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参与治理、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8年沪深A股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手工搜集的党组织治理数据,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2)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或者经理层治理能够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但党组织参与监事会治理未能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3)内部控制质量在党组织参与治理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党组织嵌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深化绿色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如何激励企业深化绿色治理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测度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建立绿色治理对企业效率的估计模型。研究发现,绿色治理显著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且表现出长期的促进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中促进效应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深化绿色治理主要通过治理效应、创新效应以及融资效应三种渠道提升生产效率。上述研究从效率变革的视角解释了企业深化绿色治理的作用机理,为相关规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些启示。     

环境规制、内部控制质量、媒体关注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环境规制是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构建回归模型探究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媒体关注度强化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处于成长期企业更为显著。     

党组织治理、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3—2017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党组织治理能否影响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国企中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相关,而党组织治理能够抑制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央企中党组织治理能够抑制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地方国企中党组织治理不能发挥这种抑制作用;董事会党组织治理能够抑制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造成的负面影响,而监事会和管理层党组织治理不能发挥这种抑制作用。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重污染企业的经验数据

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策,在经营环境不确定性不断增强和环境规制日益严格的背景下,重污染企业培育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的意义更加凸显。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以我国重污染行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管激励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对环境不确定性和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重污染企业中,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环境不确定性会阻碍企业的技术创新;高管激励能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并显著正向调节环境不确定性给企业技术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不同性质和规模的重污染企业而言,在企业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时,高管激励对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高管激励能够有效缓解环境不确定性给企业技术创新带来负面影响。     

债权人治理、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会计稳健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特征,而技术创新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手段。本文以2010-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会计稳健性会抑制企业研发投资,阻碍企业技术创新。再考虑债权人治理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债权人治理加剧了会计稳健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而且这种加剧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短期借款比例越高的企业,其会计稳健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就越显著,而长期借款比例则不起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对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首先,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时不应过分注重会计稳健性,应该选择适度稳健的会计政策;其次,商业银行等债权人应积极参与借款企业公司治理,充分利用资金优势,发挥负债的治理效应。     

公司治理与审计收费——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我国A证券市场的数据,检验了公司治理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层持股比例及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对审计收费产生显著影响,说明高管层激励机制和进一步完善审计委员会的法律法规对公司治理有积极的意义。     

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基于我国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开始在全世界受到广泛的关注,而我国政府及有关机构也开始出台相关法规引导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前人文献进行了梳理,并结合相关理论,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选择了2012年-2013年重污染行业154个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Logit回归模型,从而展开了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     

环境规制与异质性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工业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收集整理2003—2015年工业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种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指标,研究环境规制对异质性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出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会因为企业所在地区、所处行业和产权性质的不同,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R&D经费内部支出和R&D人员全时当量的机制,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公司治理、治理结构调整与财务危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从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角度,探讨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并以此为着眼点,在对危机公司财务表现分析的基础上,引入治理结构变量进行财务危机预警研究。结果表明,将公司治理结构变量引入财务危机预警模型能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在财务危机的不同阶段关注重点应不同,公司治理结构异动对外部利益相关人有着较好的警示作用。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基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比较分析

作为社会性规制的一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备受争议。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区(除港、澳、台及西藏)2006-201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而两种类型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效果以及不同区域差异因素。     

企业环保投资、环境管制与股权资本成本——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8—2013的经验证据,采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规模与股权资本成本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保投资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保投资存在一个临界点,高于该点时企业环保投资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低。进一步验证环境管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环境管制强化了企业环保投资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的倒U型关系,当企业环保投资低于临界点,与低管制的企业相比,高管制企业的环保投资对股权资本成本的正向影响更强;当环保投资高于临界点时,“创新补偿”占据主导位置,高管制企业的环保投资的增加将引发股权资本成本更大幅度降低。     

公司治理、治理结构调整与财务危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从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角度,探讨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并以此为着眼点,在对危机公司财务表现分析的基础上,引入治理结构变量进行财务危机预警研究。结果表明,将公司治理结构变量引入财务危机预警模型能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在财务危机的不同阶段关注重点应不同,公司治理结构异动对外部利益相关人有着较好的警示作用。     

内部控制、环境政策与企业环保投资——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6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企业内部控制与环保投资的相关性以及环境政策对环保投资的外部影响,并进一步分组检验产权差异特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环保投资水平普遍较低,对环境污染治理缺乏积极性;内部控制与环保投资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环保投资规模越大;环境政策的约束加大了企业的环保投资程度。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投入了更大规模的环保资金。     

女性高管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0~2015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样本,运用高阶理论,从"动机—能力—压力"三个维度研究了女性高管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女性高管能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女性高管职位越高,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效果越明显;政府治理和媒体关注能显著增强女性高管与环境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本文为高管特质与环境绩效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构建了女性高管对环境绩效影响的分析框架,丰富了环境管理会计和女性高管研究的文献,并为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制度安排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