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必先要城乡一体化

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活动。乡村政府或乡村其他权威机构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国家基本制度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政治环境。在乡村治理活动中,治理主体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实现逻辑

社会治理现代化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形塑着政党治理现代化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客观对象。以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多指向城镇治理,基于治理理论,勘定乡村治理现代化内涵边界,进而指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价值困境、制度困境与行动困境,应遵循乡村治理主体全面协同、乡村治理机构系统化与乡村治理方式科学化的逻辑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论乡村公共经济的重构

乡村社会治理的要义在于建立一个由双主体即履行政府职责的公共财政和代表乡村居民的乡村社区财务构成的乡村公共经济。本通过分析乡村公共经济的现状，提出了实现双主体治理乡村社区所需的制度保证，即民主理财机制的健全和乡村社区的重新规划。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实践角色

[目的]构建德治、法治与自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乡村振兴。[方法]文章分别从历史视角和组织视角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变革和农村各类组织构成,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区属性探讨了其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作用,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结果]农民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具有多项功能和价值,可以教育和引导农民,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能代表农民发声,成为农村公共事务协商决策的重要主体;可以承担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成为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承载主体;可以调节农民之间、农民与其他各类组织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成为乡村社会重要的纠纷调处主体。[结论]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要从转变观念、完善体制、创新方式、完善法律等方面,加快推动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协商决策,承担更多公共服务。(1)要转变观念和意识,重视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作用。(2)完善乡村管理体制,细化县乡政府与村级自治的职责和界限。(3)推动合作社规范发展,健全合作社民主管理。(4)推动购买服务方式,让合作社承担更多乡村公共事务。(5)完善法律法规,为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提供法制保障。     

大理环洱海区域乡村治理的主体分析

乡村治理主体是在乡村治理活动中发挥作用的组织、群体与机构。通过研究大理环洱海区域乡村治理主体发现,在环洱海区域乡村治理实践中,乡村治理主体是多元、动态发展的,环洱海区域的各村委会、社会组织、村民等共同参与其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各个治理主体之间关系协调,形成良好互动的局面是提高治理效果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环洱海区域的乡村治理才能向善治迈进更坚实的一步。论述了环洱海区域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乡村治理主体的相关问题,以供参考。     

从“文字下乡”到“数字下乡”的百年乡村建设——基于政府治理的视角

百年来，乡村建设贯穿于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整个进程。“文字”作为伴随着乡村建设运动下沉到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资源和工具，为政府提升治理效率、贯彻国家意志以及保证乡村社会有效运转提供了可能。“数字”作为信息社会的新“文字”，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以数字技术、数字信息、数字权力等形式助力政府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通过对“文字下乡”和“数字下乡”的考察及比较发现，“文字”和“数字”作为不同时期的现代性符码进入乡村社会，促进了现代性价值在乡村社会的传布和发展，政府治理行为随之表现出治理技术理性化、治理面向服务化和治理内容精细化的转变。     

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机制、障碍与因应策略

社会力量作为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主体，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政府对乡村治理的有效补充。社会力量通过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生态效益、促进文化传承与融合、加快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丰富农民增收途径等作用于乡村产业、乡村生态、乡村文化、乡村治理和乡村人才等多个方面，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对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进行了实践探索，并且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的深入发展。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政策法规迟滞、主体意识不强、乡村融入困难、监督激励缺位等突出问题，需要在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强化主体意识、探索融合路径和建立健全监督激励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创新举措，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的路径论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社会的问题日益突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新时期,乡村社会治理也面临着从传统村组管理向现代社区治理的转变。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主要面临两大困境:内部治理主体的缺失和治理体制的落后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了有利契机,乡村应该紧紧抓住优质社会资源输入不断增加的优势,通过激发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增强基层组织治理权威等途径来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发生机制、历史逻辑与提升路径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位，乡村治理发展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农地流转，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多元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等特征重塑了乡村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本文首先提出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阐释其发生机制；其次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经营主体和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乡村治理的历史必然性；最后在分析现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挑战之后，提出重视社会化服务减少贫富差距、培养具有契约精神的新农民、明确多元治理主体权责义务，以及提高向心力培育乡村利益共同体等方面的乡村治理效能提升路径。     

多元共治理念下的乡村柔性治理路径分析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柔性治理是基层治理不断深化的一种新型模式,这种模式在基层治理主体的选择层面,将国家、社会和农民的互动作为实现乡村“善治”的最终路径。文章从“多元共治”的角度出发,分析在乡村柔性治理中参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内容的多样化和治理效果的多面化,以期构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实现乡村治理秩序良性互动。     

价值共创视角下公司社会创业促进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研究

公司社会创业通过参与第三次分配，重构公益与社会问题解决的生态系统，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本文从价值共创视角出发，基于万达集团扶贫丹寨县的案例考察，探索政府、企业和农民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可持续路径。研究发现，公司社会创业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二者协调融合发展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战略的深入实施。通过借鉴价值共创三阶段过程模型，构建了多元主体价值共创机制。研究进一步发现，社会创业主导角色经历了“中央政府—大型企业—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参与”的转变，社会创业网络日益复杂。在公司社会创业促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国家—市场—社群协同治理相互嵌入机制和多元主体地方文化认同机制在多元主体价值共创中发挥关键作用。本文立足于“国家—市场—社会”的合作互动，为大型企业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参考。     

多功能理论指导下乡村治理的创新实践策略研究

多功能乡村理论为现代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一条明路，而且该理论和我国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在目标和要求方面不谋而合。根据多功能乡村理论分析，我国在进行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还存在行政化突出、村民参与意识不足、治理主体单一、乡村治理专业人才缺乏等系列问题，本文对此提出了相应策略。     

县域统合：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政府行为逻辑——基于陕西省柞水县木耳产业发展经验的分析

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中县域政府的作为对于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陕西省柞水县木耳产业转型升级历程中县域政府行为的考察，从“政府-市场-社会”互动的视角提出县域统合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县域政府通过党政统合建立中心工作机制，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营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在项目统合下，县域政府通过打造全产业链体系、培育龙头企业、吸引农户广泛参与，完善了乡村产业市场结构；在党政领导和项目资源保障下，乡村产业市场发展中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统合的社会效应，为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稳定的社会组织基础。党政统合、项目统合、主体统合构成了县域层面统合治理的重要维度，三者层层推进，助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乡村振兴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振兴效果。我国乡村治理主体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历史背景演变，一方面，治理模式的演变需要与乡村社会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需要逐步健全机制创新，引导多元主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有效促进乡村社会发展。文章基于乡村振兴背景，界定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深刻研究分析了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     

数字技术助推乡村治理发展的内在机理与路径探究

大数据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可以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产业结构多元化、生态环境健康化和乡村文明高质化，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但是在数字乡村的建设过程中面临着治理思维束缚、内驱动力不足和外部支撑乏力问题，因此，乡村数字治理现代化目标顺利实现的关键点在于培养数据思维、构建人才支撑体系和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多元主体在共同的利益基础、责任担当和价值遵循的基础上，为全面治理乡村公共事务而形成的有机联合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内在要求，与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内在耦合性，但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基层配套制度设计有所欠缺、基层政府治理手段刚性化、村干部动员能力不足、村民主体性缺失和农村社会组织发育迟滞等现实困境，为了充分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潜能，需要构建完善基层治理制度、强化情感认同、树立村干部权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以及发展和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等实践路径，以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合作共治下乡村治理自治化和行政化的耦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方式的主流是村民自治,村民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在新时代乡村治理过程中,村级自治出现村民参与度不高、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这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与引导,因此出现了乡村治理行政化的现象,即国家权力到达乡村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新时代、新思想、新问题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要以合作共治为基本理念,以满足村民需求为导向,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积极作用,健全法律和道德约束,探索乡村治理行政化与自治化的最佳契合点,寻找实现乡村振兴的最优路径。     

乡村治理领域中的“内卷化”问题省思

围绕乡村社会三个时段中出现的内卷化问题,本文构建"中央政府—基层政府—村庄社会"三维分析框架,分析并比较不同时段中内卷化的形塑机制。国家代理人监控不足、基层政府压力与自利表达以及村庄社会规则功能发挥缺失共同构成乡村治理领域中内卷化问题得以延续的基本原因。三者在不同时段中差异化的表现,带来不同时段内卷化问题在形塑机制上的不同。在资源下乡过程中克服内卷化困境,需要以村庄社会公共性重建和村庄社会主体性发挥为着力点构建国家、基层政权与村庄社会之间的关联机制和制衡机制,以村庄社会规则的积极培育和有效利用克服技术治理的单向度推进。     

生态治理推动乡村振兴系统化路径研究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实现乡村生态振兴需要进行生态治理，而生态治理面对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系统，这就决定了治理主体结构的系统性、治理方法的系统。因此，乡村生态治理必须系统化推进，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发挥政府协同功能、治理和修复相统一等方面统筹治理，方可实现生态振兴的目标。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发展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彰显出技术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融合效应,折射出国家政权深度介入基层治理的制度导向以及善治转向。在国家政策关照下,智慧农业建设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技术保障;数字乡村工程为城乡共同富裕奠定技术基础;职业农民培育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技术主体。然而,在技术深度嵌入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延展出基层数字治理体系构建的各种问题场域,要求以系统思维、科学思维和法治思维为指导,通过党建引领下的规则治理、政府助推下的合作治理、安全保障下的技术治理以及村社主导下的文化治理,保障农村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信息安全,进而增进农民权能,推动城乡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