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

持续创新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灵魂，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发展如何赋能企业创新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以2009～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基于不同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在数字化驱动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推动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西部、东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也略强于东北部、中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最为显著。     

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新的发展动能，但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至今尚无明确的论断。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文本数据挖掘的方法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明显。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与降低代理成本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因此，企业应积极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打造多元协调的治理平台，营造开放共享的公司治理环境；政府应加快出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扶持政策，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强化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审计收费

本文选取2010～2022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准回归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能够有效提高会计监督效率,从而提升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减少审计师在信息收集方面的成本,进一步减少审计收费;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地方国有企业和高科技类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丰富和拓展了审计收费相关研究,所得结论对企业管理实践、提高审计资源配置效率、形成协同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人力资本配置倾向性

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和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视角,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配置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规模和质量。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升内部管理能力和增加创新投入促进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规模和质量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中西部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在东部地区、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本文的研究将微观企业行为拓展至劳动经济学领域,为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解决就业问题、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了经验证据。     

CSR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持有决策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高持现”问题，系统考察了CSR信息披露质量对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机理，利用2010—2016年沪深两市披露CSR报告并被“润灵环球责任评级”纳入评级体系的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提高CSR信息披露质量可以降低下期现金持有量，而且主要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改善公司治理这两条路径实现的；CSR信息披露质量对现金持有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而且优化制度环境可以强化这一抑制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改善CSR信息披露质量可以提升现金持有的价值效应。     

内部控制与信息披露质量——基于2009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证据

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的基石,如何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是证券市场的永恒话题。文章通过考察2009年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考评结果,研究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将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这一结论支持了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制定理念。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以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并增加了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赋予了管理层集中的决策自主权,弱化了外部对管理层经营管理行为的监督力度,增强了管理层利用其高度集中的权力影响董事会薪酬契约制定的能力,获得了更多与企业业绩不匹配的私有收益,从而降低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内部控制质量或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企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负面效应会得到抑制。研究结论为全面认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数字化转型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家族控制、法律环境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证据

家族控制、法律环境作为重要的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都会对公司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以中国2004～200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家族控制、法律环境及其相互作用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相比信息披露质量较低,法律环境较好地区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高,进一步地,法律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推动家族上市公司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研究

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是连接公司与证券市场的纽带和桥梁,将直接影响到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以及证券市场能否正常、有效的发展。本文总结了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标准,分析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现状,对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策略。     

民营上市公司治理因素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基于深市主板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

文章选取2008年-2012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利用多种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民营上市公司治理因素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在民营上市公司治理因素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民营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高管持股比例则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独立董事比例和两职合一状况对民营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为负,但并不显著。最后提出在民营上市公司中,鼓励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降低高管的持股比例及提高独立董事对公司的治理和信息披露的监督作用有助于提高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质量。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现状及改进——基于2010-2012年报的统计分析

文章利用2010年-2012年江苏、上海、浙江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年报等资料,对这三个地区境内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研究发现：随着《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颁布和实施,上市公司在不同的位置披露了内部控制的相关信息,但披露的形式和主体未形成统一的规范,信息披露质量也有待提高。     

内部控制质量、制度环境与环境信息披露——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3—2015年相关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探究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同时探讨了制度环境对该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显示,较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有效促进环境信息披露,即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好,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此外,制度环境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相比制度环境弱的地区,制度环境强的地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环境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文章的探究结果为加强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实践,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农业类上市公司数据

本文以沪市涉农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治理结构和基本特征方面分析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性质和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管理层持股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负相关,但该三因素的影响均不显著;社会责任报告、盈利能力、负债比例和公司成长性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公司规模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     

公司风险承受与独立审计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

以不完全信息博弈为基础,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4—2014年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风险承受水平与独立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风险承受水平与独立审计质量显著负相关;在低法治水平地区的公司和非四大审计的公司,公司风险承受水平与独立审计质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仅当“高风险承受、低审计质量”的信息未公开披露时,公司价值才会提升。     

湖北省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现状分析—基于2008年年报的调查

文章利用2008年年报资料,对湖北省境内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现状、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随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颁布和实施,上市公司内控信息披露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大部分公司会在不同位置披露相关信息,但披露的形式和主体未形成统一的规范,信息质量参差不齐。同时,文章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财务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行业经营性信息披露与审计师选择

基于沪深交易所相继发布上市公司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这一独特制度场景，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取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行业经营性信息披露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受到分行业信息披露政策影响的公司，相比于未受影响的公司，在政策实施后其更倾向于选聘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并且，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经营性信息披露促使企业更多选聘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显著提升了审计质量，降低了审计费用和审计延迟。研究结论为信息披露制度变迁影响公司审计行为提供了增量的经验证据，同时对于深入理解我国审计市场结构的发展与演进也具有良好的启示作用。     

国际“四大”审计提高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了吗?

针对我国资本市场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不够完善这一现象,系统考察国际"四大"审计是否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质量发挥提升作用。研究发现,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面临更高的诉讼风险,对公司社会责任等非财务信息披露状况更加关注,从而提高了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质量。进一步研究显示,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状况较差,国际"四大"审计对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在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国际"四大"审计面临的诉讼风险更高,从而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作用也更明显。     

大股东持股、治理环境与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以2005～2008年间的深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用深市信息披露考评结果衡量信息披露质量水平,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对大股东持股、治理环境和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增加大股东个数对信息披露质量有正面影响;第二大股东持股状态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不显著;在治理环境好的地区,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有利于改善信息披露质量,而在治理环境较差的地区,增加大股东个数更有利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信息披露质量、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与外部审计监督——来自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资金侵占是控股股东获取私人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其解决资金严重缺乏的重要途径,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则会提高公司透明度,减轻信息不对称程度,保护中小投资者免爱控股股东掠夺.文章选取深市2007-200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信息披露质量视角对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及其对审计意见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公司,发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越少;进一步分析发现,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显著负相关,但这一关系在信息披露质量高的样本中会有所减弱.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通过建立主成分Logistic回归模型,对随机选取的167家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受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公司质量和审计中介等因素的制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