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流动性与贫困的动态发展:基于中国农村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1988—2003年CHNS的5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发展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农村贫困的状态更多的是一种暂时性的贫困,而且中国农村存在着较高程度的脱离贫困与进入贫困并存的现象;不同收入阶层的贫困(或非贫困)家庭在脱离(或进入)贫困的可能性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同时绝大多数的贫困家庭在脱贫后都进入了较高的收入阶层,而大多数情况下非贫困家庭在进入贫困后都分布在离贫困线较近的收入阶层;贫困家庭在脱贫后并不具有较强的维持非贫困状态的能力,同时,刚进入贫困的家庭与之前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在脱贫的机会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动态研究

本文利用1993—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并将总体贫困脆弱分解为慢性贫困脆弱和暂时性贫困脆弱,同时考察贫困脆弱动态与家庭特征和地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程度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村家庭更多表现为慢性贫困脆弱;慢性贫困脆弱比重与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呈U型关系,与教育程度和家庭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暂时性贫困脆弱比重则相反。     

医疗保障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测量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实证检验了医疗保障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医疗保障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该效应对于不同禀赋以及不同区域的家庭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暂时性贫困以及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可以通过医疗保障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是对于慢性贫困和不贫困家庭以及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而言效果则并不显著。此外,医疗保障政策主要通过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等渠道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以上研究发现在稳健性检验和采用其他回归方法后依然成立。据此,本文认为,医疗保障是降低我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贫困家庭医保投入力度和政策保障。     

健康冲击与农户贫困动态变化浅析

本文立足于动态视角,利用CHNS农户匹配样本,探讨家庭健康冲击与农户贫困动态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退出贫困与进入贫困并存的现象,农户贫困更多表现为暂时性贫困,保持贫困所占比例相对较小;（2）健康冲击不仅在短期内造成家庭收入的下降,而且会影响家庭的长期收入水平;（3）健康冲击加大了非贫困户进入贫困的风险,从而对家庭的长期贫困产生影响,迫使家庭陷入贫病交加的恶性循环。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我国步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与返贫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数据,从相对贫困角度研究我国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否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问题。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村地区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程度大于城镇地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仍具有稳健性。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家庭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降低幅度显著高于东中部家庭,其中西部农村家庭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最强,各收入层级上农村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均强于城镇家庭,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大学及以上时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影响最大,同时调节效应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有“雪中送炭”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够通过提高家庭保险参与、促进家庭创业以及提升家庭储蓄率,改善家庭状况,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本文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短期和长期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村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分析

贫困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关键问题。本文利用CHNS数据,围绕农村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问题进行测算和分析表明,与农村非贫困家庭比较,贫困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大,收入流动性较差;贫困家庭的子女收入对父母收入的依赖性更强;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和医疗保险情况等重要社会因素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贫困家庭子女容易受到上一代经济和社会劣势的影响;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受教育水平、上学机会、就业状况以及医疗保险等方面都处于明显劣势。这表明农村贫困家庭贫困代际传递明显。     

农民合作社、贫困脆弱性与贫困阻断北大核心

全面脱贫后,防止返贫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扶贫工作关注的重点。而农民合作社作为解决农村贫困的有效工具,科学评估其能否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从而有效阻断贫困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及三重差分(DDD)的方法检验加入农民合作社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期测度其在未来阻断农村家庭贫困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有效阻断贫困;并且户主受教育时间越长以及农村距离市场越近,农民合作社降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越大。此外,不同类型的合作社以及不同地区的合作社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也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合作社通过增加农户收入、增加农户对社会的信任度以及提供隐性担保等方式来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从而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的识别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农村贫困监测数据和计量经济模型(OLS和Logistic模型)来识别与农户贫困和家庭福利状况高度相关的预测指标。我们发现,无论是OLS模型还是Logistic模型,都可以准确预测50%以上的贫困家庭。Logistic模型在准确预测贫困家庭方面有更好的表现,在选择合适的概率切割点后,预测的准确率可以达到70%以上。我们还发现,要准确预测极端贫困人口是十分困难的。在实践中,较高的贫困线有利于提高预测和瞄准的准确性。     

城乡人口流动能否打破贫困代际传递?

我国流动人口子代能否摆脱贫困的桎梏,对于我国巩固脱贫成果与衔接乡村振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2015年以及2017年的跟踪数据,使用代际收入弹性模型进行测量,为了弥补已有研究仅仅关注到的父代和子代的影响因素,引入家庭整体的视角来探讨代际间贫困的传递,旨在探索贫困代际传递好转的具体实施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贫困代际传递程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子代层与家庭层的影响因素共计对代际收入传递提供了16.79%的贡献率,其中最重要的传播路径为家庭层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家庭层的影响因素对男性的影响较大而对女性的影响较小;对城镇流动人口的影响相比农村流动人口更大。基于上述研究,应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家庭消费类型、家庭创业、家庭负债等方面的帮助和政策引导,以期实现长久的脱贫和稳定。     

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人口流动常态化、家庭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存样态不断贫困化,了解并分析农村地区子女代际支持现状、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有利于改善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现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6)的追访数据,从子女代际支持视角出发,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具有较高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农村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的比重分别为:55.34%(经济贫困)、53.03%(健康贫困)、34.58%(精神贫困)。二是农村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较少,月均经济支持额在一百元左右,照料支持随着农村父母年龄的增长不断增加,而精神支持则呈现出相反的态势。三是不同类型的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存在一定程度的缓解效应。     

农户多维贫困及致贫机理研究——以甘肃省840份农户为例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收入或消费、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获取信息和技术的机会等多个维度被剥削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反映了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及承受的剥削强度。借鉴Alkire and Foeter开发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并以此方法为基础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取甘肃省13个村子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利用对甘肃省部分农户家庭的实地调研数据,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关系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算与分解。结果表明,1~5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28.8%、21.7%、16.3%、7.6%和1.1%;甘肃省农户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削的情况严重,贫困发生率高,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均高于其它省份或地区。从农户所处贫困的维度状况梳理出了甘肃省农户致贫的机理:受教育水平不足导致的"能力贫困"导致家庭普遍陷入多维贫困和低收入均衡水平,其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增加而递减,对绝对贫困的贡献较小;而收入和健康的贫困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而上升,在绝对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不理想的健康状态,尤其是主要劳动力残疾或患有重大疾病使得家庭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未来政府扶贫政策制定和执行应根据致贫维度状况进行有效瞄准,更加关注农户遭受的"能力贫困"困境,提高扶贫效率。     

贵州省农村的贫困问题及其反贫困策略

贵州省是我国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省份,贵州的贫困根源在于农村的贫困。本文基于统计数据对贵州农村的贫困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贵州农村地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产业发展缓慢、固定投资不足、教育发展滞后等,贵州农村实现反贫困的任务艰巨而紧迫。为此,必须调整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增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建立＂教育反贫困＂战略。     

多维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消费贫困、收入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地区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分别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门槛特征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有效减缓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且其减贫边际效用呈逐渐递增趋势。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教育贫困的减缓作用并不理想。相较之下,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能有效减缓教育贫困。此外,通过地区差异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浙江省、北京市和上海市这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     

教育何以使脱贫成为可能?——基于家庭贫困陷阱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通过发展教育实现脱贫是治本之计。本文作者从家庭教育与贫困陷阱的角度构建了一个代际交叠模型,从家庭代际传递的角度分析教育投资与脱贫的关系。对于家庭而言,贫困家庭的教育投入不足导致其陷入贫困陷阱,而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引致较高的收入,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了可能。为此,作者建议支持和提高贫困家庭增收能力、鼓励贫困家庭进行教育投资,通过教育的方式稳步持续且高质量地实现脱贫攻坚任务。     

中国农村贫困的程度、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006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以被调查的农村住户为单位,考察了现阶段衣村贫困的规模、发生率、类型、程度,农村贫困住户的主要经济社会特征以及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村贫困的调查发生率仍然较高,农村贫困的深度、强度和对扶贫投入力度的要求都有所上升,但按国定贫困线计算,农村扶贫压力仍在国家能力的承受范围之内。在家庭人力资本、物质性经济资源、结构性社会地位以及关系性社会处境等方面,农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在多数情况下存在明显差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短缺、物质资源不足、社会结构制约和社会排斥等问题,可以部分地或不同程度地解释贫困的成因。最后,本文提出,农村反贫困战略应当重点解决持久性的贫困。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农户脱贫?——基于CFPS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CFPS2018的数据,实证研究了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地区农户脱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收入贫困和消费贫困两种贫困维度下,非正规金融均能正向显著地促进农户脱贫;上述脱贫效应对不同类型农户、不同地域存在差异。结果显示,从农户类型来看,非正规金融对农户的脱贫效应集中在非农户中;从地域划分来看,非正规金融主要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户存在显著的脱贫效应,而对东部地区无显著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对我国非正规金融规范发展和服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进城农民工家庭贫困的测量与分析——基于“收入—消费—多维”视角

本文从"收入—消费—多维"视角探究了中国进城农民工家庭贫困的规模、程度、空间分异及其内在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当前进城农民工家庭的贫困类型以消费贫困和选择性贫困为主,同时相对贫困问题较为严重。进城农民工家庭抵御外部因素对收入冲击的能力远弱于抵御外部因素对消费冲击的能力,此种情况在中部地区尤甚。中部地区进城农民工家庭的多维贫困最轻微,而西部地区最严重,且随着贫困维数的提高,相应维数的贫困发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分维度和区域考察,教育维度贫困是造成中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城农民工家庭多维贫困的最主要因素,健康维度贫困只是导致东北地区进城农民工家庭多维贫困的最主要因素,生活方面的卫生厕所、沐浴设施、炊用能源以及资产数量等维度的被剥夺情况最严重。经济落后地区进城农民工家庭的多种贫困发生率、平均剥夺份额和多维贫困的最高维数并不必然高于经济发达地区进城农民工家庭。进城农民工家庭十维脱贫率同n维(1≤n≤8)贫困发生率之和相近,其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进城农民工家庭十维脱贫率低于中国平均水平。此外,进城农民工家庭收入(或消费)贫困与多维贫困属于互补关系,二者兼具差异性和关联性。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影响效应基于2017CHFS数据实证分析

目的 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的效应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熵权法和VEP构建了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和期望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均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结论 一方面随着脆弱性的提高,该效应呈上升趋势,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另一方面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脆弱性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仍是今后扶贫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指出,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进而发挥稳定脱贫作用。     

乡村数字化何以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

中国已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亟待解决的难题。文章以乡村数字化发展为嵌入点,分析对多维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机理,结合实证方法剖析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差异表征与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乡村数字化可显著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影响效应为-0.13。（2）乡村数字化可通过提升家庭非农就业水平和社会融入度减轻自身贫困程度,两者的中介效应分别为16%和24%。（3）在未接受政府补助、贫困程度较高以及从事非林业生产的家庭中,数字减贫能发挥较大功效。（4）我国各地区农村贫困程度存在显著的省际空间自相关,乡村数字化发展会缓解本省份和临近省份的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文章从促进就业和融入度两方面揭示数字减贫的内在机理,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并从家庭是否进行林业生产活动等角度分析数字减贫的差异表征,丰富现有减贫研究方法与视角,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新思路。文章得出政策启示：培育农户新型职业,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广泛设立农村就业岗位,建设数字化社交平台,强调物质经济援助与激发自主能力并重;积极培育林区...     

我国农村扶贫性金融的构建策略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规模依然庞大,地区分布相对集中,恩格尔系数较高,家庭和医疗教育负担较重,笔者认为,贫困农村资本短缺和贫困农民融资难的问题是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构建完善的农村扶贫性金融体系是解决贫困农民稳定脱贫问题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