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问题研究

近年来社会恶意欠薪事件频传,现有劳动及行政法规均无法有效抑遏止以及保障欠薪员工薪资追讨及司法程序,刑法修正案(八)新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希望能就此打击恶意欠薪事件再起。然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将劳动及行政法中相关法规所管辖事项以刑法手段加以介入,似有挑战刑法谦抑性原则之虞,且该罪实施后,对法条内容之构成要件及相关名词于解释上尚存许多争点尚待最高人民法院厘清,本文将就支付时间、数额较大、严重后果等不确定法律概念提出个人观点,以提供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时参考,最后从追讨程序、劳动应征及政府监管等三方面提出建议,避免劳动者遭致欠薪风险。     

论是否应当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

人口买卖起源于封建社会，延续至今已有四千年历史。无论是从社会道德角度来看，还是从法制制度层面来看，在当代社会，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都侮辱和侵犯了人格的尊严，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已有明确处罚，相应犯罪行为随之有所减少，但此种犯罪依然屡禁不止，根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绝非朝夕之功。有鉴于此，我国刑法有必要加大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的处罚力度。     

外国刑法立法的新趋势--预防和惩治恐怖主义

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后，恐怖分子在世界范围内急速泛滥，同时也表现出新型的犯罪模式，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极度重视。为了加大对恐怖分子的惩治力度，国外对制定新的刑法进行深度研究，新刑法主要体现出偏重经验向偏向超前立法的转变，确保国外居民的人身安全，减少世界各国的经济损失。     

论刑法中的法律拟制

刑法中的拟制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如何理解和使用刑法拟制，也是刑法工作中最难把握的问题。本文从刑法中的部分明显的拟制条文入手，研究了刑法拟制的实质。     

浅议刑法的刑事政策化与限度

刑法与刑事政策既有一定的联系，也有很大的区别。关于二者的关系。学界普遍认为二者处于一种紧张、对立的关系。但在刑法实践中，又不能将刑事政策抛开。因此，在刑法的原则内，从实质违法性的角度来看，刑法与刑事政策是不可割裂的、统一的。具体来讲。刑事政策可以促进州法的适用，另外，刑事政策又不能脱离刑法的范畴。需要受到刑法的约束。本文将就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及其限度进行探讨。     

从公共资源利用的视角看环境群体性事件——从浙江东阳环境群体性事件切入

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增多的趋势。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有多种，其中因为环境资源利用的不公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浙江东阳一则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政府和民众三方在利用公共资源中的利益格局，及其群体性事件背后的内在逻辑。     

《刑法修正案九》视野下的从业禁止条款适用规则

《刑法修正案九》从预防再犯罪的角度增加了从业禁止条款,以遏制利用职业便利,或者违背职业要求特定义务而实施的犯罪,使社会免受利用职业犯罪遭受的侵害.从业禁止作为《刑法修正案九》亮点所在,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其适用原则、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条件以及与之相关的司法问题都还未出台,亟需厘清.本文立足于司法实践角度,剖析从业禁止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规则,以期厘清从业禁止,促进司法适用.     

刑法第13条但书的效用

我国刑法第13条是关于犯罪概念的定性加定量模式的载体，其中但书的规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书是对刑法总则、分则刚性规定的矫正与平衡。但书的所具有的出罪功能使得刑法之谦抑性活生生的跃然于刑法典中。     

刍议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之目的确定

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被认为是刑法解释方法之冠,在司法实践中,对维护刑法的正义性价值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中对于目的的确定应考虑刑法的基本原则、内容和功能,进而正确适用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     

从刑法角度论环境保护

本文从刑法角度出发，提出了加强环境保护的对策建议。要扩大立法范围，增加新罪名；完善刑法理论；从严惩处，确保罪责刑相一致；完善补救措施，实现刑法保障价值。     

诈骗罪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司法认定

诈骗罪作为一项古老的侵犯财产性犯罪,古今中外的刑法莫不将其作为重要犯罪加以惩治和防范。我国刑法也不例外,经过数次调整,我国诈骗罪的立法日臻完善,为有效地惩治和防范诈骗罪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武器。由于诈骗罪在内涵与外延上有着广义、狭义之分,所以本文所论之诈骗罪,乃是指刑法第266条规定的作为我国侵犯财产罪之一种的狭义上的诈骗罪。鉴于刑法对诈骗罪的规定过于简单、抽象,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中存在些问题,因而本文在此将从几个方面就相关的问题略作探讨。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之法律认定

1997年刑法在对旧刑法中交通肇事罪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增添了"因逃逸致人死亡"之情节,相对提高了量刑幅度,本意是为解决频发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案件,但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引发了理论界的讨论和实务界的困惑。本文旨在围绕刑法第133条和刑法基本理论,厘清基本概念,从罪过表现方面分析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认定问题。     

解读刑法修正案(八)之携带凶器盗窃

时隔一年之余反观刑法修正案(八)之携带凶器盗窃之规定,在面对司法实践出现的各种情形时,不免让人对此规定疑惑重重。对于携带了凶器但是否使用以及使用的方式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犯罪结果,构成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从刑法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去审查,此规定实为不妥。     

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从程序正义谈

“刑法是保障人权的大宪章”。从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来讲，首先是保障被害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保障犯罪人不受法外用刑。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从程序正义开始，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本文通过案例介绍，进行反思。     

“人肉搜索”何去何从——是否进行刑法规制

随着人肉搜索事件的频繁多发，网络“人肉搜索”逐渐演化成网络暴力，公民个人信息遭到泄露，其中名誉权、隐私权日益成为保护的重点，徐州立法“毁灭性”禁止人肉搜索，且侵权责任法公布确立隐私权的独立地位，刑法修正案七也增加新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对人肉搜索禁止或放开，是否对其进行刑法规制引发学者的讨论。本文通过对人肉搜索的基本介绍，引出对其是否入刑的争论，之后笔者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试图构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体系。     

试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本文从新刑法确立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概念出发，对刑法中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犯罪主体的各项罪名进行分析，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归纳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核心标准，并运用这一标准对有争议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进行界定。     

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时期，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群体性事件在数量和规模上较以往都有不断上扬之势，已成为党政机关的棘手之事，也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难题。要很好地把握转型期群体性事件，就必须从其实质、特点、成因以及防控对策入手进行分析。     

浅析刑法对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渎职犯罪定罪处罚的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将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渎职犯罪规定为：“国有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而针对国有事业单位人员的失职、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则无具体明文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基本上都适用的是刑法第九章之规定（这部分人员大多数都具有两种身份，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来定罪处罚。     

试论贷款诈骗罪的竞合犯罪之认定

我国刑法第193条规定了贷款诈骗罪。该罪设立之初对打击贷款诈骗犯罪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刑法对该罪规定的疏漏之处日益暴露出来。司法实务中出现的新的贷款诈骗行为越来越多，尤其是贷款诈骗罪的竞合犯罪给司法部门认定这类行为造成了一定困难。     

浅谈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的风险控制

2012年12月初曝光的华夏银行的理财风波事件给近年来呈现越来越多问题的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银行信用危机。华夏银行随即公开声明此事件为员工的自身违规销售行为，但是投资者不愿意和解，事件正在进一步升级。此次事件的处理结果尚且未知，但它无疑给当前蓬勃发展的银行理财市场发展敲响了警钟。银行及理财产品的购买者、销售人员及监管机构都应该从该事件中反思和吸取教训，寻求银行理财市场行业长远健康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