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能否提升企业专利质量？——基于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视角

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政策，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是实施该政策的首要环节，直接决定其能否有效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进而影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本文基于200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匹配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数据、海关进出口数据和专利数据，采用处理效应模型检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且在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视角下，研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通过改变企业对内和对外研发投入决策影响企业专利质量变化的机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能有效拓展企业专利知识宽度，提升企业专利质量。这种提升作用仅对政策不敏感的高新技术企业(未使用研发操纵手段)有效，而对政策敏感的高新技术企业无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促使企业增强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主要向境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增加对外研发投入，将更多外部知识引入企业内部；同时促使企业主要通过减少资产性支出来缩减对内研发投入。我国需进一步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体系，以便企业与创新链上游主体合作开展内向型开放式创新。     

媒体宣传、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本文收集了中国省级官方媒体对知识产权的宣传倾向信息和企业层面的专利数量和质量信息,经验检验了官方媒体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官方媒体宣传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不仅促进了企业专利数量的增长,还推动了专利质量的提升;官方媒体宣传能更好地激励政府治理或经济环境相对较弱地区企业的创新,具有典型的“扶弱效应”,媒体宣传提高了弱势企业的信息获取与分析能力,使作为公共产品的政府态度和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本文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应加大官方媒体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力度,更好发挥“软促进”政策的创新激励作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城市创新行为改善生态效率了吗？——基于空间关联与溢出视角的考察

文章在理论层面探讨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并基于城市空间关联与溢出视角，采用我国2007-2016年260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多维度的城市异质性。进一步地，文章还通过对不同距离阈值上的创新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估计，测算了创新空间溢出的距离边界，检验了创新空间溢出驱动城市绿色发展的最佳地理距离区间，从而为增强区域创新合作以提升区域整体绿色发展水平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量化依据。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创新具有的增长效应、资源与环境效应、结构优化效应是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改善的重要途径，且产出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驱动效应强于投入端创新；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市异质性，依赖于城市区位、所在城市群、环境政策、资源禀赋、创新能力和市场化水平；城市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空间溢出随距离变化呈衰退趋势，350公里以内为创新活动的密集溢出区；生态效率也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越发达且联系越紧密、要素流动越自由、创新对生态效率驱动效应越强的地区，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也越强。因此政府应完善创新激励政策、为创新外溢创造良好条件、注重引导创新的方向，并根据区域及城市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策略。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改革促进了民营企业创新吗——基于2018年政策调整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主要受益群体。文章实证检验了2018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改革对民营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提升政策强度对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和创新产出质量均有显著的激励效果。这些效果存在行业、规模、技术类型、生命周期等方面的异质性：在创新投入方面，对非制造业民营企业、非大型民营企业、高新技术民营企业、成熟期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激励效果更大；在创新产出方面，对非制造业民营企业、非高新技术民营企业的创新产出激励效果更大。针对激励效应及异质性分析结果，文章建议，将2021年政策的扣除比例适用范围扩大到负面清单之外的全部企业；在适当的时机，可继续提高扣除比例，尤其是对中小企业，以促进民营企业释放更大的创新动能；强化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导向性，针对不同类型研发项目费用设置不同扣除比例。     

政府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来自上海的微观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利用1996年至2004年上海市125个高新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上海市科技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专利产出影响与效果。本文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科研能力即R&D人员比例以及R&D投入强度水平对其专利产出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专利产出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发现政府资助和税收减免政策对于提高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专利产出能力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政府资助和税收减免政策对其专利产出却都存在一个门槛效应。     

银行竞争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

推动外商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溢出作用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竞争行为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竞争显著促进了FDI技术水平溢出、后向和前向溢出。该结论在不同企业异质性和银行业结构特征中表现出差异。从影响渠道看，银行竞争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创新效应、企业进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FDI技术溢出产生影响。此外，有证据显示银行竞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行业间FDI引致的负向竞争效应和锁定效应。本文的研究对促进外资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引资政策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产业政策、供应链溢出与下游企业创新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产业政策的创新激励效果在当前阶段尤其值得关注。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供应链的独特场景，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首先，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溢出效应，底线估计大致相当于产业政策直接效应的40%左右，以往研究只关注直接效应而忽视溢出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产业政策在推动企业创新方面的实际效果。其次，文章提出并识别了知识溢出效应和财务溢出效应两个潜在影响路径，进一步发现知识溢出对下游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更大，而财务溢出对下游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更大。再次，产业政策通过供应链溢出效应对下游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供应商-下游企业地理距离较近、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以及地区制度质量较好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这进一步强化了文章的机制逻辑。最后，产业政策通过供应链溢出效应促进下游企业创新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国家产业政策层面。文章从供应链溢出效应视角进一步丰富了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对更全面地评估并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创新激励效果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基于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

国家“十四五”规划将创新确定为现代化全局建设的核心地位,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是政府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政策,但该政策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尚需要实证检验。因此,以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使用分位数回归和门限回归重点研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可以通过税收减免、现金奖励和政治背书等途径显著激励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对创新投入水平较低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影响更显著;相较于大规模企业,该政策更能促进中小规模企业的创新。     

研发投入同群效应促进了企业创新“增量提质”吗？

同群企业间研发投入环节的相互学习与模仿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14—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研发投入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同群效应能够增加企业创新数量并提高创新质量；研发投入同群效应具有微观层面企业内部经验互补作用和宏观层面创新激励政策互补作用,更有助于研发经验少的企业以及获得政府创新补贴低的企业增加创新数量和提高创新质量。进一步异质性检验表明,行业竞争程度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越高,研发投入同群效应越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以及创新质量的提高。相关研究结论对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如何利用研发投入同群效应来实现企业创新的“增量提质”具有启示意义。     

开放式创新视角下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获取途径研究

在Chesbrough提出的开放式创新基础上,文章运用高技术产业1998—2008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内部和外部获取途径对我国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内部研发、国外技术引进、出口学习效应、用户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FDI技术溢出在激励企业创新的同时,也存在负面效应;购买国内技术并没有对我国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产生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了若干加快提升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关键高管薪酬差距、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数据

高新技术企业是否应该采用差异化的薪酬制度来激励企业高管开展高风险的创新活动？为验证这一问题，文章以2015—2019年中国A股高新技术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锦标赛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考察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从管理者的心理特征视角出发，探讨了风险偏好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具有锦标激励作用且该作用表现出一定的分位异质性，验证了锦标赛理论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中的适用性；同时，风险偏好会显著调节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发现，上述关系及调节效应在非国有及“非两职合一”的高新技术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OFDI有助于赋能“中国智造”吗?:基于企业微观产品层面的经验数据分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是学界、业界普遍关注的重点议题。文章以OFDI企业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5～2020年上市企业产品智能化数据，运用倍差法系统探究OFDI赋能“中国智造”的作用效果与影响路径。研究发现，OFDI显著提升了企业产品智能化生产倾向性和产品智能化种类，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此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较于民企和外企，OFDI赋能“中国智造”对国企的激励作用更为凸显；相较于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OFDI赋能“中国智造”对成熟产业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企业年龄与产品智能化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表明OFDI赋能“中国智造”对于处于“成长”或“成熟”期的中国企业恰逢其时。影响路径的三重差分结果表明，逆梯度下OFDI赋能“中国智造”可借助创新激励效应和成本优化效应实现；顺梯度下OFDI赋能“中国智造”的创新激励效应并不显著，但成本优化效应更为凸显。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企业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及智能化转型升级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启示及借鉴意义。     

下游企业数字化可以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供应链溢出的视角

当前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关联主体的溢出效应。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客户和供应商逐一匹配的供应链条和企业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专利大数据,首次从产业关联的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的微观机理。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特别是当上游企业规模较大、具有国有性质、知识存量较为丰富,或其所在行业市场竞争度较高、需求量较大、污染密集度较高时,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创新的牵引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上游企业提高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和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能力,进而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向溢出效应的影响下,上游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质量提升;不仅对企业策略性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对实质性创新产生“杠杆效应”;但在现有阶段,上游企业绿色创新主要还是集中在生产的过程管控和末端治理环节,还未深入到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的源头预防阶段。文章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建立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R&D Efficiencies, Technical Spillovers and R&D Subsidies

在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了存在技术溢出情况下政府的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的研发策略.结果表明,无论是实行竞争型创新补贴政策还是合作型创新补贴政策,政府都应该优先补贴那些低成本、高效率的创新行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国家的创新补贴水平,但是技术溢出本身对创新补贴的影响却具有不确定性.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贸易便利化的实施与高技术溢出提高了消费者剩余与国民福利水平.贸易壁垒虽然强化了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垄断,但是,在考虑了政府的创新补贴政策后,具有创新激励的企业实际上更倾向于自由贸易结果,因此,相对于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创新补贴政策可能更容易促进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研发效率、技术溢出与政府的创新补贴

 在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了存在技术溢出情况下政府的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的研发策略。结果表明,无论是实行竞争型创新补贴政策还是合作型创新补贴政策,政府都应该优先补贴那些低成本、高效率的创新行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国家的创新补贴水平,但是技术溢出本身对创新补贴的影响却具有不确定性。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贸易便利化的实施与高技术溢出提高了消费者剩余与国民福利水平。贸易壁垒虽然强化了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垄断,但是,在考虑了政府的创新补贴政策后,具有创新激励的企业实际上更倾向于自由贸易结果,因此,相对于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创新补贴政策可能更容易促进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宁波高新技术企业扶持政策的对策建议

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有效扶持和引导高新技术企业持续稳定发展，不仅为地区创新提供了动力，而且其创新溢出效应也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来源。宁波近年来，密集出台了各类高新技术企业扶持政策，效果显著，但同时在政策实施细则出台、政策的连续性及针对性等方面也存在诸多短板。本研究着重分析了宁波高新技术企业扶持政策中的主要短板，并提出了主要参考对策。     

跨国企业在华研发活动对我国高科技行业创新的影响

本文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别从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角度,对我国1995～2009年19个高科技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在分析了跨国企业创新影响东道国企业创新机制和渠道的基础上,具体度量了示范联系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和竞争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的长期和短期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只有人力资本效应在长期可以对我国企业的产品创新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综合而言,跨国企业在华研究开发活动还具有较明显的市场冲击效应,给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带来了负面作用。     

企业金融化、社会责任与创新投入——基于金融渠道获利能力门槛效应的再审视

为深入探究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产生的创新不足问题，实现“质量追赶”和“创新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文章使用2010—2020年沪深A股1 847家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直接影响，重点分析金融化挤出创新投入的非线性特征，并进一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具有挤出效应；企业的金融渠道获利能力发挥了显著的门槛效应；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弱化了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研究结论为有效防范过度金融化给企业创新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新思路，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政策参考。     

跨国企业在华研发活动对我国高科技行业创新的影响——基于面板VAR的分析

本文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别从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角度,对我国1995～2009年19个高科技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在分析了跨国企业创新影响东道国企业创新机制和渠道的基础上,具体度量了示范联系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和竞争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的长期和短期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只有人力资本效应在长期可以对我国企业的产品创新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综合而言,跨国企业在华研究开发活动还具有较明显的市场冲击效应,给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带来了负面作用。     

技术并购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上市企业2009-2021 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以风险承担能力为调节变量，考察了技术并购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较强，但企业创新效率较低；科研人员的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贡献大于研发资金投入，属于知识型增长；技术并购有利于增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但技术并购对企业创新效率有消极影响；将风险承担能力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检验发现，风险承担能力较高，能够有效增强技术并购规模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降低技术并购规模对企业创新效率的负向影响，但对技术并购次数与企业创新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得出相关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