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运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维护司法的公正、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加强公民的维权意识,是完善的司法体制机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本文对如何确立排除非法证据的适用范围,明确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人、受理时间、受理部门、举证责任及相关的配套制度方面做出了较为全面的分析阐述。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是诉讼活动的基础,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而进行。而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与采信,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刑事证据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司法实践问题。刑事非法证据规则在限制公权力的滥用、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上有着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它代表着诉讼文明的大趋势,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研究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论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从1914年在美国通过威克思诉美国一案确立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引起学术界与司法实践领域的极大关注,逐渐被很多国家和地区采纳和吸收.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的不同,对于这一规则的具体规定和适用都各有出入.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非法”的范围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明确规定,是新中国立法史上的巨大进步,为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搜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后来逐渐为其他国家和联合国机构所采纳。目前法律界对于违犯法律形成的证据。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证据史上的进步意义在于它所体现的人性化理念或者说以人为本的思想。从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两方面考察,该规则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都大于其成本,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过纯在的根源,目前需要研究和完善的是,如何降低适用该规则的成本,而降低成本的关键在于总体正义和体现在个案中的争议兼顾起来。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的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之后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得到许多国家不同程度的认可和接受。本文对非法证据排除作了相关概述,分析了我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的不足,并对建立和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     

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今天,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刑讯逼供十分严重的现象,我国在减少刑讯逼供方面进行了艰难的尝试.在理论上,对为什么进行刑罚各有观点,在实践上,效果仍是多重的,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实际意义.在当代社会,刑讯逼供行为会导致一系列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发生,我们不仅要从法律制度上入手,更重要的是要从思想意识和观念上,将程序正义的思想灌输到执法者和司法者内心的观念当中去,由此可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研究——以我国刑事审判为视角

如何在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以来关注的热点,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的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本文以人民法院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为视角,挖掘我国当前刑事审判中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力求寻找到解决路径。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研究国家机关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排除、如何排除的问题.它体现了刑事诉讼对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的权衡.研究该规则对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确保刑事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犯罪形态呈现多样化、多元化的特点,在刑事诉讼中最重要就是对证据合法性的认定,这样一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运而生。虽然我国立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了相关规定．但是由于立法的粗糙性,操作性不强,致使该证据规则在司法实践中远未得到有效实施。本文以非法证据的法律规定为视角,努力探究非法证据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遭遇的困境,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浅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标准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众说纷纭,从我国诉讼目的与价值考量,结合基本国情,应将“排除加例外”,确立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标准。     

以“王志林”案审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践行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制定与实施,构建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操作程序。该《规定》弥补了我国《刑法诉讼法》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不可操作性方面的弊端,从而奠定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基础。2010年8月12日,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实施后的第一例法院专门举行庭审审查控诉证据合法性的案件,盐城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王志林案具有许多特色并富有深远的意义亦值得学界和实务部门反思。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与应对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的目标,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这一目的保障。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已在立法层面上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文通过对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规定进行解读,进而探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诉工作的具体适用。     

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改革的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重要的是保障在整个刑事案件侦查审判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我国虽然也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却存在诸多问题,使得规则无法真正发挥其作用。2010年五部委两个"证据规定"出台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现状,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本文旨在通过讨论新的证据规则的变化,发现其进步与不足,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提供理论参考。     

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兼评两个《规定》

刑讯逼供是当前中国刑事侦查中的一大顽疾,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疑是破除这一顽疾的一把利剑。我国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一直都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问题。本文阐述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和表现,并提出了完善建议。     

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及完善

针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尚未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明确的规定,通过对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现状的介绍,从两个方面论述该规则在立法上的不足,并提有益的参考建议。     

浅谈公诉环节应如何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证据是指控犯罪的有力武器,更是检察机关打击刑事犯罪的法宝,但在刑事诉讼实践中,通过侦查所得到证据,难免有真有假,这就要求公诉干警在审查刑事案件时必须严格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对非法证据要有高超的判断和鉴别能力。实践中大量存在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法律的严惩,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无中生有,向公诉人员故意捏造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的情节。对此,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应睁大双眼,认真履行监督职责,既不放纵犯罪,     

非法证据排除的现状与出路——以排除被告人供述为视角

自《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被作为防范冤假错案的有效手段而寄予厚望。然而,在一年多的司法实践中,该规则却并未发挥到其预想的作用。究其原因,一方面法律未强制要求所有案件讯问被告人时均录音录像,另一方面又赋予侦查机关说明材料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以证明力,导致当侦查机关仅提供不存在非法取证的说明材料或让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时,法官既无法对是否存在非法取证作实质性审查,又无法以侦查机关提供证据不足为由直接排除相关证据。因此,法官在当前检、法制约不足的大背景下,与其选择启动程序后使自己陷入进退两难,还不如不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而法律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时为被告人设置的说明义务又为这种人为阻止程序启动提供了方便。为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应当扩大录音录像案件范围,将讯问录音录像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必要证据,明确无法提供讯问录音录像者承担举证不能的证明责任。其次,取消被告人对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说明义务,避免因客观或主观原因导致无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最后,建立侦羁分离和讯问录音录像开示制度,保障讯问录音录像的真实全面,并以证据开示推动非法证据排除的运行。     

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得了刑事立法的重大进步,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这一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本文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入手,从它的适用程序、诉讼阶段等方面入手,对如何理解和适用这一规则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了实践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意义及完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