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宗族、商人与同姓团体——以闽南地区的田野调查为例

宗族和同姓团体是中国汉族社会常见的父系亲族组织.严格定义的宗族是一典型的以父系血缘为主线的血缘继嗣群.然而,在传统汉族社会,一些宗族组织为了扩大其自身的力量和规模,单纯靠血缘的延续和继承很难达到目的,经常利用同姓,通过祭祀远祖建立联盟,因此产生了由复数的同姓宗族构成的虚拟血缘的同姓团体.宗族和同姓团体这两种类型的父系亲族组织在闽南地区都存在.本文根据笔者多年来对闽南同姓团体所做的一系列田野调查研究,对当代闽南同姓团体的组织结构、社会功能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进行研究,指出当代闽南同姓团体活跃的原因,不仅是宗族的地缘性利益趋同,也是市场经济发展下商人经济利益趋同的结果.     

江汉平原宗族势力对村治的影响分析

宗族又称家族,是一种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利益群体.村落里的宗族势力一直以来是中国农村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我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质,作为乡村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是不容忽视的,也不容以强力加以改变的;作为一种客观现实,它需要得到尊重.     

清代广东宗族问题研究

(一) 虽然中国的宗族社会由来已久,甚至可以上溯到父系时代,但是清代的宗族制度,却是在宋代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 由于宋代具备了许多特殊的社会条件,使得由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宗族组织,不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以世家大族为特色的宗族制度,或更远古的“宗法制度”的恢复,而是在新概念上的再建。它的社会基础已不是世家大族,而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基层群体。维持宗族制度的     

试析清代江西宗族的结构与功能特点

清代的宗族组织是宋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遍及全国城乡,尤以南方数省为盛。 宗族组织以“尊祖敬宗,联宗收族”相标榜,以血缘为纽带,以族产、族祠、族谱相维持,将同一祖宗名下的子孙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固定的血缘社会群体。这是各省宗族的共性。 由于具体社会、经济、历史条件的差异,各省宗族又表现出不同的特性。本文仅对江西宗族组织所体现出来的一般特点作些探析,包括宗族的核心部分族产、族祠、族谱的结构特点及宗族组织功能的转化趋势。     

江汉平原宗族势力对村治的影响分析

宗族又称家族,是一种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利益群体。村落里的宗族势力一直以来是中国农村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我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质,作为乡村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是不容忽视的,也不容以强力加以改变的;作为一种客观现实,它需要得到尊重。近几年来宗族势力的发展和村治都出现了新变化,为此,本文从案例入手,在分析相关特征后,探讨村治与宗族势力的协调,力求探索一条有利于村治的路子。     

元江白族聚落的亲属组织——云南省元江县白族社区调查

云南元江白族是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少数民族聚落，其突出特征表现为重教育、善经商。在社会文化习俗方面，元江白族受汉族的影响很深。作者深入到当地的一个白族大村落，考察家庭、宗族与婚姻关系的演变状况，他认为，宗族制度之瓦解，不仅是国家政权力量渗入所使然，更是血缘社会向地缘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     

农村宗族组织的制度性空间与法理性基础

本文通过对中国转型社会中农村宗族组织建构的制度性空间和法理性基础的剖析,揭示了农村宗族组织的实际结构、功能及运作效果,并试图描述出宗族组织是如何作为社会成员去获取社会资本,以融合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组织体系之中的。     

元江白族聚落的亲属组织:云南省元江有到白族社区调查

云南元江白族是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少数民族聚落，其突出特征表现为重教育、善经商。在社会文化习俗方面，元江白族受汉族的影响很深。作者深入到当地的一个白磊村落，考察家庭、守法因关系的演变状况，他认为，宗族制度之瓦解，不仅是国家政权力量渗入所使然，更是血缘社会向地缘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     

“宗亲会”的性质及历史渊源

当代宗亲会组织,参加者实际上并不一定具有亲属血缘关系,而是借姓氏结成社会团体,以联络感情,求得团结,维护共同利益,共谋生存与发展的海外华人华侨社会团体。随着海外、台湾地区的宗亲会回大陆寻根谒祖等活动的开展,大陆也出现了研究宗族——姓氏文化的热潮。正确认识宗亲会的性质及渊源,成为当前值得研究的课题。有关部门不仅要提高对海外＂宗亲会＂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同时还要加强对宗亲社团的管理和引导、加强法制建设,为规范宗亲活动创造一个制度化的环境。     

流动的社会资本——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移民就业?

人口城市化和城乡融合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本文研究宗族文化对移民城镇就业的影响,考察传统社会资本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大姓占比作为宗族文化的代理变量,本文实证研究了作为社会资本的宗族文化与移民就业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宗族文化对移民就业有重要影响,它显著提高了移民进入低端服务业的概率,但没有提高移民进入高端服务业的概率,说明以宗族文化为代表的传统社会资本在低端服务业中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对高端服务业发展则影响有限,这些结论在控制了城市间物理、行政距离和迁出地经济社会信息后依然成立。结合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12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和个人跟踪调查数据对其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宗族文化并非简单地通过同姓之间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影响移民就业,信任才是关键渠道。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以现代服务业为基础的城乡融合不能仅依托于传统社会资本,构建现代契约社会下的信任文化是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     

论主体性视阈下的集体——兼论农民主体性的出路

在考察了虚假集体的含义、形式和阶段后,探讨了真实集体存在的经济、政治、意识条件,以给予当前中国农民组织应有的定位.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我国,宗族家族势力和宗族家庭观念在广大农村仍然持续顽强影响的条件下,农民的组织形式只能是血缘向物缘的过渡,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形式的"普照之光"的照耀下,新的农民组织形式从血缘组织向物缘组织的过渡并朝着自由人联合体方向前进,因而新的组织将具有血缘性、物缘性和向自由人联合体发展方向发展等多种属性,且新集体的出现具有客观必要性和必然性.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后期南北方的政府与民间组织

宋代后,政府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和影响一直是北强于南,民间组织则南重于北。南方地方官更迁就当地民间,北方地方官更迎合中央政府。南方存在较强的宗族等中间组织,需要政府介入少,并一定程度上抵御了政府的越界干预,地方官府和官员行为的随意性受到一定限制,北方与此相反。南北方政府控制力、宗族势力及民间秘密组织的差异,也是中国近代革命总是起于南方而成于北方的一个原因。以晋商商号为代表的北方工商组织更多地收买官员;以徽商为代表的南方工商组织较多地将亲族在官场上的关系用于商场。     

康百万庄园与周边乡村互动关系研究

"康百万"庄园作为康氏宗族文化遗址,其保护和运营都对周边乡村的影响巨大.一方面,庄园所在地村民基于同宗同祖的血缘和地缘关系,而对"康百万"家族历史钟爱有加.另一方面,庄园作为国家级旅游景区的建设和运营,又在一定程度上与村民利益发生了深刻冲突.双方的互动关系,勾勒出了建国以来乡村旅游景区建设的尴尬处境.     

论主体性视阈下的集体--兼论农民主体性的出路

在考察了虚假集体的含义、形式和阶段后，探讨了真实集体存在的经济、政治、意识条件，以给予当前中国农民组织应有的定位。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我国，宗族家族势力和宗族家庭观念在广大农村仍然持续顽强影响的条件下，农民的组织形式只能是血缘向物缘的过渡，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形式的“普照之光”的照耀下，新的农民组织形式从血缘组织向物缘组织的过渡并朝着自由人联合体方向前进，因而新的组织将具有血缘性、物缘性和向自由人联合体发展方向发展等多种属性，且新集体的出现具有客观必要性和必然性。     

农村非正式组织能影响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吗——基于H村的个案研究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而农村社区中自发成长的非正式组织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也可能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类型的非正式组织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公共基础设施供给进程,宗族与宗教组织会深刻影响农村社区的社会记忆和惯例,这是形成一致性集体行动的传统根源;经济社会分化产生的利益集团拥有强大的能量来影响社区发展,但其影响方向有可能与社区发展目标背道而驰;互助团体的作用方式是基于社会资本的积累,进而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研究结果表明,非正式组织对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方式取决于自身的行动目标是否与正式组织的目标相一致,因此,摒弃落后的观念和制度,继承和发扬能够健康运行的非正式组织和制度,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目标。     

明清江南望族的谱系——读《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

上海师范大学吴仁安教授,自1997年出版专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后,2001年又出版了<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一书,新近又推出了他研究江南望族的集成之作<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三书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以下简称<望族史>).江南是宗族义田的发源地,望族是江南宗族区别于其他地区宗族最为明显的特征,从而长期以来备受学人重视.     

礼在古今之间——“城市祠堂”祭祀的复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南沿海地区许多地方重建祠堂,恢复祭祀。在现代社会,传统的祭祀活动发生了许多变化。以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四序堂"为例,在身份上,祠堂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宗亲会、民办非企业单位。而祠堂的组织形成,从传统的宗法制转化成现代的家族制,并且依赖祭祀活动,将一地区同一宗族的人重新凝聚在一起,构建了新的宗族共同体。另外,祠堂允许同姓宗亲摆放自己祖先牌位,让一般老百姓也能到祠堂中祭祀自己的祖先。祠堂的种种制度创新,是传统制度与现代社会的调和与结合。     

地权稳定性、非正式治权与务工农民性别差异

地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已经备受关注，但对外出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讨论尚不多见。基于宗族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权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6年和2018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地权稳定性与不同性别劳动力非农转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调整表征的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不显著。其次，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村落宗族非正式治权的强弱是影响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的关键情境。其一，宗族绝对势力的强弱使得地权稳定性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产生分化。其二，与宗族相对势力对比非均衡相比，宗族相对势力对比均衡可以有效弱化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相互制衡的宗族非正式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权变动对农地纠纷产生的影响，确保农地调整中土地分配相对公平，从而起到维护地权稳定的作用。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现象，以及如何发挥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明清福建家族与人口变迁

一 福建民间各家族重视血缘嗣系,严格地讲,是重视男子的血缘嗣系,男子作为家族传宗接代的中心,不能不对家族的人口结构和变迁,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首先,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普遍存在,女子虽是其兄弟的同胞骨肉,但她们不能享受同兄弟们一样的经济、教育、社交等权利。在婚姻关系上,家族为了保证血缘嗣系的沿继,严格规定男子后裔不得为他姓子,男子长大后,娶取他姓女子组成家庭,为家族传宗接代。而女子在原则上是要出嫁给外姓人,故在福建民间常戏称女儿为“外姓人”、“别家人”。父母对于女儿的责任主要在于养育,养育成人后,便将成为名符其实的“外姓媳妇”。     

宗族网络、村干部经商经历与农地经营权流转*

本文综合讨论了村干部和宗族组织对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且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理论分析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农地产权配置和流转交易市场现实约束条件下，村干部和宗族组织作为村庄权威，均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以经商能人为代表的村干部对农户家庭农地有偿流转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宗族组织为维持组织网络结构稳定，对农地无偿流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有偿流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村干部和宗族组织显著抑制了农地撂荒现象的发生。本文的发现对理解村干部和宗族组织在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中的行为特点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