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集聚转移及影响因素的分析与对策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重要和核心产业,其发展和集聚的失衡,不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而产业转移是解决并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途径之一。借鉴国内外产业转移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我国东部、东北和中西部三大区域间制造业转移的态势、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认为我国实现区域平衡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改善投资环境、依靠区域特色、降低运输成本及发挥政府调控等方面着手。     

区际产业转移关联溢出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实证检验

基于我国区际产业转移大背景,使用1999-2016内地年30个省市、27个二位数工业行业数据定量测度区际产业转移,选择产业关联较强的电子设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使用投入产出法识别关联产业、测算其关联产业溢出,利用2004—2016年内地28个省市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对关联产业溢出效应与电子设备制造业转移的关系、产业转移中的关联产业溢出与电子设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2014年中国工业空间基尼系数出现拐点,总体工业由之前的分散转移转为新的集中转移,而电子设备制造业仍处在向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集聚的分散转移中;②电子设备制造业转移中的产业关联溢出效应确实存在,且促进了电子设备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业高质量发展;③产业转移中第三产业关联溢出效应对电子设备制造业分散转移的作用高于工业,但工业的关联溢出对电子设备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作用明显高于第三产业。     

产业空间结构与地区产业增长研究--基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制造业的研究

产业空间集聚所获取的集聚经济利益,是决定地区产业定位的重要因素。地区间产业的竞争与合作所获取的专业化经济利益,是决定地区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的空间集聚所形成的空间结构即集聚经济结构,地区间产业的竞争与合作所形成的空间结构即偏离经济结构,产业的集聚经济结构和偏离经济结构影响到地区产业的增长。依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规模以上制造业行业部门的具体数据,构建增长模型,分析制造业集聚经济结构和偏离经济结构对城市群产业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制造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产业选择——以安徽为例

在区域发展战略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沿海的传统产业出现了向中部加速迁移的趋势,安徽正面临着承接沿海产业梯度转移的重大历史机遇。根据相对产业梯度模型,以安徽、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六省市为样本,对安徽承接沿海转移的目标产业进行了实证分析。安徽在饮料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传统行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先进制造业显示了明显的承接优势。安徽要增强对产业转移的科技支撑,促进制度创新,改善产业承接环境,以进一步提高区域产业承接绩效。     

我国产业区域转移滞缓的空间经济学解释及其加速途径研究

按照传统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随着要素价格上升及发展空间缩小,传统产业在我国东部地区已逐渐失去发展优势,需要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跨区域转移,并且中西部大多数地区也把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作为本区域发展的战略之一。但是这种大规模的产业区域转移现象并未出现。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我国产业区域转移滞缓的原因,并从产业转移的动因及必要的软硬件条件方面提出加速产业区域转移的途径。     

本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规划及发展趋势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通信技术已经深入到了各个行业,对人们的生活、社会生产以及整个产业结构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年来,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战略规划,其未来重点发展领域为：云计算及大数据处理技术,智能电网、智能交通,低成本、低能耗、小型化的超级计算机,智能机器人及柔性制造系统,数字化智能家电以及汽车产业等。日本政府将加强信息通信技术与本国制造业以及其他传统优势领域的融合,在推动重点产业发展的同时,主要考量的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进一步提高国民生活的质量。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工业发展与空间布局变化

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中国工业生产能力和总量规模居世界前列,并已成为全球工业品消费市场的生产加工基地,但出口制成品所具有的国际竞争优势仍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国内居民消费升级、城市化进程推进、国际产业转移等因素推动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并于近年来呈现显著的重型化特点。过去30年间,中国工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呈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集中体现在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差异。国际分工、技术进步、资源环境约束、政策体制等因素是影响中国工业发展与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其中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适时调整区域经济政策的成效尤为显著。     

COMPARING THE NEW ENGLAND AND SOUTHERN CALIFORNIA REGIONAL RECESSIONS

During the early 1990s, both New England and Southern California experienced regional recessions that were much more severe than the national recession of 1990–1991. At first glance, these regional recessions appear to be similar phenomena. However, shift-share analysis conducted at the 3-digit Standard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IC) level indicates that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recessions were different. During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New England'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id not perform nearly so well as their national counterparts in creating new jobs and preventing job losses. The loss of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was the main factor explaining that region's recession. On the other hand, most of Southern California's industries performed about as well as their national counterparts during the recession. For Southern California, the industry structure of the region—in particular, its heavy reliance on defense-related production—contributed to the recession more than did a loss of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数字经济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是实现传统经济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数量型增长模式向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采用201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趋于减弱；数字经济发展会强化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边际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议。     

基于SSM的主导产业选择基准——以南京市为例

在梳理了传统主导产业选择基准理论与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主导产业选择基准:偏离份额基准.运用此基准,通过选取南京市1999年和2005年两个时间点的29个制造业产业部门为分析对象,以国家范围内的29个制造业产业部门的情况为参照,对南京市29个制造业产业部门进行份额偏离分量、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的综合比较分析,筛选出了最有可能成为主导产业的3个产业部门.对结果分析表明此选择基准在主导产业选择中具有基本客观的有效性.     

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及其区域分布变化趋势

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格、产业结构调整逐渐加快的背景下,研究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及其区域分布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构建了衡量产业污染密集程度的方法,识别出我国工业行业中主要的三大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和三大大气污染密集型产业,并进一步分析这些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区域分布及变化状况。整体而言,1997～2007年间东部地区一直是水、大气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分布地区,其中电力行业、农副食品加工业自2001年以来呈现出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造纸及纸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自2006年开始向中部转移,而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尚未表现出明显的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新农村建设与经济发展模式重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推动和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进一步加快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和全面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综合效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在促进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构造与产业配置结构以及资源开发利用模式的有效转变与重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国城市发展转型中制造业重要性分析:以广州为例

基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特殊阶段,探讨在城市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制造业的作用是否降低的问题。首先以广州为例,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地位,并考察两个行业的增长质量;其次,重点分析了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处于这个阶段制造业的作用;再次,研究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往往表现出内生的经济脆弱性。研究发现,并不能得出服务业已经成为广州这样特大城市经济增长最主要动力的结论,服务业份额的增加主要是制造业增长放慢的结果,在中国工业化向技术集约化演进的过程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应承担起技术升级和创新的职能并带动全国各层次区域工业化整体的升级。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能否助推先进制造业发展——基于湖北省的准自然实验

工信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由此引发对该政策效果的讨论。为评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对相应领域的促进效应,以湖北为典型对象展开事件研究设计,基于2016—2019年季度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对湖北省先进制造业的推动效果。结果表明,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设立的确能显著推动所处领域的当地产业发展。进一步检验发现,通过创新投入扩张的中介机制,该政策对集成电路制造业产出的促进效应最大,其次是金属冶炼设备和金属切削加工业。基于创新载体功能定位,发现创新中心建设能有效激励创新活动,服务于区域内先进制造业核心产业集群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创新研究

基于创新理论,探讨了中国在实现经济体制转型、适应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低技术制造业发展的原因与"中国价格"特征,描述了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在企业制度创新、产业组织创新以及技术创新方面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对于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创新过程和发展模式、探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创新模式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传统产业地区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笔者通过对我国传统产业地区转移的影响因素以及条件进行了分析,建立产业地区转移条件的分析模型,在对模型实证的基础上,给出了我国当前传统产业大规模地区转移没有出现的原因,在于中西部劳动力的优势不足以弥补东部投资效率的优。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firms in Catalonia: a regional approach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determinant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and the role of innovation on labour productivity in Catalan firms. Our empirical analysis found a considerable heterogeneity in firm performances between th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and between low-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The frontiers that separat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are increasingly blurred. In Catalonia high-tech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s (KIS) play a strategic role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both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and driving growth throughout the regional economy. Empirical results show new firms created during the period 2002–2004 that have a greater R&D intensity than incumbent firms (54.1% in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68.8% in high-tech KIS). Small and young firms in the high-tech KIS sector are very prone to carrying out R&D and they invest more in innovation projects. R&D expenditures, output innovation, investment in physical capital, market share and export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labour productivity in both th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sectors. Firm size, on the other han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ductivity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but not in services.     

比较优势、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

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反映了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在我国区域之间的动态转化,东部地区逐步丧失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要素禀赋的显性优势开始呈现。产业转移直接产生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顺应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做好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和承接,才能转变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促使东部沿海地区进行产业升级,同时带动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在保持我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     

产业转移推动地区技术进步了吗?

产业转移政策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分析产业转移的技术进步效应不仅是对当前政策效果的检验,也是确定政策进一步实施方向的关键。以2008-2016年中国30个省区为样本,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分析承接产业转移对于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并运用空间面板模型进一步分析区域差异性。结果显示,从全国来说,承接产业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对于发展落后的地区而言,承接产业转移会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得益于工业一些部门或生产环节的转出,东部地区的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大幅上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是目前产业转移政策下最大的受益地区,承接外部产业转入,同时加速了地区技术进步;西部地区承接外部产业转入,也会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是效果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