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回顾与反思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以不断进取的改革步伐和面向世界的开放精神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作为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财税体制改革也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本文通过对丹东市30年财政体制变化的管窥，回顾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历程，总结改革中的经验教训，反思发展中的体制弊端，希望有助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财政压力与金融抑制——基于中国1996—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

当前,中国将金融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基本的出发点是解决各地区普遍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运用中国1996—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从财政压力的角度实证分析财政分权体制下金融抑制背后的财政成因,结果显示财政压力对金融抑制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地区所面临的财政压力越大,其金融抑制程度则越高,证实了受制于自身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确有干预地区金融资源的行为。因此,在推进金融改革的过程中,要加强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的协调,进一步理顺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匹配程度。     

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效果分析

我国中央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是通过转移支付制度,解决纵向和横向的财力不平衡,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文章拟从纵向和横向的均衡目标出发,通过均等化指标的构建,分析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均衡能力,并提出要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进一步优化专项转移支付结构,逐步改革税收返还制度等措施。     

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提升困境与改革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政职能的新定位,将财政职能由经济延伸至社会、政治等方面,中国的财政改革由以经济改革为中心逐渐演变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对完善财政改革和明确现代财政治理方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涵义,这种改革定位的历史性突破也将引起财政改革逻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本文在对地方财政治理能力内涵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建国以来地方财政治理体系构建与发展历程的梳理,分析了地方财政治理能力提升面临的主要困境,从树立地方财政善治理念、探索建设地方"大财政"发展格局、促进地方财政治理法治化、建立科学的地方财政治理评估体系等途径入手,提出提升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的改革路径.     

财政分权、政治激励与地方政府行为——基于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分析

基于中国与俄罗斯两个转型国家财政分权安排的比较分析,采用一个理论模型讨论了分权下的政治激励是如何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的,发现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强调政治激励的财政分权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而政治权力的分散化是俄罗斯转型前期经济绩效相对贫弱的一个主要原因。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拥有人事任免权，并以GDP的增长作为考核标准的政治体制下，我国的财政支出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偏好于经济建设支出和除文教科卫之外的其他部门事业费的支出，而最能反映一个地区居民需求的科教文卫支出则无疑被忽视，甚至被其他支出所挤占。收入分配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在经济建设的投入上，也是最明显，但它似乎并不能降低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而且，倾向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也不能使地方政府在支出中将更多的部分用于科教文卫。     

对我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思考

政府转移支付制度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联系的基石。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关键时刻,完善有效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制度建设有着重大影响。本文主要是对我国目前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思考,对我国目前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有效的改进建议和发展对策。     

论我国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的法律控制

地方财政风险产生的诱因比较复杂,既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积累下来的,也有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相伴而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都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一般而言,地方财政风险,是指地方政府在组织收入和安排支出的过程中,由于财政制度和财政手段本身的缺陷和多种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困难和损失的不确定性。”除了因为地方经济差异性本身的原因导致的财政风险外,法律和体制上存在的缺陷却是最关键的因素,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本文主要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控制地方财政风险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有限政府视域下的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问题研究——以我国当前的分税制格局为例

有限政府强调的是政府的有限性,其目的是为了预防公权力机构对社会生活的不必要干涉,因为这种干涉往往是高成本、低收益,甚至是负收益,不符合当前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时代要求,更不符合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税权作为政府权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更应当深入讨论其有限性。分税制格局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的税收划分构成了税权的纵向划分,而当前的我国税权纵向划分导致的利益格局无形中阻碍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     

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变迁及其发展趋势分析

在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缺少制度框架对各级政府的行为进行约束,制度变迁的法制化程度不高,财政分权和政府行政垂直集权之间隐藏着尖锐的矛盾,且财政分权制度本身也存在许多缺陷。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财政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包括：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应通过立法相对固定;政府间转移支付体系的设计必须和财政分权改革的目标相一致;应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实行预算硬约束,并调节好财政分权和行政集权之间的矛盾;在财政纵向分权的同时。横向财权必须高度集中。     

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近代中国自清末参照西方模式启动财政分权改革以后,财政分权既涉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也包含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随着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分权改革的展开,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分权思想也开始产生。清末、民国时期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分权思想对于当今中国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分权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改进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这标志着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省以下财政体制是国家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对地方财政体制的贯彻和延伸。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框架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背景下,地方各级政府参照中央与省级政府的分税模式形成的。现行财政体制提高了“两个比重”,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但是,由于省以下财政体制过渡色彩浓重,缺乏精细化设计,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机制与化解对策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可以看作是在财政关系尚未理顺的情况下政府问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基层政府因为收支紧张产生举债冲动，但债务的积累主要起因于财政产权制度下地方政府的攫取——对金融租金的分割，它实际是一种变相的财政竞争。其原因在于存在着财政收益、财政控制权与财政风险的不对称分布。国有金融体制的软预算约束也应承担很大责任，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各级政府债务约束制度，使每一级政府的财政行为与风险匹配，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根本出路。     

分税制改革实践探索与未来政府间财政关系展望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我国当代财政演进和发展中的重大改革。本文回顾了我国分税制改革前的财政管理体制和若干现象、分税制改革的三个重要支柱及改革成效和改革后的重要探索。展望未来,应进一步将政府间财政关系蕴于政府间关系之中加以考虑,继续完善地方税体系,进一步探索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中国古代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初期演化——基于集权-分权视角

秦始皇统一中国，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专制集权财政体制。但是，秦很快就灭亡了，真正再次重新在中国建立起统一的专制集权财政体制的是汉武帝。秦灭亡的原因很多人都归罪为其繁重的赋役负担。秦赋役负担固重，但与列国相比，并非最重的，而秦律天下同一，六国故地人民负担并不重于秦地。[第一段]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和教育财政支出相关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2000年-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3类数据计量政府教育财政支出,实证检验了我国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和教育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并且根据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将样本分成两组分别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这一比例达到4%的样本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财政分权不相关,与地方政府竞争显著正相关;而教育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没有达到4%的样本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财政分权度和地方政府竞争则呈现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中国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变迁的财政逻辑

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是中国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经济转轨时期直接参与或干预经济发展活动的特有现象。本文分析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从经营企业到经营城市的变迁过程。文章以中国财政分权改革为背景,从地方政府企业财政和土地财政两大模式的视角,对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的变迁进行了解释。同时,也总结了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的得与失,并从财政改革的视角,对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的治理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