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企业创新驱动了上游企业探索式创新吗？——创新的反向传导效应研究

供应链网络中,下游客户企业和上游供应商的创新行为相互关联。本文通过匹配中国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分析供应链网络中“自下而上”的反向创新传导效应。研究发现：（1）客户企业创新会向上游反向传导,对上游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有促进作用；（2）在市场需求诱导机制的作用下,客户企业创新通过提升自身议价能力和提出更高、更稳定的产品技术需求,促进上游企业的探索式创新；（3）在技术知识扩散机制的作用下,客户企业创新显著提升上游企业知识技术能力的多元化程度,促进上游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创新传导效应具有一定的方向性,不存在“自上而下”的探索式创新传导效应。而且,当上游企业响应市场需求的能力更强或者知识全局凝聚性更低、局部凝聚性更高时,以及客户企业与上游企业地理距离较远、客户企业所在行业信息环境较好时,创新的传导效应更强。本研究为企业充分挖掘供应链关联的创新效应和探究探索式创新的新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是否降低了实体投资？——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其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其实体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且高科技企业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比非高科技企业更明显,是因为高科技企业更多地将资金用于创新投资.为了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倾向,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建议加强金融监管,大力实施供给侧改革,提高实体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金融资产配置与股价信息含量

股价信息含量作为资本定价效率的重要体现，其对于抑制"脱实向虚"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起着关键作用。文章着眼于我国企业大量配置金融资产这一现实，探究了其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金融资产具有"盈余管理"功能，管理层可能出于"盈余管理"动机配置金融资产，恶化公司信息环境，最终降低了股价信息含量。具体而言，企业通过操纵金融资产确认类别、公允价值估值及终止确认等方式达到盈余管理目的。当公司盈余管理动机较为强烈时，金融资产对股价信息含量的降低作用更加明显。完善的法律体制及有效的内部治理有助于缓解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文章结论为我国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提供了新解释，揭示了"脱实向虚"作用于实体经济的路径，同时丰富了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为推动我国会计准则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企业金融化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选取2013—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企业金融化程度对企业创新总投资及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会显著抑制创新研发投入,特别是探索式创新研发投入,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显著,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抑制效应。研究结论对抑制企业“脱实向虚”现象、促进企业提高创新能力、贯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现金持有——现金股利视角的新解释

研究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系统探讨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降低.深入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影响主要通过现金股利渠道发挥作用,即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企业持有的现金更多用于支持现金股利分配,籍此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进一步研究排除了投资机会与代理成本等潜在干扰因素的影响,并且结合产权性质差异的分析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于非国有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一方面基于不确定性视角为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现金管理策略提出了新解释——现金股利渠道,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策略;另一方面也说明货币政策频繁调整所导致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很可能是加剧实体经济经营风险的宏观诱因.     

企业金融化期限结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金融化期限结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投机套利”动机,会对实体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的目的不明确,对实体投资产生的作用不显著;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主要是“投机套利”动机,会显著抑制实体投资。     

数字金融、外部监督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文章从数字金融的视角出发，以2011—2020年我国非金融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数字金融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且在分析师关注度、研报跟踪数量及机构投资者持股的监督治理下，数字金融对影子银行业务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下，数字金融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降低作用仍然显著；作用机制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两条路径来改善企业对影子银行融资渠道的依赖性，进而降低企业影子银行化。研究结论可为抑制非金融企业在金融领域的扩张和防止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提供经验证据。     

企业涉房投资与员工薪酬差距

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涉房投资行为对内部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其一,企业涉房投资显著加大了高管人员和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降低了普通员工的平均薪酬水平,提高了高管人员的平均薪酬水平,多种稳健性检验和控制内生性后的工具变量回归均支持这一结论。其二,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企业涉房投资扩大薪酬差距是由议价能力效应、代理成本效应和资源挤占效应的联合作用所致。其三,企业涉房投资对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多集中在货币紧缩时期和企业成长期、衰退期,对作为实体经济核心部门的制造业的影响要大于对非制造业的影响,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薪酬差距影响方式也不尽相同,国有企业主要是通过提高高管薪酬水平来实现,而非国有企业主要是通过降低普通员工薪酬水平来实现。其四,涉房投资对薪酬差距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可逆性,未来能够通过抑制企业涉房投资倾向有效调控薪酬差距。本文的研究对引导企业“脱虚向实”以及优化企业薪酬安排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增值税降率对企业绩效与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兼论增值税降率微观传导过程中的企业异质性问题

流转税的"税负转嫁"特征和现实企业的"议价能力"使理论上完全价外中性的增值税变为现实中的价内非中性,导致增值税降率微观传导机制"黑箱"。文章利用2015-2019年分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2018年增值税降率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研发行为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现实中的增值税是价内非中性而非理论上的完全价外中性;降率的"抵扣冲减效应"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直接负向作用显著,而降率的"收入效应"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间接正向作用却不显著,最终降率政策"抵扣冲减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减少了固定资产投资;降率显著促进了"强势企业"的研发行为,对"弱势企业"无显著促进作用;降率节约了管理性交易成本的同时却导致政治性交易成本增加。妥善处理好增值税降率微观传导过程中的企业异质性问题,尤其是保护好降率过程中可能受损的中小企业是落实好普惠性减税的关键。     

下游企业数字化可以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供应链溢出的视角

当前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关联主体的溢出效应。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客户和供应商逐一匹配的供应链条和企业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专利大数据,首次从产业关联的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的微观机理。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特别是当上游企业规模较大、具有国有性质、知识存量较为丰富,或其所在行业市场竞争度较高、需求量较大、污染密集度较高时,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创新的牵引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上游企业提高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和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能力,进而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向溢出效应的影响下,上游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质量提升;不仅对企业策略性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对实质性创新产生“杠杆效应”;但在现有阶段,上游企业绿色创新主要还是集中在生产的过程管控和末端治理环节,还未深入到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的源头预防阶段。文章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建立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如何服务实体经济

如何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如何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让资金回归实体经济、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专家把脉建言——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发展——基于后向关联效应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发展存在催化作用,FDI通过产业关联促进东道国产业升级,经验研究表明其后向关联效应较前向关联效应有更大显著性。本文在跨国公司、东道国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三者之间建立理论模型,分析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后向关联效应的影响因素,得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后向关联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下游企业之间的技术差异。     

征税能抑制企业涉房投资吗——兼论“脱实向虚”的另一条路径

近年来企业过度持有不动产的涉房投资倾向引发广泛关注，也背离了"脱虚向实"的政策导向。文章基于土地增值二次分配理论，利用2007-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考察了持有环节和转出环节税收对企业涉房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因为税基不能随房地产市场价值灵活升高，造成持有环节的房土两税表现出一定的累退性特征，从而无法有效抑制企业涉房投资；相比而言，转出环节的土地增值税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涉房投资倾向。进一步基于省级宏观面板数据的非对称反应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当前各地区土地增值税的征管力度受到地方政府的刻意操控，出现了相邻省份之间的标杆竞争现象，特别是省份间的竞低效应尤其突出，这对有效发挥土地增值税的作用产生了不利影响。文章的研究对未来进一步完善税制改革和引导企业投资"脱虚向实"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税收征管、税收优惠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

文章基于2009年—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金税三期”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DID模型考察加强税收征管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加强税收征管增大了企业财务困境风险。作用机制分析显示,加强税收征管产生了两种不同作用：一是通过抑制过度投资、降低代理成本产生“治理效应”,降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二是通过增加企业税负产生“成本效应”,增大企业财务困境风险。总体来看,税收征管的“成本效应”影响更大,最终导致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增大。税收优惠能够削弱税收征管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负面影响。今后应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体系改革,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积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政策解析

我国房地产企业要缴纳的课税种类繁多,包括了土地增值税和营业税等多个税种,房地产企业的整体税负占到了其营业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中,土地增值税是我国房地产企业所缴课税中的重要税种,在我国房产企业营业总额中占有重要比重。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并实施了《关于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后,土地增值税由“清算制”代替了先前的“预征制”。这样,可以通过对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土地增值税进行纳税筹划来降低我国房地产企业的总体税负,可以明显地提高我国房地产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并有效地改善我国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环境。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七项举措

近几年我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相当明显。虚拟经济可以说异常火爆,实体经济则相对衰退,形成“冰火两重天”。经济脱实向虚的原因,一是超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流动性过剩,部分资金必然流入资产市场进行炒作。2008年M2还不足50万亿,如今接近110万亿,5年时间翻了一番。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核心原因也是流动性过剩。二是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国际投机热钱利用汇率升值无风险套利,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推动资产价格上涨。贸易顺差和出口数据里,也隐藏着部分套利热钱。三是实体经济许多行业产能过剩,迫使企业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和金融投机领域,以牟取比实体经济高得多的投资收益。     

国资委巡视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了吗？来自企业金融化的经验证据

国有企业是实体经济的顶梁柱,如何确保国有企业聚焦主业、防范国有企业“脱实向虚”是国资监管的重要命题。现有研究聚焦于股东异质性对国有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但却忽视了国资委巡视这一新兴监督方式的重要作用。基于手工收集的国资委巡视数据,研究发现,国资委巡视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的金融化,促进了国有企业的“脱虚向实”;加强党组织领导、优化公司治理是国资委巡视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显示,国资委巡视的治理作用在集团内地位较低、外部关注较少以及整改意愿更强的企业中更明显。文章为评估巡视监督的有效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推动国有企业“脱虚向实”、助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有益启示。     

重塑实体经济,路径需从产业链中寻找

我认为,制造业没有转型与升级的概念,制造业只有转移与做强的概念。中国制造业正在从产业低端的制造向满足中国市场、消费者需求的价值创造发展。制造业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链,甚至是一张网,实体经济的重塑路径需要从产业链当中去寻找。是否有利润率,取决于在产业链中是否有议价的能力。像格力电器做到千亿销售的规模,它在整个产业链里,事实上整合了很多零部件制造企业,这样企业才能真正创造利     

高管股权激励可以促进企业“脱虚向实”吗？——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高管股权激励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意愿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低,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技术市场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也较显著。研究结论对实体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优化投资决策,对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一定启示。     

公司特质不确定性与创新投资

为理解中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长短期投资错配问题，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季度数据，实证分析公司特质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和创新投资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公司特质不确定性对非金融企业的创新投资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而且上述结果主要受到民营企业、制造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的驱动。在机制分析中，公司特质不确定性上升使得非金融企业增加配置金融资产，但减弱其股东价值导向；同时企业金融化（金融资产配置和股东价值导向）对创新投资有显著负向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表明，对于中国当前稳预期、重实体与促创新的政策措施应当采用系统性的思维考察，要充分考虑到其复杂性与动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