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关系的探析

本文以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反映企业经济绩效的因变量,以研发密度、技术人员比率、资本支出率和专利作为反映企业技术创新的自变量,同时选用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Debt）和企业规模（Size）进行回归估计,得出如下结论：企业研发密度、企业技术人员比率、专利授权数均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资本支出率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创新基金投向:传统转型企业还是新生企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技术突破离不开政府资金的引导和推动,政府创新支持资金的具体投向以及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按照来源分成传统转型企业和新生企业,分别考察两者不同的创新特点,采用Bootstrap组间差异检验方法研究了企业进入时机、企业规模对这两种类型企业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同一时点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传统转型企业与新生企业相比具有较小的研发创新激励。通过区分企业不同的研发激励特点,政府才能更有效的对企业实行创新支持政策。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对于需要在传统产业基础上通过技术融合形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为了弥补传统转型企业的研发不足,政府创新基金投向重点应是传统转型企业;而对于需要通过技术跨越形成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政府创新基金投向重点应是研发激励较大的新生企业。政府创新基金还需针对传统转型企业和新生企业的不同创新特点对其采用差别化的创新支持政策。     

政府补贴对企业净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是近年来财政学领域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2012～2021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政府补贴对总研发投入、净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本文发现整体而言政府补贴对企业净研发投入并不具有挤入效应,且整体上呈倒U型。异质性方面,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的净研发投入促进效果小于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取得政府补助后其投入研发补贴的倾向更高;政府补助在整体上能够促进西部企业的研发活动,中部地区政府补贴对净研发投入存在较明显的挤出效应,东部地区政府补贴对净研发投入无显著促进效应。     

双重网络与企业创新的交互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考察

为探讨新能源汽车企业专利合作网络及高管社会网络的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86家企业2012～2019年间的数据,分别建立企业专利合作网络和高管社会网络,在此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能源汽车企业专利合作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正向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专利合作网络中心度弱化了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弱化了专利合作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利用双重网络来利用优势、规避劣势,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提供了理论基础。     

大型研发企业的研发投入分析——基于全球前2000家企业研发投入数据

利用2006年全球研发投入居前2000位的企业数据,考察了这些企业研发投入的一些基本特征,如产业分布、国家分布,以及研发的集中度,并探讨了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是：研发具有产业异质性;研发在一些国家集中;企业研发的总量水平、研发比率、研发增长率与企业规模具有非线性关系．中型企业具有较高的研发投入量,而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具有较高有研发投入比,以及研发增长率。     

政府干预、金融错配与企业创新——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建立了一个存在金融错配的厂商创新模型， 并将政府干预引入模型， 分析发现金融资源错配抑制了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而政府干预的影响是复杂的， 取决于政府干预手段对企业的直接作用以及其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对企业的间接作用， 且这两种作用通常是相反的， 即金融错配会削弱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运用 2010～2016 年间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 并且发现非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更高的研发强度。指出加大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资源配置和政府补助，加快竞争性国有企业行业改革等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     

不同市场结构下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分析

新能源汽车产业近十年来在补贴等政策扶持下发展异常迅猛， 隶属企业队伍不断壮大，市场结构也瞬息万变， 然而近年来的骗补频发与创新不足对政策效果做出了负面诠释。 现有研究认识到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市场各种主体对政策的反应有所差异， 但缺乏深入的探究政府政策行为在不同类型的市场结构下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具体影响及最优区间。 本文由此出发， 纳入可以分离出政策额外激励效应的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 运用新能源汽车产业样本企业数据细致分析了市场结构、 补贴政策及企业创新投入三者之间的行为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府政策行为遵循着 “优势企业扶持” 策略， 且补贴政策对微观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额外激励效用， 这种额外激励在高市场集中度下更显著，而当市场集中度处于高寡占 Ⅱ型时， 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用达到最大。     

财政补贴、外源融资与我国集成电路企业自主研发

本文研究财政补贴对我国集成电路企业自主研发及所需外源融资的影响, 并检验外源融资在财政补贴影响自主研发时可能存在的中介及调节效应。 回归结果表明, 财政补贴对我国集成电路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影响显著, 对专利产出影响不显著; 财政补贴能显著促进企业获得研发所需的股权融资;两种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在补贴促进研发时既有直接的中介效应也有间接的调节效应, 而银行信贷仅发挥调节效应; 现行政策对环渤海、 中西部、 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激励效果依次降低; 对封装测试、 制造、设计和装备材料环节的激励效果依次降低; 政府补助市场化运行方式有利于资金效率的提高; 财政补贴对员工和资产规模较大企业研发的激励效果更好。     

科技型中小企业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基于浦东新区的一个案例分析

本文通过对浦东新区一个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在新区中小型科技企业发展中存在融资困难,技术向产业转化能力较弱,产业集聚程度较低、产业链发展不完整,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区域创新体系中也存在中介服务的水平有待提高,产学研合作不够密切,商务成本过高,政府政策不够到位等问题;提出应该采取加强产业集群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建立担保机制和风险投资体系及加强服务平台建设等措施.     

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本文基于2010—2017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均对政府研发补助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通过探究政府研发补助对两种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解释了现有研究中关于政府研发补助和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的不一致，同时通过对企业内外部治理因素的调节效应的探究，丰富了有关政府研发补助实施效果的情境因素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政策以及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创新效率研究——基于三阶段DEA方法

利用我国高技术产业分地区数据,应用三阶段DEA方法,对高技术产业研发创新效率进行了实证测评.主要的研究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创新效率水平较低,且规模效率不高是制约其整体提升的主要原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者素质是提高效率水平的有利因素,而地理位置和政府干预对研发创新效率提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按照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将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创新模式分为4种类型,各省区可根据自身的效率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和完善.     

专利执行保险、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作为知识产权保护重要制度之一,专利执行保险通过降低技术溢出损失和外部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2012~2019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专利执行保险实施背景下专利保护对企业技术创新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专利执行保险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特别是对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提升作用明显,在考虑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成立;技术溢出损失效应和外部融资约束是影响专利执行保险创新激励效应的重要机制和渠道;专利执行保险和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显著,其中对滞后5期内的企业财务绩效提升最为明显。研究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激励作用探讨,加快专利执行保险试点推广以及如何激发企业创新提供理论价值和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就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其中,以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为因变量,数字化转型为自变量,企业规模、企业产权结构、对外开放程度、资产负债率、创新氛围、政府支持为控制变量,通过多重共线性分析、回归分析、异质性检验和稳健性分析,验证了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不同行业类型的工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不同,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线性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呈倒U型;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呈U型。在此基础上,为提高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分别从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与政策,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风险投资绩效研究 ——以我国新能源上市企业为例

本文基于 2004～2017 年新能源上市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 利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政府补贴、 风险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实证结果表明， 政府补贴和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均存在激励效应， 其中研发投入能部分中介风险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并完全中介政府补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此外， 企业的内部控制风险承受能力负向调节风险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基于专利数据的人工智能就业效应研究——来自中关村企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匹配了2009—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专利数据库和中关村企业调查数据库，聚焦于考察人工智能对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企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促进就业，这一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微观机制方面，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市场占有率进而提升企业就业水平。拓展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提升了高学历员工、年轻员工、新员工占比；人工智能的就业促进效应在不同细分技术领域和不同类型企业间存在异质性：相较于专家系统及机器人，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的就业促进效应更明显；人工智能的就业促进效应在企业规模较大、出口规模较大，以及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企业中更小。本文基于专利数据对企业人工智能技术水平进行测度，将研究样本拓展至包含服务业企业，从企业市场规模扩大的角度拓展了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微观机理，为企业实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政府制定人工智能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研发补助影响企业价值的规模差异

研发补助通过两种路径影响企业价值,不同规模企业融资实力、财务约束的差异导致补助影响企业价值效果的差异。本文利用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以股票回报率、财务业绩和市场价值作为企业价值的代理,对研发补助影响企业价值的效果及其规模差异进行了检验。发现补助并不能显著增加企业价值,但中小企业的研发补助显著增加了企业价值,对补助的负作用有显著抑制作用。本文的结论为评价和改进我国补助政策、设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提供了重要证据。     

长江经济带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 2006～2016 年长江经济带11 省市高新技术产业面板数据, 运用 DEA 和 Malmquist 指数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测算了长江经济带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并探究了其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从静态来看, 长江经济带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呈现上升趋势, 但上中下游区域创新效率失衡现象严重; 从动态来看, 长江经济带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水平总体上有所改善, 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依赖综合技术效率的提高, 但规模效率不稳定的状态仍然存在; 最后本文研究发现企业自主创新和政府支持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高的最主要因素。 因此, 为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须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 并发挥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引导、 激励、 服务和规范作用。     

规模、研发支出与企业价值

理论分析表明,规模、研发支出与企业价值相关;规模会影响研发支出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研发支出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规模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然后再下降的水平的S形关系。研发支出的作用会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研发支出与企业价值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仅存在于小企业中,在大企业里,研发支出与企业价值负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稳健性检验表明,这些结论不受样本选择的影响。     

政府补助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效率的影响

本文选取 2011～2015 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企业研发效率, 实证分析了不同政府补助强度下政府补助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效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效率存在正 “U” 型关系： 当政府补助强度较低时, 随着政府补助强度增加,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效率却降低, 存在企业利用政府补助 “补血” 或 “贴金” 的情形; 而当政府补助强度达到 26.17%时, 政府补助对研发效率的影响开始出现拐点, 此时随着政府补助强度的继续增大, 企业的研发效率才会随之提高。     

中国企业利润来源与差异的决定机制研究

本文使用1998—2007年间中国微观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利润来源及差异的决定机制。结果发现,从内部因素来看,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广告投入强度越高、人力资本越高、市场势力越强、产业单位活动数越多及更加注重新产品开发的企业有着更高的企业利润;相反,企业规模越大、年龄越长、资本密集度越高及销售与管理费用越高的企业却有着更低的企业利润;从外部因素来看,位于产业集中度越高行业、能够获得政府财政补贴及人均工资高的企业有着更高的企业利润,相反,有出口行为及税率高的企业却有着更低利润。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最高,港澳台企业其次,民营企业再其次,国有企业最低。进一步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中,企业利润决定因素存在显著差异。这就充分说明,中国企业利润既来源于市场因素,也与转型背景中特殊政策和非市场化因素有着紧密关联。全面消除这些特殊且不合符市场规律的政策和非市场化因素,是维持中国企业利润可持续增长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