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扶贫“双到”工作向纵深发展的思考

“规划到户、责任到人”是广东扶贫工作的创新模式，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省委、省政府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创造性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描。贫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广东扶贫“双到”模式的初步实践已经证明：以政府主导实施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双到”专项工作，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广东省扶贫“双到”一年之内让137万人脱贫

2011年广东省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超过6000元,有近32万户137万人摆脱贫困。从广东省扶贫开发“双到”工作考核评估结果通报会上了解到,“双到”工作是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扶贫“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工作要求,以此指导各单位及企业帮扶贫困村、贫困户及贫困个人,实现稳定脱贫。     

建立“扶真贫、真扶贫”的长效机制——河源市创新扶贫“双到”的启示

近年来，河源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扶贫“双到”工作各项部署，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开拓思路，创新扶贫“双到”工作机制，分类制定扶贫规划，建立帮扶责任问责制度，扎实推进扶贫“双到”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河源市有省认定的贫困村318个，在册贫困农户42111户、189580人。2010年，318个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平均3．66万元，比上年增长31％；44．4％的在册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超过2500元。     

“建设幸福广东”视角下完善农村扶贫开发责任机制的思考

广东农村贫困是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文化性等多重因素导致的复杂问题的集合。在建设幸福广东的进程中,消除贫困是建设幸福广东的前提和基础,让所有人都免于贫困,是＂建设幸福广东＂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广东新时期的农村扶贫工作,应以崭新的理念,以创新的思维,针对变化的新情况,以落实＂双到＂为核心完善农村扶贫开发责任机制,制定更加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目标、措施和办法,努力提高扶贫开发水平和扶贫成效。     

农村剩存贫困的特征及治理路径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奋斗目标。然而，由于主观、客观方面的原因，我国农村的“剩存贫困”突出，严重影响了城乡统筹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当前，农村“剩存贫困”的治理既有困难，也有有利条件。要从强化政府责任、壮大经济基础、提高抗贫能力、创新扶贫机制、完善保障体系等方面加快农村的“剩存贫困”治理。     

实施三个转变开创扶贫新局面

十年来我省扶贫工作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有些地区贫富反差越来越大,如一些革命老区、库区、移民区、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变。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复杂的,脱贫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贫困与反贫困将长期存在,扶贫工作任重而道远。当前,各行各业都在深入学习贯彻江总书记视察广东的重要指示,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扶贫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加快脱贫奔康发     

农业自然灾害与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自然灾害总是与贫困相伴随，且呈正相关关系。自然灾害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破坏作用日益加重，从而导致一部分农村人口处在贫困线上，或使一部分已经脱贫的人们重新返贫，使得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更加艰巨。本文从我国农业自然灾害的现状及特征分析入手，阐述了农业自然灾害的危害性，提出了减灾与扶贫相结合；国家财政投入和农业保险相结合；“教育扶贫”和“移民扶贫”相结合；脱贫与巩固温饱相结合的现阶段农村扶贫新思路。     

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研究--以湖南省岳阳县云山乡为例

贫困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是一定区域内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户）之间因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婚姻结构、收支结构、生产条件结构等不同而产生的贫困。围绕“精准扶贫”,可以采取三大对策破解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一是精准界定扶贫职责;二是精准确定扶贫对象;三是精准实施扶贫之策,包括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善贫困农户生产条件,提高贫困农户劳动力素质,为贫困农户就近务工创造条件,引导贫困农户走合作化道路。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完美收官，中国社会正式进入“后扶贫时代”的过渡阶段，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减贫治理的关键核心。当前针对相对贫困问题的理论发展、问题特征、产生原因、测算标准与治理路径等方面学界已取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较多观点冲突与激烈讨论。目前就相对贫困这一主题的研究仍存在实证匮乏、范围粗略、体系简陋等问题，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从接续研究、机制构建、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其破解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逐步临近,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已进入决胜冲刺阶段,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难拔的“穷根子”、难摘的“穷帽子”.尽管脱贫攻坚工作在全面小康的赛道上“跑出”了新成效、新突破、新亮点,但当前在精准扶贫实际工作中仍存在诸多重点、难点问题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贫困对象识别还不够精准、产业扶贫尚未完全精准对接贫困对象脱贫需求等方面.通过深度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理清政府、企业、社会及贫困户之间的关系,建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路,构建长效扶贫机制,以期为“后小康时代”开展扶贫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花旗集团资助“格平绿色助学行动”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最近接受花旗集团116．8万元人民币捐赠用于资助“格平绿色助学行动”。“格平绿色助学行动”是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曲格平先生在2003年倡导、出资，香港绿色力量、广东中成化工等组织资助创建的一种新型公益行动——扶贫、生态恢复与助学相结合。该项目旨在通过向贫困儿童家庭提供资金、科学技术的援助和政策的扶持，实现“一朝受助，持续自强”的行动目标。     

临县扶贫互助合作社信贷业务发展及启示

为了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输血性扶贫到造血性扶贫的转变,提高贫困农村自我发展、持续发展的能力,国务院扶贫办和财政部于2006年起,在山西省吕粱市临县6个乡（镇）的6个行政村,开展了“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每个试点村成立一个扶贫互助合作社,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1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对本村农户发放小额信贷。扶贫互助合作社成立一年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农户发展所需资金短缺问题,对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创新做出了有益尝试。     

提高扶贫成效：基于贫困人口异质性的S—T—P对策探讨

贫困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是一个反映了人类低水平福祉的、复杂的多层次概念。尽管世界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采取了多种措施,如世界银行2000年将贫困问题作为其重点关注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3年提出“千年发展目标：消除人类贫困的全球公约”等,但迄今为止,全世界仍有10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8．52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我国自1986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组织、有技术、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但仍有2365万绝对贫困人口,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067万人,贫富分化现象愈演愈烈,贫困群体的弱势地位更加突出。那么,如何提高扶贫、减贫成效？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无疑有助于纾解贫困这一经济发展的沉痼。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切实提高新阶段扶贫开发水平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扶贫工作明确提出“一个目标、一个加大、两个提高”的新要求（“一个目标”，即到2020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一个加大”，即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两个提高”，即提高扶贫开发水平，逐步提高扶贫标准），为我们进一步搞好扶贫开发指明了方向。就河北省而言，农村的扶贫开发，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问题。     

农村贫困特征及区域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经过近30年的农村扶贫开发,我国农村贫困治理成就斐然,农村贫困问题得到很大缓解,解决了大量的生存贫困。到2006年,全国农村生存贫困人口减少到23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3％。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到来,农村贫困状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村扶贫工作进入到了新的阶段。了解现阶段的农村贫困特征对于深刻了解农村贫困问题和制订相应的反贫困政策具有指导意义。     

扶贫,别忘了城市贫困群

扶贫，别忘了城市贫困群管在源张建国刘向东王飞牛泽彬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并为此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优惠政策和强有力的措施。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的贫困人口大大减少。但是，在农村，仍有６０００多万农民吃不饱...     

居民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

贫困与扶贫是一个世界性话题。贫困问题解决不好,必然会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对当前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也就势在必行。本文从论述贫困的涵义出发,将贫困进行分类,着重从相对贫困和城市贫困角度探讨当前我国居民贫困出现的问题,并指出贫困研究的实际意义,为我国居民扶贫提供相应的对策,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是对世界发展的重大贡献。 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精准扶贫方略的施用, 但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功能发挥。(1) 制度取向是绝对贫困问题的综合施治与系统解决, 是短期纾困与长效赋能、政策兜底与内生脱贫的统一, 是普惠支持与精准施策的均衡。 (2) 制度建构逻辑是政府发挥战略先导作用与市场对发展脱贫渐进起决定作用的耦合互动。 中央统领与对口支援、 地方能动 “三位一体” 的举国扶贫体制, 从扶贫到脱贫的主体化、内生化发力, 从系统变革到微观干预的全方位帮扶, 从瞄准到施策、 赋能的一体化操作, 推动绝对贫困问题的超常规破解。 (3) 制度效能体现在脱贫退出的高质量、 长效性与内生动力上。 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政治保证的精准扶贫行动扭转了形式主义扶贫趋向, 相比其他国家取得了更全面、 彻底的脱贫成效。 贫困性质正发生新的变化, 防疫常态化带来新挑战, 消除剩余贫困, 提升脱贫质量、 管控返 输入为主的超常规减贫, 转为科技基建、 制度供给为主的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管控, 实现贫困治理现代化。     

区域农村贫困格局的形成:空间依赖、空间分异与尺度效应

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基于等级理论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通过解析贫困空间依赖和分异格局成因的尺度机制（重点关注差异与关联），来理解宏观与微观因素的相互关系。对甘肃省六盘山片区村级和乡镇贫困进行了计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行政村尺度对案例区贫困格局及成因的解释度更好，但乡镇尺度上过程不容忽视。(2)宏观经济社会情境因素对微观上村级和乡镇贫困具有显著影响，作用方式具有多元化特点，作用强度在乡镇尺度上大于村级尺度。(3)宏观情境因素与本地因素对贫困格局的形成存在交互增强且因尺度而异的协同关系。另外，还比较了不同等级系统（行政区划系统和重新构建的贫困分区系统、地理分区系统）下的结果差异，发现行政区划系统不是解析贫困格局成因的最佳选择，它会掩盖和扭曲部分因素的影响，而贫困分区系统能更好地描述“真实的”的贫困形成过程。以上表明，中国精准扶贫战略将重心下沉到村和户是现实合理选择，但以“适度漫灌”来夯实宏观上经济基础和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在甘肃六盘山片区仍有重要意义，而各级各地政府或组织形成共同但有侧重的协作理念和方式是重要保障。同时，高效可持续的贫困治理在行政机制外尚需强化市场和社会机制。     

发展民营经济对消除贫困的意义--来自浙江的实证

一、中国扶贫工作:成果举世瞩目,任务任重道远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人类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说,中国成为全球消除贫困的成功“范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已从2.5亿人减至目前的2610万人,约占世界同期贫困人口减少总量的70%。与之相应的是,25年来,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量20%以上来自中国,以占世界不足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0%多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人均GDP增长了5倍,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数亿。中国在“十五”前4年,绝对贫困人口减少600万人。虽然全国贫困发生率降低到了3%以下,但扶贫开发仍面临着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的双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