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研究运用民法典保障全行依法合规经营

民法典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象征和标志,是在立法层面对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诠释和表达。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我国《民法典》集时代性、民族性、实践性三大特色于一体,是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民法典》的颁布施行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学习贯彻民法典 深入推进“法治农发行”建设——农发行贯彻实施民法典回顾

正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颁布民法典。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习近平总书记在"切实实施民法典"集体学习时强调,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全党要切实推动民法典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农发行党委高度重视民法典的学习贯彻工作,     

学习贯彻民法典深入推进法治农发行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于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学习宣传民法典、推动民法典落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加强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加强民法典普法工作和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理论研究,为今后民法典的实施指明了方向。在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我们党正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全面贯彻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     

外国民法典的经验与借鉴

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法典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最高成就,无疑受到极大的关注。纵观世界各国民法典的编纂过程,其社会基础无疑成为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本文从法典本身入手,仅仅想强调法典实现的社会基础,法典只有有其实现的社会基础才有制定的内在合理性。     

民法典施行后农发行需重点关注的事项

正正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在倡导环保、完善担保物权类型、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和规范夫妻共同债务方面对农发行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已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在倡导环保、完善担保物权类型、完     

贯彻实施民法典 保障人民合法权益

正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是继《宪法》之后,我国的又一部重要法律。如果说宪法重在限制公权力,那么民法典就重在保护私权利。党中央十分重视民法典的颁布和实     

《民法典》中土地相邻关系“三大变化”的理解与适用

《民法典》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以"法典"形式命名的法律,出台之后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其中对于涉及土地权属和使用部分的规定,与以往的《物权法》等法律相比有了较大变化。以土地相邻权为例,其规定不仅更加详细,而且立法思想也值得深入探讨,这对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处理土地相邻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建设法治国家

改革开放三十年,司法改革为推动党和政府执政方式的转变和建设法治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法治发展基本上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从1978年到90年代以立法为主的阶段,另一个是从90年代以来以法律实施、即以执法和司法为主的阶段。前一个阶段以"法制"建设为主导思想,后一个阶段则以"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国家"为主导思想。     

强化规范意识:建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逻辑基点

从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法治体系基本内容和目标图景来看,正是法律的规范性内容构成着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逻辑基点。其形成过程也包含着制度型规范和思维型规范的双向建构,既离不开对法律规范的合法遵守,又离不开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有效运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建构机制和路径中:第一,在公权向人权转换的背景下,完善国家治理的法律规范供给;第二,明确法治思维的合法性判断起点,进一步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第三,规范司法体制改革的制度约束和保障,提升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     

《民法典》中动产抵押物权规则及适用

正《民法典》完善了动产担保交易的规则,最大限度地鼓励市场主体利用自身财产的全部价值来获取信贷支持,对农发行动产押品管理及风险防控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次《民法典》的编纂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民事法律提出的新需求对我国现行的民事部门法进行了法典化。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经济活力的立法目标下,《民法典》完善了动产担保交易的规则,推动物的价值充分实现,最大限度地鼓励市场主体利用自身财产的全部价值来获取信贷支持。在此种立法导向下动产担保的流转及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加大,     

《民法典》物权编新规对农发行担保实践的影响

正《民法典》物权编"一增、一删、一收、一放"四个重大制度变化,对农发行未来信贷担保实践将造成较大影响。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典》物权编与原来的《担保法》《物权法》单行法条相比,有十余处重大制度的变化,对农发行未来信贷担保实践将造成较大影响。笔者就《民法典》物权编"一增、一删、     

碳普惠的法律表达

碳普惠是对碳排放权交易创新和发展的新兴减排机制,具有法治价值,同时也存在法治问题。据以往实践经验,可以确定碳普惠的最佳立法模式应当是单独制定《碳普惠条例》。以《碳普惠条例》为核心,以相关特别法、行政法规、地方立法为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技术规则为制度体系的重要支撑,是碳普惠法律体系的应然架构,由此建立规范、监管与激励并重的规则体系,促进严格核量与宽松交易的结合,创新节能减排奖励机制,方可实现“更严密的法治、更科学的减碳”。     

行政法治，刚刚开端——访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原副主任肖峋

《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这两部法律淡化了官本位思想,有助于平等、民主、监督观念的形成。但民主法治深化的关键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立法构架中,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法工委")一直承担着国家立法工作的各项职能。     

城乡互动格局下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

我国原有的单向城市化格局已演化为城乡互动格局,以城乡资源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下重新配置和互动流通来激活乡村活力,形成新的城乡关系。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法治建设过程中主要面临法治主体缺位,自治限于形式;涉农立法滞后,专业人才匮乏;法治环境恶劣,法律意识薄弱的三大困境。文章提出通过完善乡村振兴法律体系,明确主体责任,约束公共权利;加强基层法律人才队伍建设,以法治保障吸引人才回流;强化村规民约与基层党建,推进普法宣传,构建新型法治环境;结合城乡长效互动机制,建立"三位一体"的乡村法治建设长效保障机制作为构建城乡互动格局下乡村振兴法治保障的路径建议。     

立法坚持“把党的领导融入法律制度”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原则和立法准则,政治属性是立法工作的第一属性。立法践行"党的领导"原则,"把党的领导融入法律制度",体现在立法工作和实际操作的诸多方面:党领导和控制立法项目的确定和启动;立法以党的组织机构作为工作核心主体,展开起草、修改和协商等工作程序;法律法规草案制定需要以党的精神、理念和主张作为基本依循来明确立法理念、目的和制度设计;立法将"党言党语"转化为"法言法语",形成条款内容;立法以各种规范形式明确表述和保障"党的领导"。通过立法机制、程序和法文本,体现党对法律制度的领导力和法律制度对"党的领导"的融入水平。     

民法典,看见文明的高度

7编、1260条、逾10万字,从国家发展到个人权益,关涉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被誉为"半部宪法""权利保障的宣言书"……5月22日,酝酿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而直接以"民"命名,更彰显出其立法宗旨和目的,就是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保障私权,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扶贫开发呼唤立法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法律制定是基础和保障，而立法又是法律制度建设的根本环节，也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     

合规经营中应规避的法律风险及防范对策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农发行在业务经营过程中,要适应法治经济,充分利用法律法规武器,树立起依法合规经营的观念和风险意识,规避防范金融风险。一、合规经营中应规避的法律风险     

伏羲法治思想当代价值

伏羲作为中华文化的人文始祖,中国法治思想的发展必然受到伏羲法治思想的重要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介绍伏羲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德治国”“以人为本”“自然法则”和“民主思想”等核心理念。从现代社会角度出发,探讨伏羲法治思想对现代法治建设具有推动以德治国、保障人民权利、构建民主社会等启示和价值,以及如何将其与现代法治相结合,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做出贡献。旨在对中国法治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为建构中国特色法治理论提供文化源泉。     

乡村治理制度的伦理思考——基于江苏省徐州市JN村的田野调查

在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无论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还是以"德治"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都没有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相互统一,从而造成法律难以有效回应村民诉求、村规民约无法真正体现乡村实践、村庄宗教沦为封建迷信外衣、小亲族势力不受村庄控制等一系列困境。类似问题的解决,必须充分借助村民自治实践,坚持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德治对村庄的价值引领,不断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融合。村民只有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自觉遵守法治制度,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才能够推动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保障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