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储蓄率变动的决定因素——基于1997—2006年省际Panel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1997—2006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村居民储蓄率变动的决定因素,并检验了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对我国农村居民的适应性。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家庭储蓄率持续攀升以及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居民储蓄习惯(滞后储蓄率)、收入增长率、实际利率和宏观经济波动;但与人口年龄结构相关的因素对农村居民储蓄率变动影响较小,实证结果部分支持生命周期理论假说。因此,从中短期来看,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储蓄率依然较高,应设计出刺激农民消费、减少储蓄的中短期政策组合,同时从制度层面理顺农村储蓄资金转化为投资的渠道。     

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大量的农户家庭调查资料，对决定中国农户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从实际出发，构建了一个有丰富解释说明，且能对各种类型变量均有所考虑的储蓄模型。研究发现，(a)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工业化等对储蓄率的上升贡献相当大，且为正值；(b)在帮助解释区域间储蓄率的差异中，文化因素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c)家庭生命周期的“∪”型分布假说被拒绝，相反“∩”型分布发现；(d)当家庭财富与储蓄率的相关关系表现为负值时，持久收入假说也被拒绝。     

农村居民储蓄率与收入差距、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0-2018年的各项数据,通过VAR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的储蓄率与贫困减缓、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贫困减缓对农村居民的储蓄率的影响较大,收入差距对储蓄率的影响逐渐上升并保持平稳,此外,储蓄率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会反作用于贫困减缓,而贫困减缓也会对收入差距产生较大的影响。最后,针对研究成果给出一定的建议。     

持久收入理论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基于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两种分解方法的省际面板模型检验了持久收入理论的三个假设。结果发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持久收入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安徽、黑龙江、吉林、陕西、甘肃、青海、云南和海南等省份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为零,而其他省份的农村居民消费与暂时收入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为零。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对当期收入是过度敏感的,导致持久收入理论失灵。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对消费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农村居民城镇化如何影响家庭储蓄率

本文基于世代交叠模型，在理论上分析了农村居民城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并运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城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由农村户籍转为城镇户籍的户籍身份转换显著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户籍身份在转换提高家庭总收入的同时，并未提高常规型消费水平。原因是户籍身份转换家庭为追求相对社会地位而产生物质渴求动机，在面临流动性约束时推迟了当前消费，从而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此外，户籍身份转换后子女教育等支出和收入不确定性引致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是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之一。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低收入、低财富、低户主年龄和高负债家庭而言，家庭成员发生户籍身份转换对其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研究是对中国家庭高储蓄率之谜解释的有益补充，以期为制定扩大内需政策提供参考。     

中国农村家庭存在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吗

中国城镇家庭储蓄率—年龄曲线呈现为U型，与生命周期假说及国际经验相反形成了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为了验证中国农村家庭是否与城镇家庭相似，本文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APC模型对中国农村家庭储蓄率的生命周期模式进行识别，发现中国农村存在37～49岁的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偏低的生命周期之谜。为了揭示其可能发生的作用机制，本文应用多重中介效应检验发现：(1)教育负担是造成中国农村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偏低的首要原因；(2)控制教育负担的影响后，以交通通讯支出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是拉低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的另一主要原因；(3)社会成本支出显著地抑制了家庭储蓄率，但并不是形成中国农村家庭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的根本原因。     

自选择、培训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提高

本文基于中国多省份农村居民的入户调查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克服农村居民参与培训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分析了培训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参加培训能够使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显著增加;第二,存在内生性因素影响农村居民选择是否参加培训,考虑培训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后,培训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提高的作用更大;第三,参加培训时长、培训费用由谁支付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都比较显著,尤其是培训费用由农村居民个人支付的效果较好。     

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的动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动态随机效应估计模型,对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的医疗和收入、教育等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的健康存在显著的状态依赖,总体上从30～35岁开始变差;初中以上的教育水平对保持良好健康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收入对健康的影响符合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即持久收入越高,农民健康良好的概率就越大,并具有显著性;当期收入的影响不大;持久的医疗价格对健康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当期医疗价格的影响不大;各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存在着性别差异。因此,在制定健康政策时,除了医疗,还需高度重视其他因素的影响。     

基于持久收入假说的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影响效应区域差异分析——来自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将我国不同区域的农村居民收入分解为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对其消费影响效应的区域差异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差异性显著。总体来看,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大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区域间差异较小,但在东、中、西三大区域内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刺激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工具选择要体现区域差异性,同时,既要重视建立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长效机制,也要适时出台一些增加农村居民暂时收入的政策,以刺激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社会网络、风险分担与农户储蓄率

为了探索社会网络在农户之间的风险分担机制,研究其对农户储蓄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户社会网络对其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会网络能显著降低农户储蓄率,在考虑家庭成员不可观测的能力因素以及农户的文化传统和偏好后该结论依然稳健;2社会网络通过其内部的风险分担机制发挥着非正式保险的作用,进而降低农户储蓄率;3对社会网络的进一步分类表明,亲戚这种"强关系"能显著降低农户储蓄率,而朋友这种"弱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农村社会网络的风险分担机制主要发生在联系较为紧密的亲戚之间。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多维透视:1989—2009

本文利用1989—2009年CHNS调研数据,从多维度的视角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进行分析发现:除了2000—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相对收入流动性呈现出不断下降且趋于稳定的态势,这意味着当前农村居民改善自身收入地位的机会大不如前,农村社会的收入分层结构日趋僵化稳定;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绝对流动性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特征;收入流动性对农村居民的长期收入分配起到了改善作用,同时这一作用具有全局性,而不仅体现在特定类型的农户群组中;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群组的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非农业户、沿海地区的农户群组的收入流动性相对较低。因此,要为农村居民营造公平正义的发展机会和环境,形成自由顺畅的相对收入流动机制,逐步改善收入分配关系。     

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基于总量与结构视角

本文从增收效应、预期效应、示范效应、挤出效应四个方面构建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虑农村居民参与非农就业的自选择特征和家庭异质性特征,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和分位数回归模型,从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两个层面检验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研究发现,非农就业通过改善家庭收入增长性、弱化收入不确定性、强化城镇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性,促进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增长,但也会增加教育和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对家庭消费造成挤出效应。上述四种效应叠加后,非农就业能促使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平均提高13.09%,但这一促进作用随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提高而逐渐减弱;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对家庭设备、居住类受流动性约束较强的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强于对食物、衣着、交通通讯消费的促进作用,对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类"软性"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农就业对家庭收入为中上水平、存在流动性约束、没有购买商业保险及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这一经验判断提供了直接证据,也为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城乡收入差距是否提高了农业化学品投入?——以农药施用为例

本文在1995～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对农药施用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农药施用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有助于减弱这一正向影响。同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农药施用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但是不考虑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对农药施用强度的交互影响会低估“倒U型”曲线拐点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本文研究表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实现农药减施在政策目标上具有较大协同性。为了实现农药减施以及农村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建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并实施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制度。     

团结还是疏离:转型期的农村居民代际支持——基于全国农村地区微观数据的分析

为回应有关中国农村居民代际关系的争论,评估近年来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对农村家庭生活的影响,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2012年全国五省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这7年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相比于2006年,2012年农村居民三代间的情感互动频度上升,经济互动频度下降,而劳务支持呈现向子代倾斜的趋势。经济增长和农村新代际分工的形成是农村居民代际支持呈现上述变化的重要原因。代际关系在未来农村家庭生活中能否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尚需做进一步的追踪和研究。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膳食质量状况是食物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利用人均膳食质量分值（人均DDP分值）及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自1990年以来,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不断改善,但总体水平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不同类型家庭的膳食质量状况具有明显差异。人均收入、人均动物性食物热量摄入量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人口规模、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提高收入水平、增加动物性食品消费量、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兼业程度和缩小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是提高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水平的主要措施。     

中国居民家庭食物浪费的收入弹性、效应解析及模拟分析

食物浪费不仅导致食物生产和分销过程浪费大量资源,还增加垃圾处理压力和温室气体排放,挑战粮食安全。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解析了收入增长影响家庭食物浪费的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收入增长会显著提高居民家庭食物浪费量,食物浪费收入弹性为0.26,其中,数量效应表现为收入增长提高谷物类、蔬菜类和肉蛋奶类食物的浪费量,包括通过提高家庭食物浪费率对食物浪费量产生影响;结构效应表现为收入增长降低蔬菜类食物浪费量占比,提高肉蛋奶类食物浪费量占比,但对谷物类食物浪费量占比无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收入增长与家庭食物浪费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两种方案的模拟结果均显示,2030年前我国人均食物浪费量和食物浪费总量仍会继续上升,有必要制定和实施遏制居民家庭食物浪费的具体干预措施。城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收入增长对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浪费的作用更强,因此干预措施制定应着重关注农村地区家庭食物浪费问题。     

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与不平等

本文利用1995年、2002年和2007~2009年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整体收入流动性不强;2000年以来,随着政府对"三农"问题重视的加强,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在2007~2009年有了明显的上升。非农就业、教育等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日益突出,而农村家庭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趋势不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993~1995年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归功于代表绝对流动的收入增长累进性部分超过了代表相对流动的收入再排序部分;2000~2002年和2007~2009年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是由于收入增长的累进性部分不足以抵消收入再排序的流动性部分。     

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关系及其差异的协整分析:以广西为例

文章采用广西1981—2004年的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更为显著,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收入增长,对刺激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都较为明显,而在城镇长期政策则更为有效。     

收入不平等对农村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了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发展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农村居民健康不容忽视。虽然采用跨国数据进行的研究基本上证实了收入不平等对人口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但采用跨地区和个体层面数据的研究仍未得出一致结论,因此本文利用CGSS2015数据,采用Ordered Logit模型分析了个体和群体收入不平等对农村居民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体收入不平等(Podder指数、Kakwani指数、全样本Yitzhaki指数)对农村居民自评和心理健康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群体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对农村居民自评和心理健康在整体上都存在"U型"影响关系,但这种"U型"关系的具体形状存在差异,在自评健康的"U型"关系中大部分样本位于其右侧,心理健康中大部分样本位于左侧。除此之外,部分个体层面、家庭层面、社会层面的变量对农村居民的身心健康也有影响。     

重点国有林区家庭储蓄率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4户林业职工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22年重点国有林区87个森工林业局2014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对重点国有林区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抚养比、人均受教育程度、家庭就业状况、教育支出比重以及负债情况均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对重点国有林区家庭储蓄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而家庭年龄结构、人均健康程度和家庭总收入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也符合正向作用发生机制。鉴于此,提出了森工企业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要在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方面精准发力,确保林区家庭增收的同时降低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完善教育体制改革,抑制教育储蓄动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覆盖率,减轻居民因养老、医疗产生的后顾之忧,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刺激投资消费,激活林区发展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