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担与家庭旅游消费——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两部模型，研究了人口负担对中国家庭旅游决策及支出水平的影响。发现：1）人口负担对家庭旅游决策和支出水平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决策阶段更易受到人口负担的影响；2）人口负担对旅游参与决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少儿负担比的正效应和老年负担比的负效应，旅游支出影响方面则表现为少儿负担比显著的正向影响；3）乡村家庭旅游支出水平低于城镇，其中高少儿负担比的乡村家庭参与旅游的概率更低，但选择出游的乡村家庭中，少儿负担明显拉动了旅游支出水平；4）家庭旅游支出水平存在区域异质性，即中西部家庭旅游消费水平显著低于东部，但人口负担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却不存在区域异质性。     

子女数量与家庭消费行为: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基于CFPS微观调查数据,重点探讨子女数量变动对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并考察其内在作用机制,发现:(1)从整体上来看,在采取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子女数量的增加能显著提高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和发展享乐型消费支出的占比.(2)当户主年龄小于40岁时,子女数量增加会对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以及发展享乐型消费支出占比带来负面影响,而对于户主年龄为其他分组的家庭,子女数量与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以及发展享乐型消费支出占比均呈正相关关系.(3)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在城乡之间存在异质性,子女数量对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的正向效应大于城镇家庭,但对城镇家庭发展享乐型消费支出占比的提升作用大于农村家庭.(4)从作用机制来看,子女数量的增加一方面通过减少家庭预防性储蓄直接提高家庭消费水平以及发展享乐型消费支出占比;另一方面也通过家庭房屋资产的增值间接对家庭消费行为产生影响.房屋价值在子女数量对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以及发展享乐型消费支出占比的影响路径上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但这种中介效应存在城乡异质性.     

儿子、房子与票子:独生子女性别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随着性别比逐渐失衡、房价不断高涨，久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的中国家庭父母不得不通过压缩家庭消费来为子女未来婚嫁做准备。文章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独生子女性别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生子家庭的消费支出显著少于独生女家庭，在进行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倾向匹配得分和分位数回归法的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问题处理后基准回归结论依旧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城镇独生子家庭迫于更大的婚姻市场压力会比农村独生子家庭更多地压缩家庭消费；三线城市独生子家庭出于对子女未来发展的考虑以及受高房价、低生活成本的影响会比一二线城市家庭更多地挤出消费支出；性别比失衡越严重、婚姻市场竞争越激烈的地区，独生子家庭挤出的消费越多。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子女性别会对家庭住房购置的数量产生影响，随着地区婚姻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独生子家庭相较于独生女家庭倾向于购买更多的住房；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住房数量是子女性别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机制，独生子家庭会随着住房数量的增加挤出家庭消费支出。对此，文章建议缓解性别比失衡问题、坚持“房住不炒”政策、通过影视文娱等媒介输出正确婚嫁观，为缓解我国居民消费...     

城镇居民不同养老保障类型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分析了不同的养老保障类型对城镇家庭消费量及其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没有社会养老保障的家庭相比,参保家庭的消费支出将增加19.2%,拥有退休工资的家庭将增加20.7%;从不同家庭类型来看,社会养老保障对低收入、老年组的消费促进作用显著;而在消费占比上,家庭用品的消费支出占比相比没有社会保障的家庭显著增加。     

我国不同规模家庭消费意愿的差异性

家庭规模是家庭消费支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学者们在对两者间关系的认识上并未取得一致.从家庭消费心理角度分析我国家庭人口数变动对消费意愿的影响可以发现,家庭规模与食品、旅游、高档品、奢侈品、借贷消费等方面的消费意愿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与交通通信、医疗、杂项等方面的消费意愿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对服装、居住、美容保健、文化娱乐、教育培训、电子产品、家用电器、中低档产品的消费意愿并不存在显著影响.这些结论可为政府和企业提升家庭消费意愿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我国省际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分析

选取我国30个省市2012年的截面数据,通过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我国的能源效率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对我国省际能耗强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即技术进步能够提升我国省际能源效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国有工业产值占比、煤炭消费量占比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对我国省际能耗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对于不同水平的能耗强度,各因素的影响存在差异,能耗强度越高,各因素的影响越明显。     

家庭化流动、融入意愿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来自CHIP2013的证据北大核心

农民工举家外出并意图融入城市已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新趋势,而举家外出和融入意愿是否对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产生影响呢?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家庭化流动和融入意愿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和融入意愿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两者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且不受家庭消费水平高低的影响。同时,研究也证实了持久性收入假说,即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主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与储蓄行为之间以及生活消费和住房等其他消费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并不强。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即通过释放农民工需求来扩大内需必需切实解决农民工持久性迁移特别是家庭持久性迁移问题。     

农户消费需求会因社会养老保险覆盖而提高吗

2008年起我国开始推行"新农保"政策,目标之一即提高农村人口消费需求。本文利用我国"新农保"政策推进时期的CHARLS数据,通过断点回归和三重差分两种方法,对新农保目标对象农户的不同消费支出进行分析,以得出该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影响。结果发现,新农保的覆盖对农户当期日常消费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不显著。本文通过分析政策异质性发现,最基本的消费需求受政策影响更显著,以老年人口为主的小型家庭中受影响更大。     

流出人口与农村家庭户特征——基于流出地的分析

从迁出地(农村)角度出发,利用五普千分之一原始数据,以家庭户为基本分析单位,比较了有迁出人口和没有迁出人口的家庭户的部分特征差异,利用Logistic回归和负二项回归,分别分析家庭特征对人口迁出及迁出人数的影响作用。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家庭户才会有迁出人口。证明了所提出的假设:在以家庭或家族为经济活动单位的当今中国,个人的迁移行为,除受个人因素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之外,家庭户的各种特征对人口迁移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     

流出人口与农村家庭户特征——基于流出地的分析

从迁出地(农村)角度出发,利用五普千分之一原始数据,以家庭户为基本分析单位,比较了有迁出人口和没有迁出人口的家庭户的部分特征差异,利用Logistic回归和负二项回归,分别分析家庭特征对人口迁出及迁出人数的影响作用.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家庭户才会有迁出人口.证明了所提出的假设:在以家庭或家族为经济活动单位的当今中国,个人的迁移行为,除受个人因素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之外,家庭户的各种特征对人口迁移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     

我国健康险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

研究基于2009至2019年选取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采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及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健康险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比重、医疗卫生机构床位、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大专以上人口占比对健康险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不同的位点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比重、医疗卫生机构床位这三个因素对健康险的促进作用随着分位点位置的增加,其影响作用是逐步减弱的;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老年人口抚养比、大专以上人口占比这三个因素对健康险的促进作用是随着分位点位置的增加而逐渐增强的。     

制造业中心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

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通过进城打工获得工资性收入，从而形成对各类消费品的需求。与市场距离更近的劳动者有更高概率参与到非农就业中，从而获得更高工资。因此，探讨制造业中心距离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辐射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HIP1988—2018年微观入户数据考察制造业中心距离对农村家庭人均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发现，在控制农村家庭非农就业、家庭收入与资产等变量后，农村家庭与制造业中心的距离增加将抑制农村家庭消费，特别是对食品消费、居住消费和家庭设备消费一直保持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与上海或当地省会距离越远的农村家庭，其食品消费占比（恩格尔系数）越高；与上海、广东或当地省会距离越远的农村家庭，其居住消费占比越低。但农村家庭与上海或广东的距离对家庭设备消费占比的影响经历了由负转正的变化。     

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文章探讨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东西部农村居民刚性消费和非刚性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健康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5年数据和DID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发现,缴纳养老保险并没有挤占家庭的当期消费,家庭在食物、旅游保健和耐用品上的支出参保前后差距不大,新农保对西部家庭消费影响没有预期的促进作用。     

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对家庭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分析

政府在促进文化消费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的家庭经济数据,利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对家庭文化消费的影响,以及该影响在城镇和农村家庭、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表现出的异质性。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增加有助于提高家庭文娱支出占比,且在缩尾处理和更换关键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中,核心结论仍然成立;但是,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对文化消费的挤入效应主要局限于城镇家庭及中低收入家庭,对农村家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家庭的刺激作用不显著。应继续扩大文化事业财政支出规模,优化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重点扶持农村文化娱乐消费,同时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     

雾霾影响下的外出就餐消费

本文以2013年和2015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作为微观数据来源,并匹配相关的城市数据,构建混合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空气污染对外出就餐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空气污染显著降低了家庭的外出就餐消费支出,且居家就餐并不会形成对外出就餐的替代。平均来看,年均PM2.5浓度提高1%,家庭年外出就餐消费支出减少0.546%。在异质性分析中,空气污染对外出就餐消费的影响因样本组的不同而不同,空气污染对城市流动人口和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人群的外出就餐消费的抑制效应要高于城市本地人口和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人群。在机制分析中,空气污染通过减少外出就餐频率、增加医疗保健支出以减少外出就餐消费支出。本文的研究为改善空气质量以促进外出就餐消费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差距及形成原因

文章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总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借助CHIP2002年、2013年和2018年数据,基于不平等分解方法,对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消费差距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老年人口的消费差距呈下降趋势,但消费不平等问题依然突出,2018年全国老年人消费基尼系数为0.44。（2）消费差距主要表现为不同家庭结构、城乡和高低消费群体之间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差异。（3）从消费结构看,我国老年人口主要以食品、居住和医疗保健消费为主,其中医疗保健和居住支出扩大了老年人口的消费差距,食品支出缩小了老年人消费差距;从消费水平看,我国老年人口的消费差距主要是收入差异、城乡差异和家庭结构差异导致的,2018年的贡献率分别为39%、9%和8%。本研究为理解中国老年人消费提供新认识,为扩大国内需求、激发“银发市场”活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一个新视角。     

数字经济对居民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基于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文章采用两部分模型和PSMCMP方法,通过基准回归和异质性检验,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和水平,这种影响在解决潜在内生问题后依然稳定;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旅游体验满意度来促进旅游消费,并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影响;尽管数字经济未改变家庭必需品消费支出比例,但它推动了家庭消费结构转型。因此,应通过数字赋能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数字资源与文旅实物资源的高效对接,推动旅游消费机制创新,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78-2014年人均消费、人均GDP和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等数据,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人均消费、人均GDP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支出有负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而老年抚养系数、人均GDP对居民消费支出有正向影响,且影响显著。     

隔代照料对中老年家庭消费的影响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老年家庭消费逐渐成为影响内需扩大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在微观层面实证考察了隔代照料对中老年家庭消费的传导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照料孙子女有利于促进中老年家庭总体消费水平和享用型消费支出占比的提高，降低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特别是医疗支出占比。消费水平越高，隔代照料对消费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越小。机制分析发现，隔代照料通过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支持、家庭社会互动水平以及互联网使用等影响中老年家庭消费。对子女的赡养期望会削弱隔代照料对中老年家庭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文章从消费视角探讨了隔代照料的经济意义，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隔代照料行为和中老年家庭的消费行为，为发挥中老年群体在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城市家庭儿童数量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

以消费理论和旅游消费理论为依据,以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基础,运用广义线性模型定量研究方法,分析我国城市家庭儿童数量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有孩子家庭的旅游消费支出,明显高于没有孩子的家庭,并且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呈现增加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