家层面和产品层面的进口集约边际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产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推动了出口企业、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中间品的进口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还有助于提升企业进口概率、延长进口持续时间以及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和技术类产品进口份额。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主动扩大进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城市5G技术试点建设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制造企业的实验证据

万物互联的时代，5G技术的优势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数字化转型。文章基于2014—2021年中国974家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PSM-DID方法评估5G技术试点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区域数字金融水平、行业技术能力和企业数字吸收能力三种不同层面的情境因素在其中发挥的权变作用。研究发现：5G技术试点建设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区域数字金融水平、行业技术能力和企业数字吸收能力能有效帮助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研究对于助力中国广泛推进5G技术建设，并依据不同情境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和理论借鉴作用。     

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利用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来全面反映微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并梳理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八个特征事实，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内资企业、主板上市企业、有研发背景高管的企业样本中更明显。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基于结构方程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文章以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挖掘方法获取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各阶段对制造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并构建基于结构方程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企业财务绩效的多重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的两个阶段,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化商业模式转型都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企业财务绩效,其中数字化商业模式转型的绩效提升作用更强;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人力资本使用效率和增加技术创新产出的路径促进制造企业财务绩效提升,通过增加交易成本和增加技术创新投入的路径抑制制造企业财务绩效提升;情境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更高以及环境动态性更强的样本中,对制造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更明显的提升效应。     

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本文利用2012-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从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区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对衰退期企业影响较小。进一步细分样本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成长期和成熟期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并且显著促进了成长期和成熟期制造业企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和渐进性技术创新。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通过提升成长期制造业企业冗余资源水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并且激励了成长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从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政府如何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创新扶持和激励政策提供借鉴和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应——来自财务重述的证据

由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所推动的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发展赋予了新动能，同时也给公司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降低财务重述的发生概率，其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增加高管联结度三条途径减少财务重述，且当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或面临并购压力、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压力、融资约束时，会弱化数字化转型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先进技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对完善公司治理具有参考和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OFDI行为：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7～2017年Wind数据库、BvD-Zephyr数据库和FDI Markets数据库匹配得到的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OFDI倾向和能力,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首先,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工业企业尤其技术密集型企业OFDI行为的推动作用更明显;相较于绿地投资模式,数字化转型更有助于企业采取跨国并购方式进行对外投资。其次,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减少融资约束水平促使企业OFDI。最后,数字化转型推动的OFDI提高了企业所在供应链下游环节的稳定性,但对供应链上游环节稳定性的影响十分有限。文章旨在为中国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国际化选择策略提供新证据,并致力于为提高中国供应链稳定性提供政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高创新绩效？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的关键。该研究基于2007-2022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大规模数据样本,采用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等统计方法,探讨了企业数字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期揭示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如何通过技术应用与管理创新提升创新能力,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运营创新绩效和市场创新绩效,其中不仅直接影响显著,还通过管理赋能、投资赋能、营运赋能和劳动赋能等多重内在机制间接促进了创新绩效的提升。该研究发现不仅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实践中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策略建议。     

自贸区设立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自贸区政策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异质性检验表明，自贸区设立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较强；从影响机制看，自贸区通过增强技术创新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地，调节效应揭示了营商环境优化在贸易便利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数字金融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构建2011—2019年省际层面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数字金融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其分指数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创新激励作用与总指数保持一致,而数字化程度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表现出一定的抑制作用;数字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普惠性,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对欠发达地区和国有企业占比较小地区的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路径机制与实证考察

为研究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选取全国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港澳台地区）2013—2022年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实证方法检验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与区域异质性,并验证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 间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高层管理团队数字知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角色理论视角

文章基于角色理论视角，借助2010—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履历数据，分析了高层管理团队数字知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重点讨论了两者的边界条件。研究表明：数字知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在行为整合框架下，CEO职业背景、CEO-TMT交互和CEO权力均正向调节两者关系，经稳健性检验后，上述关系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团队断裂带的存在会阻碍团队成员的信息交流，从而抑制高层管理团队数字知识的转化；基于知识基础观发现，企业层面的技术吸收能力能够促进团队数字知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数字变革下高层管理团队准确理解并正确履行自身角色和职能提供借鉴。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技术革新、数字能力革新以及数字效益革新3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测度,应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逐年提高,且东部地区最高,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依次降低。人口老龄化总体上会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积极影响,并且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作用较强,而东部地区作用较弱。人口老龄化对数字能力革新与数字效益革新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数字技术革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减少劳动力供给、倒逼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增加居民储蓄来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但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据此,提出了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完善劳动力市场体制和加快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等建议。     

非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生产效率差异分析——基于A股上市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选取2010—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非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我国非工业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传导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非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从异质性分析来看，中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性高于其他规模企业，国有企业的显著性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显著性高于其他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显著性高于其他地区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五个行业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两个行业企业的生产效率有显著抑制作用，对教育等七个行业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