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农户最优生计策略选择分析——基于滇西南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来自滇西南山区405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K-均值聚类法将样本农户的生计策略划分为五种类型,通过随机占优检验确定农户最优生计策略,并采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农户最优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以橡胶生产为主和以甘蔗、咖啡和茶叶生产为主的生计策略随机占优于其他类别生计策略,其中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培训、海拔、离市场距离因素是农户放弃最优生计策略而采用"粮食和经济作物并重"生计策略的决定因素;土地面积、培训、海拔是农户放弃最优生计策略而采用"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生计策略的决定因素。     

农户可持续生计资产的整合与应用研究——基于西部10县(区)农户可持续生计资产状况的实证分析

本文适用可持续生计方法,构建了一个农户可持续生计资产分析框架,以此为基础,利用因于分析法建立的农户生计资产评价模型,对西部10县（区）1000农户生计资产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其生计资产状况及生计策略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促进西部地区农户生计可持续的对策.     

项目制扶贫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研究基于新疆疏勒县的调查数据

[目的]探究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变化及其与生计策略关系,有助于民族贫困地区项目制扶贫的精准实施,对调整生计资本结构,维持农户可持续生计,促进民族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新疆疏勒县225户调查问卷数据,测算精准扶贫项目实施前后生计资本变化,并构建多元无序Logistic模型探讨其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精准扶贫项目实施后,农户生计资本水平整体得以提高,生计资本结构有所改善,但是各项生计资本发展不均衡,生计脆弱性依旧存在;同时生计资本是决定农户选择生计策略的重要影响因素,自然资本是决定农户选择纯农型生计策略的基础,而金融、人力、社会、物质、民族文化等资本决定了该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非农型的转变。[结论]政府需要加大自然、物质、社会、教育等生计资本方面的扶贫项目投入、提升农民组织化水平、注重金融资本、民族文化资本等生计资本方面扶贫项目投入的精准化并加大监控力度以维持贫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     

农地流转、生计策略与农户收入——基于西部6省市调研分析

基于农地流转和生计策略双重微观视角构建农户收入影响理论框架,通过2019年西部6省(市)1045户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分析不同农地流转方式和生计策略类型下的农户收入影响。研究表明:总体上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能够有效促进家庭收入增加;不同流转方向对农户收入增长路径影响不同,其中农地流出对非农业收入影响显著,农地流入对农业收入影响显著;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中农地流出对非农收入促进作用远远低于流入对农业收入的促进作用,农业型农户在农地流入中农业收入占比83.96%,非农型农户在农地流出中非农收入占比65.48%,收入增长路径呈现"非对称性"特征。因此在尊重农户自愿流转意愿前提下,政府应当针对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采取差异化政策扶持,通过不同收入增长路径达到持续提高家庭收入目的。     

农户生计资本对其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以黑河流域张掖市为例

本文以英国国际发展部的可持续生计方法分析框架为研究基础,通过对黑河流域张掖市农户风险应对策略的调查,运用多元Logit模型对农户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农户风险应对策略最显著的因素,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次之,自然资本是影响农户风险应对策略最不显著的因素。研究同时还发现,可以通过增加金融资本、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等措施,增强农户的抗风险能力。     

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农户生计分化机制研究——基于不同地形分区的对比分析

[目的]以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长武县为例,从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两方面揭示各地形区农户生计分化状态,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影响因素,探究研究区农户生计分化机制。[方法]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各地形区农户生计资本现状,并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影响因素。[结果]（1）随着产业与种植结构的变化,务工主导型、苹果种植型以及兼业综合型生计策略逐步从传统农业型生计策略中分离出来,生计非粮化与非农化趋势明显;（2）地形区间农户生计资本差异显著,整体呈现塬区>梁区>沟区,兼业综合型>务工主导型>苹果种植型>传统农业型的特征;（3）受地形条件影响,不同分区间相同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相同因子对同一生计策略的影响程度与方向亦存在差异。[结论]研究区内农户生计分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产业结构调整与气候变化等外部扰动是农户生计分化的前提与基础,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内在属性与驱动因素,地形条件决定生计资本因子影响的方向成为研究区农户生计分化的关键因素。     

继续增加财政转移性支出可以提高脱贫质量吗——基于生计抗逆力和CFPS数据的实证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根据生计抗逆力理论,构建了包括生计资本和生计决策两个维度15个指标的生计抗逆力指数,以此作为脱贫质量的代理变量,并将贫困群体分为长期贫困户、脱贫又返贫户、脱贫未返贫户、边缘户四种类型,检验财政转移性支出对四类贫困群体的生计抗逆力影响,进而揭示财政转移性支出与脱贫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财政转移性支出显著提高各类贫困群体的生计抗逆力,其中,对脱贫又返贫户的生计抗逆力提升程度最高;财政转移性支出对生计决策维度的作用明显高于生计资本维度;财政转移性支出与产业生产之间还未能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以提升贫困群体的生计抗逆力;家庭规模和生产经营对贫困群体的生计抗逆力有着显著影响,而收入、消费、乡村治理等因素的影响不明显。     

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陕南安康地区的调查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构建了移民搬迁背景下农户的生计策略分析框架,并利用陕南安康地区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搬迁有利于农户优化生计结构,促进他们的生计模式向非农转型。移民搬迁显著降低了农户参与传统农林种植活动和家畜养殖活动的概率,但对提高其家畜养殖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集中安置方式显著降低了农户参与家畜养殖活动的概率和其家畜养殖收入,但对农户参与外出务工活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社会资本能否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基于生计策略转型视角

农村相对贫困的治理事关全国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文章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2020年数据,使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测算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社会资本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2020年较2018年农户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务农型农户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两类农户,分别提高了5.83个百分点、7.43个百分点;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多以暂时贫困为主,占比20.24%,远高于长期贫困的12.83%。（2）社会资本对缓解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具有正向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在农户生计策略转型中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尤其对务农型农户的缓解效果最为显著。（3）个人及家庭特征、村庄等因素对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脆弱性理论,文章结合农户生计风险及外部环境冲击,构建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分析框架,并采用基于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识别农户相对贫困,按照不同生计策略进行分类,探索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     

生态补偿对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改进的DFID生计分析框架

目的 为检验生态补偿在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发展方面的实施效果。方法 文章在调整DFID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改进基于生计资本测量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方法,并利用该方法评价生态补偿前后东平湖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变化情况。结果 （1）从整体上看,实施生态补偿政策以来东平湖水源地保护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得到显著增强,可持续生计能力从补偿前的0.302增至补偿后的0.323,但当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仍处于较弱水平,需要进一步加强;（2）从生计资本来看,补偿后人力、社会、信息、物质、自然、金融、环境资本指数值分别为0.384、0.459、0.508、0.450、0.016、0.258、0.901,自然、金融、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是当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短板;（3）值得注意的是,补偿后信息资本与物质、金融、环境资本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提高,而自然资本与物质、人力资本之间的相关性显著降低,表明水源地农户的生产方式正逐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或非农行业过渡。结论 当地政府应致力于提高自然、金融、人力资本存量,实施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方式,积极引导水源地农户寻找替代生计。     

“保险+期货”试点可以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吗?——基于农户参与意愿中介效应与政府补贴满意度调节效应的分析

中国农产品供给长期偏紧,国内外农产品市场波动呈加剧趋势。"保险+期货"试点是中国农业风险管理创新的有益探索。本文采用Logit回归模型,应用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检验方法,深入探讨了"保险+期货"试点对保护农户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保险+期货"试点可以有效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发挥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农户未来参与试点意愿是参加试点与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的中介变量,其间接影响占比为27.693%;政府补贴满意度在中介变量作用于农户种粮积极性的路径中具有调节效应,农户对政府补贴越满意,未来参与试点意愿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正向影响越强。可以认为,现有农业补贴政策与"保险+期货"试点具有相互补充促进的关系,未来中国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需注重"保险+期货"试点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贫困区农户生计资本组合对收入影响的优化效应分析——基于陕西778份农户调查数据

生计资本之间同时存在协同效应和替代效应,在短期内较难变动资本数量的情况下,优先扶持具有协同效应的资本,优化资本结构,是改善农户收入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陕西778份农户调查数据,首先采用多元回归计算生计资本之间的协同效应和替代效应,然后结合图论剔除替代效应指标筛选具有协同效应的关键资本,最后应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对生计资本结构优化前后的收入效应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自然资本与其它生计资本在促进农户收入增长方面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其中与社会资本总替代效应较为明显(-0.051),较高的机会成本使得自然资本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农户收入的增长速度;(2)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只有协同效应(1.047),与其它三类资本同时存在差别较小的协同效应和替代效应,表明物质资本在资本结构优化中处于关键地位;(3)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只有协同效应(1.182),并且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三者之间协同关系较强,替代关系较弱,表明这三类资本存量的增加是农户可持续的收入流量产生的重要资本;(4)综合而言,通过优化资本结构,增加资本间的协同性关系,能够显著促进农户收入水平的改善(0.110)。     

农地转出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地流转作为土地改革中的关键环节,对农户生计策略有重要影响。文章构建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湖北省8个县(区)503份调研样本为数据源,在测算农户生计资本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农地转出、农户生计资本与农户生计策略之间的影响机理与效应,为完善农地流转政策、提高农户生计水平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存在空间异质,地形平坦区生计资本高,农地转出会降低自然资本,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2)农地转出后农户生计资本改变,进而对生计策略转变产生显著影响,生计资本在农地转出对生计策略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农地转出对农户兼业型生计策略有正向显著影响,在平原区与山区影响系数分别为0.901、0.788;农地转出对农户非农型生计策略有正向显著影响,在平原区与山区影响系数分别为0.767、0.861。(3)江汉平原地区农户粮食补贴、社会保障水平高,耕种条件好,在传统观念影响下,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鄂西生态圈地区农户受到教育、地形等因素限制,更倾向于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文章研究认为,应通过完善农地流转市场、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进而实现可持续生计。     

退耕还林背景下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以西藏7县为例

基于西藏自治区7镇172个农户的调查,采用熵值法对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下各项生计资本进行评分,并使用Logistic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进而对比退耕户和非退耕户生计资本水平及生计策略选择的差异,为退耕户生计策略的改善提出建议。结果表明:退耕户人力、社会和金融资本水平远高于非退耕户,自然资本略低于非退耕户。选择以农业生计策略为主的农户相对拥有较多的自然资本,而选择以非农业生计策略为主的农户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社会、金融资本对退耕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最显著,自然、物质和社会资本对非退耕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最显著。基于研究建议通过发展区域特色农业、利用优惠政策发展自营及旅游业,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再就业等方式改善退耕户生计策略。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的转型研究——以湖南省桑植县L乡为例

本文通过对湖南省桑植县L乡的调查,利用国际流行的SLA分析框架,将不同类型农户的五大生计资本指数化,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发现生计资本的变化状况,从而得出了湘西北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受生计资本的影响较大,而生计资本越来越倚重生态环境政策体系构建的结论。     

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创新的社会整合分析——基于皖西南村庄的调查

本文认为,嵌入在乡村社区背景下的贫困农户的生计创新活动,①在与社区人口、社区生活、社区发展的关系中,采取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以促进农村社区的社会整合,并在农村社会整合的图景中体现出农民个体发展价值和社区发展价值统一的可能性.     

农户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不同收入水平和兼业类型农户的logit估计

在对陕西、宁夏两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引入区517户农户调查的数据基础上,利用logit模型对影响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和贷款便利度对低收入农户影响显著,利率评价对高收入农户影响显著;土地经营面积是影响中等收入农户、纯农业户和农业兼业户的主要因素;贷款服务满意度是影响中等收入农户、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户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针对不同收入和兼业类型农户开发多层次信贷产品、创新信贷模式、改进服务方式的对策建议。     

湿地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的影响研究 ——以鄱阳湖区调研数据为例

研究目的：探讨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生计策略以及收入水平的影响,以期揭示和评估湿地生态补偿实施的效果及有效性,为湿地生态补偿效率研究提供参考。研究方法：二元Logistic模型及广义精确匹配法。研究结果：（1）湿地生态补偿政策有助于农户生计策略转变,可提高农户生计非农化及多样化程度。除此之外,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实际经营耕地面积、金融机构借贷以及家庭社交情况等也会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影响。（2）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家庭整体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可使政策参与农户家庭总收入增加6 459元,家庭人均收入增加1 756元。（3）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不同类型的生计收入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性,其中,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商业经营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具有负向效应。研究结论：政府应继续完善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建立多元化综合性湿地生态补偿机制,促使农户由传统的“单一生计”转向“生计多样化”的发展方向,拓宽农户增收途径,降低农户生计活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以此实现生态保护和农户增收双重目标,保障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农民合作社参与行为能否提高农户生计韧性?——基于四川涉藏地区的样本

提高农户生计韧性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阻断规模性返贫的必然要求。农民合作社作为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以其持续壮大的发展规模及其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对于提升农户生计能力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四川涉藏地区的调研样本,采用“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的生计恢复分析框架来测度生计韧性,运用logit、多项logit和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分别检验了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农民合作社参与行为对农户生计韧性提升的影响以及参与不同类型合作社对农户生计韧性提升的异质性影响等。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合作社行为受户主性别和年龄、家庭常住人口数、合作社类型和合作社销售渠道等因素共同影响;参与合作社行为能够有效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且农户自发组织型合作社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效果优于企业组织型合作社以及政府(村党支部)组织型合作社。基于农民合作社在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研究结论,文中提出必须大力培育并有序引导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加大宣传力度,激发农民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并以政策为导向,建立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以全面保障农户生计韧性持续提升。     

脱贫地区农户生计转型是否具有生态环境溢出效应?——基于碳排放视角的微观验证

研判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环境溢出效应对于脱贫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对此,基于碳排放视角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从总效应看,脱贫地区农户商品化转型、机械化转型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溢出效应,且是负的外部效应,而组织化转型则是正外部效应。从三类转型系数比较看,组织化转型带来的正外部效应还不足以完全抵消其他两类转型带来的负外部效应。第二,从异质性效应看,组织化转型是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方式。同时,生计转型过程中养殖业生态环境溢出效应更明显。此外,生计转型过程中家庭收入和碳排放之间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因此需重点关注低收入农户生态环境行为。第三,从调节效应看,组织化主要通过规模化生产发挥了作用,因此在脱贫地区构建环境友好的生计类型,需重点强化农户组织化程度,发挥规模化生产环保作用。该分析意味着降低生计转型的负外部效应,不仅是技术性问题,更是生产经营模式和政策引导问题,重点是在提高组织化生产方面发力,可行路径是发挥好农业财政的环保功能,强化定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