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代照料对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使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引入隔代照料时间变量,本文考察了隔代照料强度对我国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隔代照料强度对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呈倒“U”型趋势,且年均时间为3～6个月的隔代照料强度对农村中老年人主观福利的改善具有更明显效果,尤其是对女性中老年人、在婚中老年人和老年人。研究表明,隔代照料强度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呈倒“U”型趋势,主要是因为适度水平的隔代照料有利于改善农村家庭养老水平和代际关系。     

照料孙子女对城乡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3年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隔代抚养对城乡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分样本估计和隔代抚养强度分析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过去一年内照料孙子女的经历对城乡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积极影响,且对女性中老年人和农村中老年人影响更大;隔代抚养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主要通过增加中老年人的社会交际、锻炼次数和从子女处获得的净转移支付来实现。在老龄化愈来愈严重的背景下,有效利用中老年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中老年人的积极作用,有助于中国实现积极老龄化。     

照料孙子女的经历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的影响

本文利用"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状况"纵贯数据进行路径分析,研究照料孙子女的经历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的影响,并且讨论了成年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在其影响路径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相比于未曾照料过孙子女的农村老年人,提供持续性隔代照料的农村老年人的自陈健康状况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更好,而曾经提供过隔代照料的农村老年人也有更好的自陈健康状况。同时,对于提供持续性隔代照料的农村老年人而言,情感支持在照料经历对其自陈健康状况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了一定的中介作用,即能否从其成年子女处获得情感支持影响了他们的自陈健康状况。     

门诊统筹改变了农村中老年人的医疗行为吗——来自医疗保险微观报销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样本地区医疗保险微观报销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门诊统筹对农村中老年人医疗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门诊统筹后,农村中老年人可避免、不合理的住院行为显著减少,使得住院次数和费用分别降低了17.84%和6.21%;(2)普通门诊的报销水平相对较低,因此门诊统筹尚未改变这一群体对门诊慢性病保障项目的利用程度;(3)在总体层面上,尽管政策使得门诊费用显著提高,但是对住院服务利用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再加之住院服务相对昂贵,从而既降低了农村中老年人的医疗负担,同时也缓解了医保基金的支出压力。本文的研究为全民医保基本实现背景下,如何进一步优化与完善医保制度的待遇体系,以更好地保障农村中老年人的医疗需求和促进健康提供了有益启示。     

新农合对农民医疗负担和健康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CHNS 1989—2011年9次抽样调查数据,以医疗负担指标、日常活动能力指标、过去四周是否生病指标为被解释变量,以是否参加新农合、性别、年龄等为解释变量分别进行OLS及Logit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新农合减轻了农民医疗负担;参合后农民日常活动能力增强,过去四周生病概率减小,即新农合提高了农民健康水平;新农合显著降低了中西部地区和中老年人的医疗负担。     

不同筹资渠道的卫生支出对农村中老年居民健康影响的差异——基于CHARLS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Grossman的健康需求模型,以CHARLS数据库中2011和2013年的数据为实证支持,分析了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深入改革阶段不同筹资渠道的卫生支出对于农村居民健康影响的差异。本文利用顺序概率模型和面板非线性随机模型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居民的个人卫生支出增加会降低居民的个人健康自评良好概率,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增加会提高健康自评良好的概率;政府财政支出以及村庄基础设施对于居民健康的改善有显著正效应。此外,收入水平对于健康的影响呈"U"型关系,教育水平以及儿童时期的健康水平对于个体的健康状况影响均显著。     

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健康效应——基于“千村调查”的数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上海财经大学2014年"千村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健康效应(包括躯体健康、精神状态和自评健康)。研究发现:幸福感越高的农村老年人,其健康的概率越高。在引入环境因素以及使用工具变量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保持稳健。分样本讨论结果显示,在教育、子女照料、家庭收入等传统促进居民健康的因素缺失的情况下,幸福感可以起到健康补偿的作用。对幸福感的健康效应影响机制分析后发现,幸福感主要通过社会资本效应、经济收入效应以及健康行为效应促进老年健康,并且健康行为效应成为幸福感影响中国农村老年人健康的首要途径。这表明,关注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就有可能化解其患疾病的风险,从而可以缓解农村老年人的健康压力。     

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健康效应——基于“千村调查”的数据

本文基于上海财经大学2014年"千村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健康效应(包括躯体健康、精神状态和自评健康)。研究发现:幸福感越高的农村老年人,其健康的概率越高。在引入环境因素以及使用工具变量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保持稳健。分样本讨论结果显示,在教育、子女照料、家庭收入等传统促进居民健康的因素缺失的情况下,幸福感可以起到健康补偿的作用。对幸福感的健康效应影响机制分析后发现,幸福感主要通过社会资本效应、经济收入效应以及健康行为效应促进老年健康,并且健康行为效应成为幸福感影响中国农村老年人健康的首要途径。这表明,关注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就有可能化解其患疾病的风险,从而可以缓解农村老年人的健康压力。     

电子商务发展、空间溢出与农民收入增长

本文具体分析了电子商务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直接影响机制和空间外部性作用,并基于浙江省11个地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两者的关系。研究发现,电子商务发展及其空间溢出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政府支持力度越大其作用越强,同时,欠发达地区可以利用电子商务带来的"后发优势"有效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农村网商集聚对当地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呈现为"倒U型",其空间溢出效应尚不明显。     

新农合真能促进农村居民就医吗

作为一项公共医疗政策,新农合对农村居民的就医决策究竟造成了何种影响是评价该政策效果的重要依据。本文利用江苏和安徽两省的农户抽样数据,通过两部分模型对此作了经验回答。研究发现:(1)新农合政策和收入因素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它们能够增大农户就医的概率,但农户就医后它们并不能带来农户医疗支出水平的分化;(2)区分门诊和住院这两种就医行为,新农合和收入都对农户是否发生门诊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却都对门诊支出水平没有显著作用,二者都对住院没有显著影响;(3)在参合农户中,收入与家庭发生医疗支出的可能性呈负向关系,说明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增加农村中低收入人群就医的预期作用。     

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提高是否增加医疗服务的诱导需求——以成都市城乡居民为例

本文检验了在成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是否会带来医疗服务诱导需求的增加。诱导需求的变化情况用经过标准化的医疗费用变化情况来衡量。实证分析基于2009年和2013年课题组对成都城乡参保居民健康及医疗服务利用调查所采集的1428和1773个样本数据,对成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前后进行比较。研究发现:(1)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之下,医疗供方诱导需求直接表现为不同档次间,不同年份间,居民医疗费用显著正向增加。(2)女性居民就诊费用受参保档次的影响程度明显。(3)就诊费用的发生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医疗服务的供给方。(4)城乡居民人均医疗费用上涨比例差别明显,家庭经济条件越差的居民人均医疗费用越高,增长越快,医疗供方诱导需求行为在城镇地区更为明显。     

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减贫:门槛、空间溢出与渠道效应

本文在阐明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7—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发展深度、空间广度及渠道维度三个方面,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减贫的门槛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门槛与空间层面,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抑制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且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对农村贫困减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渠道层面,普惠金融减贫的直接渠道与间接作用渠道并存,直接路径中可获得性渠道发挥主要贫困减缓作用、服务质量渠道的作用尚未显著发挥,间接路径中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渠道均得以有效验证。     

新农保非携带性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锁定效应——兼论对新农合锁定效应的替代

本文理论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锁定效应,并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对比分析新农合和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锁定效应的关系。本文发现,新农保使得农村劳动力流动概率降低了56.82%,使得农村劳动力跨乡镇流动的概率降低了58.04%。新农保对青年和盛年劳动力的锁定效应强于老年劳动力。参加新农保的本地农民工流动到外地成为外出农民工的概率降低了34.03%。此外,对未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劳动力而言,新农合对其流动性依然产生一定的锁定效应,但参加新农保后,新农合的锁定效应几乎被新农保完全替代。本文研究表明,在当前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趋势下,调整以新农保为代表的农村养老保险的非携带性显得尤为重要。     

收入、受教育水平和医疗消费:基于农户微观数据的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91～2004年的相关数据,研究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农村居民医疗消费决策和医疗支出大小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发现,相对而言,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低、年龄大的人群,其生病的概率较大;居民的医疗支出存在着财富效应;在中国农村地区,医疗支出的收入弹性为0．19,反映出医疗消费在农村地区是必需品。本文验证了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三者之间存在着替代性,即相对贫穷的、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居民可能会更多地使用健康资本来获得收入,从而导致其健康状况相对恶化、医疗支出增加。因此,对低收入者的医疗消费进行补贴对于提高他们的福利、缩小农村的不平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教育的供给水平来降低农村居民的患病风险。     

家庭老年照料与农村妇女非农就业——来自中国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0～2015年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方法,定量研究农村妇女从事家庭老年照料对其非农就业的阻碍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农村养老基础设施在缓解这一阻碍作用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研究发现,从事家庭老年照料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有负向影响,这一负面作用随着妇女从事老年照料强度的增加而不断提高,对30～52岁妇女和贫困家庭妇女非农就业的阻碍作用更为明显;此外,从事家庭老年照料也会影响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结构,限制其成为自我创业者;但是,养老院等养老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可获得性有利于缓解这一阻碍作用。本文的研究意味着现阶段农村仍然存在大量女性劳动力因为照料老人而从事农业劳动,养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完善能够释放这些劳动力,支持农村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及其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1997—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运用二维Logit模型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状况的地区差异及其决定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状况总体呈下降趋势,地区差异明显,妇女健康状况较差,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下降,中学教育对提高健康水平作用明显,收入增加和家庭环境卫生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健康水平。医疗费用的上涨抑制了健康水平的提高。文章认为,应该从加强农村居民的能力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展针对妇女和中老年人的医疗保健服务,从改善落后地区的医疗保健条件和环境卫生状况等方面入手改善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促进健康公平。     

公益组织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中的作用——以山东省即墨市、济宁市红十字会为例

本文通过在山东农村的实地调研发现，我国目前由政府主导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保障水平低，所提供的医疗救助资金有限，农民看病难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而作为公益组织的红十字会加入“新农合”制度建设之后，建立了社会资源流入医疗救助基金的渠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农合”医疗救助资金的不足，在帮助特困农民加入“新农合”的同时，提高了对大病农民的救助水平，有力地推动了“新农合”的制度建设。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农户的逆向选择、寻医行为和住院决策——基于重庆市忠县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重庆市首批新农合试点县忠县589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对门诊和住院医疗服务利用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同时采用Logit模型计量分析了新农合对住院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结果显示,样本农户的主要就诊机构为乡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新农合可以显著促进参保农民对医疗服务特别是住院医疗的利用,但也受到逆向选择问题的困扰.     

隔代照料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及机制分析——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考察了老年人参与隔代照料的强度对其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老年人参与隔代照料对其自评身体健康存在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对精神健康没有显著影响，两种不同的效应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处理样本选择效应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第二，隔代照料的效应存在性别、年龄、两代同住、城乡居住安排的异质性，即隔代照料对女性和农村居民的自评健康有显著积极影响，对与子女不同住的老人和小于70岁的老人的精神健康有显著积极影响；第三，子女的情感支持、老年人的社区参与和人际互动是隔代照料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的作用机制，上述机制在精神健康的路径中没有得到验证。本文从照料补贴、社区建设等角度提出改善老年群体健康的政策建议。     

新农合的运行困境与优化路径——来自湖南省D县的证据

基于湖南省D县的调查,在对D县新农合运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总结D县新农合运行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并提出具体优化路径。研究发现,D县新农合农民参合率逐年上升,制度保障性不断增强,农民就医选择权不断扩大,运行管理日趋严格;但仍存在农民受益水平低、实际保障基准有限、实际享受的优质医疗资源少以及农民受惠水平不均等关键问题;缺乏对定点医疗机构监管、农民医疗费用分担能力弱、医生道德风险制约新农合发展以及医疗费用增长过快以致资源配置失衡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为最大限度发挥新农合对缓解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的作用,应从理顺贫困群体医保管理机制、提高农民医疗费用分担能力、严格医生考核制度以及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四方面优化现有新农合,以促进新农合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