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

自2007年8月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来,普惠金融便成为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重要举措。本文首先分析了普惠金融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理论机制,然后基于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三个维度,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广度、深度及强度,且长期纾解效应呈现出倒"U"型的非线性变化趋势,同时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的纾解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随着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会被削弱;通过测度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时域和空域短期、长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一步证实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会削弱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贫困减缓——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动态面板模型

文章利用新疆30个贫困县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检验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贫困减缓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新疆30个贫困县的金融发展总体上处于初级阶段,随着金融不断深化,其对贫困减缓会出现先制约后促进的效应;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会显著减缓贫困;但由于金融门槛效应和非均衡发展制约了人力资本投资,弱化了人力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减贫效应。因此,新疆要创新金融扶贫机制,同时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入和职业培训,在此基础上发挥二者对贫困减缓的正向协同效应。     

深度贫困地区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所列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及其所实施的金融政策为例,利用断点回归模型研究农村金融对深度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对深度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贫困发生率越高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正向效应最大。提出了继续实施扶贫贴息政策,增加贫困地区扶贫贷款项目;大力发展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保险事业,积极推进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有效保障的建议。     

“五度五点五做”服务深度贫困地区

<正>"十三五"时期,云南分行将贯彻落实农发行政策性金融服务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现场会精神,围绕"五个度",抓住"五个点",做好"五件事",下大力气做好政策性金融服务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工作。云南是贫困大省,更是深度贫困大省。一是深困区域大,全省共有深度贫困县27个,覆盖11个地州,占全省总县数20.93%,有深度贫困村3539个,占全省建制村的29.6%;面积100038平方公里,占全省总     

农业发展、劳动力转移与农村贫困状态的变化——分地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一般认为总体的经济增长对贫困的改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认为,一般的经济增长可能大幅度降低贫困发生率,但也可能导致剩余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更加恶化,而且这种可能的副作用会因地而异。本研究使用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作为测度贫困的三个指标,以贫困地区为研究对象并按照农业资源禀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为特征选取两个样本,探索并验证农村地区人均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与贫困的三个指标变化影响的内在机制和关系,并提出不同地区扶贫政策取向的建议。     

金融发展对收入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再检验——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结合中国2010—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发展对收入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总体而言,金融发展对收入贫困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影响,即金融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会降低贫困发生率;分地区来看,在包含国家级贫困县的省份,金融发展对收入贫困影响的倒U型趋势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金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渠道和人力资本积累渠道改善了收入贫困,而金融资源向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非贫困地区和非农部门的集聚可能"挤出"贫困人口的资金供给,不利于收入贫困的改善;此外,考察期内,金融体系并未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而对收入贫困产生影响。本文进一步从金融视角探讨了改善收入贫困的政策启示。     

南疆深困地区特色林果产业扶贫对策

<正>新疆分行积极创新业务模式,加大深度贫困地区信贷投入,探索出一条政策性金融支持特色林果产业扶贫模式的新路。农发行新疆自治区分行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坚持"五个必须",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强化顶层设计,创新思路理念,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及时将特色林果业作为继新疆粮食、棉花、旅游支柱产业后又一大产业纳入重点支持对象,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支持     

农户收入分化、保险需求演变与农业保险政策调整——以贫困地区为例

结合《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统计数据,在分析贫困地区农户收入分化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揭示了我国农业保险需求演变过程及面临的困局。理论分析表明:在农业风险损失较高以及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较低情况下,经营性收入比重越高的农户所遭受风险冲击越大,对农业保险需求越强烈;实证分析表明:贫困地区农业保险需求水平低于全国;东中西贫困地区农业保险需求水平呈现依次上升态势;贫困地区低收入组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无需求,中等收入组农户偏好高补贴和低保障政策性农业保险,高收入组农户偏好低补贴和高保障政策性农业保险。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就农业保险政策调整提出若干建议,以确保贫困地区农业保险协调发展。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非线性研究——基于PSTR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研究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呈现鲜明的门槛特征。在门槛值前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并且抑制效应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贫困强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过门槛值之后,其促进农村贫困强度降低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明显。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地区差异显著,考察期间,除青海、宁夏、海南3个省域外,其他省域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为各自地区的农村减贫做出了积极贡献,且尤以河北、辽宁等9个省域最为明显。     

自然地理环境的贫困效应检验——自然地理条件对农村贫困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双重角度讨论自然地理环境对贫困的影响,即自然地理环境的贫困效应,利用2000～2006年甘肃省51个扶贫开发重点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显示,经济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能缓解由不利的自然地理环境对贫困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是,自然地理环境制约仍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充分利用贫困地区现有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的发生。     

深入开展农业政策性金融扶贫建议

<正>农业政策性金融扶贫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农业政策性金融扶贫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调节地区间经济发展平衡、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笔者通过分析当前贫困地区的状况及存在问题,进一步提出深入开展农业政策性金融扶贫的意见和建议。     

贫困视角下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EBM-Goprobit二步法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200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DEA方法中最新的EBM模型和Goprobit模型,根据贫困发生率将中国30个省(市、区)划分为5类贫困地区,分析各类贫困地区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并进一步找出了相应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2000年后,贫困地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是制约中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增长的主要因素;较为贫困地区的粮食生产科技贡献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进一步制约了此类地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利于贫困地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农业补贴对非贫困地区和贫困率较低地区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有扭曲效应,但对贫困率较高地区有促进作用。     

西藏:雪域高原上的扶贫先锋

<正>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西藏的深度贫困尤为特殊,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的任务也更加艰巨。全区74个县全部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现有14.87万户、58.87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0%以上的贫困人口居住在地方病高发区、高寒牧区、深山峡谷区、自然灾害频发区,贫困发生率、返贫率均列全国第一。其进愈难,其志愈坚。作为立足西藏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农发行西藏分行秉承家国情怀,始终坚持政策立行,充分发挥政策性     

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减贫:门槛、空间溢出与渠道效应

本文在阐明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7—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发展深度、空间广度及渠道维度三个方面,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减贫的门槛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门槛与空间层面,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抑制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且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对农村贫困减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渠道层面,普惠金融减贫的直接渠道与间接作用渠道并存,直接路径中可获得性渠道发挥主要贫困减缓作用、服务质量渠道的作用尚未显著发挥,间接路径中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渠道均得以有效验证。     

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否缓解贫困脆弱性——基于典型村庄调研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扶贫攻坚战略已步入成果巩固阶段,贫困不再仅是物质贫困,还延伸至风险及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农业风险是中国农村因灾致贫的根源之一,若政策性农业保险能有效降低农业风险所致损失,就有望降低贫困脆弱性。本文基于典型村庄调研数据,对样本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结果显示非建档立卡农户仍具有贫困脆弱性,存在返贫的可能,同时“随机性-暂时性”贫困农户占比较大;农业风险冲击下,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提高农户的农业风险保障水平,对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区分建档立卡农户与非建档立卡农户后可见,保费补贴对建档立卡农户缓解贫困脆弱性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研究结果表明,以稳定农户农业收入,转移和分散农业风险为目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巩固脱贫成果、缓解贫困脆弱性及防范返贫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农业在缓解贫困中的作用

作为农村贫困地区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就业的重要途径，农业在中国消除贫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产业的增长在农村消除贫困中发挥着积极和显著的作用；非农就业的增加，由于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因而对消除农村贫困也具有显著的影响；如果非农部门的增长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么它们也将对消除贫困产生重要影响。农村地区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不足和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自由流动的限制，则是主要障碍。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减少贫困，政府应大力促进农村灌溉、教育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增长在消除农村贫困中也具有间接的作用，农业增长、农业食品系统相关投资的增加，也将会通过食品零售价格的降低使农村贫困地区获得更好的商业机会。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典型喀斯特地区贫困空间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为研究喀斯特地区贫困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文章以典型喀斯特区安顺市为研究区域,基于2015年安顺市村域贫困发生率数据,选择9个地理因素研究其对贫困空间分异的影响。[方法]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评估了喀斯特地区农村贫困空间异质性的成因。[结果](1)安顺市南部较北部贫困程度高、贫困规模大,且存在空间贫困陷阱;(2)从各因子对贫困发生率的解释力看,耕地占比(q=0.28)、平均高程(q=0.2)和平均坡度(q=0.19)是决定贫困发生率空间异质性的主导因子。平均高程与耕地占比因子耦合作用对贫困发生率空间异质性的解释力最大(q=0.34);(3)分贫困程度后,除石漠化的决定力增强外,其他各因子的决定力均减少。平均高程对轻度和重度贫困的决定力均最大(q=0.12,q=0.09)。[结论]在典型喀斯特地区,耕地资源和高程是贫困空间异质性的主要原因,石漠化对贫困的影响随贫困程度的增加而增强。因子间的耦合作用程度在不同贫困程度区域的差异显著,重度贫困地区的致贫因素更为复杂。因此,喀斯特贫困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综合考虑不同贫困程度区域贫困形成机制,基于案例推理构建各贫困程度地区的定量化情景模拟模型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完善贫困县信贷政策

正从当前政策性金融扶贫攻坚实践来看,仍面临贫困县财力弱与现行信贷准入门槛较高、抵押资产匮乏与政策性金融风险防范较严、融资平台融资条件与扶贫信贷项目营销要求差异较大、政策性金融业务持续增长与现有机构、人力资源配置差距较远等突出矛盾,亟需寻求解决途径。一、湖南省贫困状况及脱贫攻坚特点湖南省有武陵山、罗霄山两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共有51个扶贫工作重点县、8000     

贫困陷阱与贫困循环研究——以贵州麻山地区代化镇为例

自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重视西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但部分地区仍然发展缓慢或者返贫现象突出。该文以贵州省"十二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为背景,着重从贵州麻山地区产业结构单一、收入水平低下、劳动力外流、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等方面分析了贵州麻山地区近几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提出了贫困陷阱,并研究了导致该地区陷入贫困循环陷阱的原因。文章以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为基础,探讨分析了麻山地区存在的4因素贫困循环链,即环境要素制约型贫困陷阱、物质资本因素制约型贫困陷阱、基础设施因素制约型贫困陷阱和人口因素制约型贫困陷阱。文章通过实地调查,结合现有理论基础,提出错综交织的循环链扣是麻山地区难以摆脱贫困的根源。最后,总结了摆脱困境的5条政策性建议。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研究——以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本文从收入流动视角研究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个体动态收入特征,运用收入流动矩阵法测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情况;研究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年度贫困,收入流动减缓了长期贫困程度,但贫困户即使脱离贫困,但脆弱性较强,返贫概率较大,其未来几年的平均收入仍较低;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的风险更大,收入缺乏稳定性,贫困地区贫困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较高,有利于贫困人口相对收入位置上升,有利于贫困户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