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的历史与现实之辩

内容提要:笔者基于对理性官僚制能否超越社会的转型继而存在,后工业社会能否兼容并包官僚体制问题的思考,在历史与现实的理论框架中审视理性官僚制,意识到:理性官僚制虽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一面,但诸多方面却不能与后工业社会相兼容。     

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21世纪公共管理者的二难抉择

现代官僚制通过理性化的设计,能够有效地克服管理中的人治因素,保证组织的高效运作。但其内在的价值分裂却造成了人的异化,针对这一弊端后官僚制应运而生。21世纪的公共管理者要做的绝不是对某一维度单纯的理性批判,也不是对官僚制与后官僚制进行简单的取舍,而是要历练出一种符合当前中国发展的科学的、理性的、法治的、契约型的和主体性的、创造性的公共组织与文化模式。     

韦伯官僚制组织理论研究综述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正式组织类型,自其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行政领域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与影响。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官僚制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与理论的批判,这些批判忽视了韦伯理性官僚制作为理想形态的真正内涵与历史价值。对于我国这种缺乏官僚制的国家更需要澄清人们对官僚制的看法,从而充分认识韦伯官僚制的当代价值。     

“差序格局”给公务员带来的责任困境分析

“差序格局”给公务员带来了责任困境。在工作场景中,“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的并存造成了公务员责任界线的模糊;在社会场景中,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公务员面临着两难选择。要走出困境,就要摒弃“自我主义”,构建理性官僚制组织并培育健康的社会文化。     

韦伯论近代法治与儒家伦理

通过归纳韦伯的论述,可以认为近代法治主要由三种要素构成形式理性的法律、官僚制和守法精神.传统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形成法治,原因在于儒家伦理不能培育出这些要素.然而,儒家伦理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救治法治社会可能产生的弊端.     

从公权的历史演进规律看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从原始社会的公共议决制到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效忠制,经过工业时代官僚制,再到当今信息化或知识经济时代的分权治理制,人类社会公权的运行方式有其自身的历史演进规律。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问题,只有依循这种规律,在回应新时代要求,弘扬理性与法治精神,解决现行行政体制存在的弊端与问题,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等多要素、多视角的有机整合中,通过制度创新,才能得到真正有效地解决。     

官僚制优势与政府执行力

当前，提高政府执行力的问题愈来愈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政府组织结构问题是决定政府执行力高低的关键。官僚制是现代社会的正规化政府行政组织形式。提升我国政府执行力必须重视建立和完善现代官僚制，发挥现代官僚制的优势．现代官僚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不可逾越的必然选择．     

韦伯的官僚制在行政实践中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韦伯的官僚制作为一种正式组织形式,一直在各国行政领域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与影响。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政府官僚制的组织形式也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怎么改革官僚制带来的弊端,使国家的权力机关更好的为公民服务?各国都在不断的进行探索。本文就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在行政实践中的困境与对策进行了论述研究。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的查阅和解读,归纳总结了韦伯官僚制理论在行政实践中的困境,并对其所面对的困境提出了一些改善的途径和对策。     

机构改革:从缩减规模到政府再造

要走出机构改革的怪圈，就必须突破简单缩减规模的传统做法，对政府组织进行再造。从世界范圈看。政府组织范式主要有传统范式、官僚制范式和后官僚制范式三种。借鉴国外经验，立足于本国国情。我国政府再造应以完善并超越官僚制范式作为目标，通过转变职能目标、合理配置权力、强化责任机制、优化激励机制、健全规章制度及更新组织化来完成再造。     

在官僚制中成长与成长的官僚制——我国政府组织发展的行政生态分析

官僚制，这一20世纪以来最为广泛适用的政府组织范式，今天正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检讨。本文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官僚制的产生、发展过程，并据以提出我国政府组织进一步发展的几条关键线索。     

中外政府雇员制的比较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多元化的进步，政府的行政管理面临着行政环境与政策结果的不确定性这两大难题，传统的韦伯式理性官僚人事制度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西方国家在上世纪率先开始了政府雇员制的改革尝试，目前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我国从2003年开始出现政府雇员制在地方上的初步尝试。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中西方政府雇员制却有着本质的不同，笔者拟主要从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目的及制度的性质角度分析两者的差异。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及其政府信任问题

政府信任是政府和公众之间基于公共利益的博弈互动关系．符合公共利益的行政价值理念将为政府提供持久的、合法的信任源泉。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由于片面注重管理主义工具价值，而忽视公共利益和民主价值，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政府信任的困境。民主行政作为新公共行政的学术识别系统。坚持和发展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符合人类理性与社会公共利益均衡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必然会全新构建和强化公众与政府的互信合作关系。     

论外交决策中的理性决策模式

20世纪以来,以博弈论为主要方法的理性选择模式日渐受到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重视,并一度成为最为流行的决策理论,也是最为常用的分析方法。通过对理性决策模式与其他决策模式的比较研究,努力发现其优越性,摒弃其理论的缺陷和不足,对于中国外交决策理论研究取得进展、对于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决策模式的实践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释——“贡赋制”与“集权官僚制”

理论界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是封建领主制生产方式。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和刘永佶教授均对此解释提出了质疑。阿明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中心,并非欧洲中心论者们坚持的封建领主制,而是贡赋制(或纳贡制);但他又认为,"封建制"是"贡赋制"的萌芽形态,"贡赋制"是"封建制"的成熟形态,这是一种尚不准确的概念规定。刘永佶认为,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否定掉的,是"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而不是封建领主制;他认为在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的是"集权官僚制"。阿明的"贡赋制"与刘永佶的"集权官僚制"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释不同但是还是比较接近的。     

内部劳动市场与我国公务员的隐性激励

同私人企业一样，公共部门也存在着一个内部劳动市场。公共部门内部劳动市场中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够对广大公务员产生隐性激励作用。中国公共部门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公共部门官僚理性发育不足，导致公共部门内部劳动市场相对扭曲，进而造成其所蕴含的隐性激励机制的相对弱化和激励缺位。因此，大力修复与重构中国公共部门的内部劳动市场，是当前中国公务员激励制度创新的首要工作。     

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背景因素分析

经过分析,本文认为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成功存在三个内在决定因素,即官僚制的高度发育、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市民社会的发展及强大。     

对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思考

官僚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使得其行为对财政支出决策和提供完全中性是不可能的,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和X--低效率的存在也就不可避免.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建立模拟市场制、模拟公司制的委托代理制度和完善官僚的激励机制.针对我国财政支出低效率的现状,只有进一步确立市场机制,引入竞争机制和加强内部监督机制,才能使财政支出效率得到尽可能的提高.     

从管理成本角度对官僚行政制盛行的新诠释

官僚行政制（Burearcracy）又译行政组织结构。这个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webber）在本世纪初提出的组织概念，在现代组织理论领域，可以说没有哪个术语比它遭到更多的口诛笔伐。但现实中官僚行政制的经织结构却比比皆是。对此组织理论家们做了种种解释，笔者认为大都未及要害。企业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以成本、收效力的相互权衡作为行事的依据，对组织结构的选择也不例外。基于此思路，本文对图通过行政组织结构与其它组织结构管理成本比较这个新角度对现代企业中官僚行政制盛行的现象做一…     

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重建——从文化传统看中国的现代化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传统的现代化,即克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现代化的阻力作用,利用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去塑造人类理性最大化的新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和重建:一方面儒家文化传统以其内在的文化模式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文化会受到新的冲击与挑战,进而在变异和创新中获得新的认同和传承。传统文化在抗拒、融合、摒弃、吸纳其它先进的文化元素中对中国的现代化能起巨大动力作用。     

对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思考

官僚有效用最大化目标使得其行为对财政支出决策和提供完全中性是不可能的，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和X--低效率的存在也就不可避免。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建立模拟市场制、模拟公司制的委托代理制度和完善官僚的激励机制。针对我国财政支出低效率的现状，只有进一步确立市场机制，引入竞争机制和加强内部监督机制，才能使财政支出效率得到尽可能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