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国公司的多元化经营陷阱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多元化经营已成为跨国公司生存的基础。所谓多元化是与专业化相对的。专业化包括单行业单品种的单一化、单行业多品种的系列化、多行业单品种的一体化；多元化则是指多行业的多品种经营。所以，如何打造中国型的跨国公司“大船”及其避免“多元化经营陷阱”问题，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跨国公司多元化经营应以“跨越式发展”规避“陷阱”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进入新行业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内部发展，主要依靠企业自身的经营资源进入新行业；二是外部并购，通过合并…     

我们记住了什么？——2013年中国经济突围

经历让我们成长。 关于2013，有“土豪”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有面对“限奶令”的无奈苦笑；“雾霾损害生殖能力”让人们恐惧是否需要人手一本“城市求生手册”，“中等收入陷阱”让国家警惕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克强指数”让数据更理性更可靠，金融“国十条”点燃民营银行申办热情。     

中小出口加工企业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对策分析

面对人民币近年不断升值的影响，我国中小出口加工企业应采取的措施是利用金融产品，改善自身结算方式规避汇率风险；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及进行国外宣传，开拓直销业务。     

以设置防火墙为核心启动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

金融控股集团在我国的产生有其必然性，目前已出现了“亡羊”，有关部门应限时制定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制度，三个监管部门和人民银行必须求同存异，尽快共同担负起监管职责。在具体监管过程中，应把握好设立防火墙与发挥协同效应之间的矛盾，设立防火墙时，应采取：适度从严原则；以监管当局为主，着力于风险的防范；分类设置，确保制度的有效性；重点保护存款人、中小投资者权益。当前为了应对西方发达国家金融集团进军中国，应尽快出台反垄断法。     

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模式选择与设计

在我国，宜选用“三层次”模式作为我国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基本模式，具体架构应为金融国资委一金融控股企业一金融企业。金融国资委行使国有金融资产出资人职责。金融国资委应由国务院设立，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应采取非常设性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形式；金融控股公司代表国家履行国有金融的资产所有权；金融企业实行市场化运作。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及对策分析

要正确认识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根据我国基本国情，探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注重自主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完善宏观管理体制；保障改善民生，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转变消费模式，充分挖掘内需增长潜力；提高城市化率，加快农民的市民化进程。     

巴西政府是如何扶贫的

一、“拉美陷阱”中的巴西 提起拉丁美洲，人们就会想到“拉美陷阱”。所谓“拉美陷阱”，说的是“只顾经济发展而不重视社会发展、从而导致社会问题丛生”这么一种社会现象，简言之就是“有增长而无发展”。因为拉美国家是典型，故称“拉美陷阱”。贫富差距拉大是“拉美陷阱”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一提到“拉美陷阱”，人们又会首先想到“贫富差距拉大”。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工业化进程进行的250多年里,遍布全球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极少数国家成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内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经济发展陷入了停滞甚至是倒退,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能否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能否迈入发达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成为“十二五”发展的当务之急。     

“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秩序转换分析

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社会秩序的转换,权力的扩张推动自然社会秩序转换为等级社会秩序,越过“贫困陷阱”.理性的增加促进等级秩序转换为市场社会秩序,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但等级社会秩序转换为市场社会秩序不容易,因为等级社会秩序转换为市场社会秩序需要权力收缩,归还由权力覆盖的自由,如果没有理性增加,归还的自由会衍生暴力,使社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权力不收缩,等级社会秩序因资源配置不适当、社会创新不足、维稳成本太高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增加理性,转变等级社会秩序为市场社会秩序.     

充分就业：公共政策的首选目标

公共政策的首选目标应该是充分就业，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完全就业”，实际上应该是“适度的充分就业”。政府在制定和实施促进经济增长政策时，要优先考虑就业增长；在处理宏观经济问题时，应把治理失业放在优先地位。实现适度充分就业，要建立健全规避就业风险的政府主导机制。     

衍生金融产品风险“猛于虎”

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是目前发达国家在金融领域让财富迅速增值最常规的运作手段。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的推进，这一手段已广泛传播到发展中国家。金融衍生产品的本源是为了规避金融市场风险，但当所有单个金融商品交易都找到规避方式的时候，金融市场风险反而被放大到最大化。换句话讲，弱化产业经济，加大虚拟经济的发展成为暴敛财富的首选。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金融衍生产品的天然缺陷被暴露出来，它释放出来的“猛力”正在造成世界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因此，反思这种模式的时候到了。     

当前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

当前，经济金融生活中出现的两种新情况新问题对如何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支持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中央正式启动了“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各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纷纷做出了相应的战略回应，地方要求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对资金的渴求是必然的；另一方面，金融运行中存在着大量的矛盾需要解决。上述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不仅金融支持“中部崛起”和“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无从谈起，甚至确保经济的平稳发展都成问题。当前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必须解决八个方面的问题。     

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早在2004年，中等收入陷阱命题就已进入中国经济转型的范畴之列。彼时，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中小乡镇企业的发展：基于战略价值视角的初步研究

中小乡镇企业的短生命周期、战略价值陷阱、战略有效决策等是关系到中小乡镇企业和谐发展必须解决的战略性重要问题。由于战略经营能力的欠缺,以及功能定势的影响,中小乡镇企业的短生命周期本质上表现为战略价值的扭曲;战略价值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条件,因此任何战略都存在价值陷阱,中小乡镇企业的特性决定其战略价值陷阱更易于出现;规避战略价值陷阱,提高战略决策的有效性,应以确保战略价值的实现为核心。     

数字金融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数字金融发展优化了社会信贷资源配置，这对践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要求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2011—2020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显著正相关，此关系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中部地区企业和高负债率企业中更加突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驱动企业本结构调整的重要路径。为此，政府应正确引导数字金融业发展壮大，从“量”和“质”两个方面赋能经济增长；企业应紧紧抓住数字金融业蓬勃发展的机遇，进一步提升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效率和经营管理质量。     

乘“两国一城”战略机遇加快推进银行业发展

把握构建“两国一城”战略机遇，加快推进银行业发展，应理解和把握“两国一城”战略内涵及主旨，增强为“两国一城”建设的服务意识；围绕中俄经贸升级，深化国际业务合作；围绕园区项目建设，择优给予信贷支持；围绕总部基地构想，搭建金融支撑平台。     

“零首付”的陷阱

花很少一点钱或者根本不花钱，就能够轻松住上房子，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但是，“零首付”背后的陷阱多多。 第一是违法陷阱。开发商所提出的“零首付”，显然是违反人民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和相关法规政策，属法律禁止的交易行为；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所以开发商与购房者所签署的合同自然无效。     

论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

一、金融创新促发展 1．金融创新是指金融中介在金融活动中，为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和规避管制而变革传统的金融操作方式，推出新的金融业务，采用新的技术，运用新的信用工具、新的金融服务，不断形成新的市场，以充分发挥金融特殊功能的活动。金融创新是—般创新理论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一是金融组织结构创新，如金融机构、金融结构、经营管理等的创新；二是金融业务创新，包括金融工作，金融技术、服务方式等的创新；     

我国避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选择

最近几年，关于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是激烈，但事实证明，中国既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同时也拥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和战略选择。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影响研究

如何避免落入不同收入阶段中的发展陷阱是每个经济体面临的重要挑战。通过构建企业家精神、经济循环与经济体发展陷阱跨越理论框架，探析了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2—2017全球创业观察（GEM）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发展陷阱本质是经济体无法从低收入经济循环向高收入经济循环转换的一种发展状态，而企业家精神则是推动经济系统这一转换的“扳道工”；然而，经济体能否跨越发展陷阱与其企业主密度关联性较弱，原因是企业主群体具有结构性特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主—企业家，通过实施要素新组合的创新活动，打破旧有低收入经济循环，推动经济体进入新的更高收入经济循环，因此创新型企业家占比增加有利于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履行管理职能的企业主—高级经理人，拒绝毁灭性创新带来的经济破坏，固守于旧有经济循环，因此管理型高级经理人占比提高加大了经济体落入发展陷阱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