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村农民专业合作社促农增收减贫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黔、渝176份社员的微观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对黔、渝2个省市建档立卡贫困村176份社员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从社员个体特征和合作组织特征两个方面,对影响贫困村农民专业合作社促农增收减贫效应的重要因素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是否行权、是否任职等个体特征变量,以及合作社服务宽度、年底分红与否、财务信息公开与否等合作组织特征与合作社促农减贫增收效果显著正相关。此外,相较于公司领办型合作社,大户带动型合作社更有助于社员增收减贫;相较于一人一票型决议方式,一股一票型决议方式并不利于合作社社员增收减贫。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研究——基于4023户农户微观数据的断点回归

文章利用全国27省份517个村庄的4023户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使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贫困减缓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东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在中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绝对贫困水平和相对贫困水平的下降,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不明显;在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绝对贫困水平的下降,但增加了相对贫困并抑制了经济增长。基于此,文章提出在农村普惠金融的推广过程中,应注意其发展战略实施的区域差别化,以实现普惠金融积极效应的最大发挥。     

农户融资行为与农民收入——基于四川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农民收入和农户融资问题。本文发现,第一产业仍然是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来自第三产业的收入增长很快,正逐渐成为农户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农户的融资渠道仍然主要依赖于农村信用合作社,对亲友和民间借贷仍然有相当程度的依赖。农户资金需求的主要目的是生产性和住房融资,资金需求的期限以中短期贷款为主。农户资金融出渠道单一,主要是储蓄,民间借贷也呈上升趋势。我们认为,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     

共同富裕背景下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基于CGSS2017年调查数据

以 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的微观数据为基础,分析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同时考察子代受教育程度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有显著正向增收效应,且父亲的影响程度低于母亲;父母受教育的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大子代收入差距;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中,城镇、女性和东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子代受教育程度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的增收效应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教育扩张能否改善收入差距？——基于2014年云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直接影响个体收入,但对欠发达地区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影响鲜有研究。基于2014年云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纠正内生性估计偏误后,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教育收益率显著为正,但随着收入水平条件分位点的提高,教育收益率呈现“U型”变化。即尽管教育扩张能够提升收入整体水平,并不能有效改善收入差距,最终将导致“均值高、方差大”的“二元分配格局”。这意味着仅仅依靠增加教育经费实现的教育扩张并不能有效改善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而应谋求由注重速度和规模的外延式扩张向注重质量和差别对待的内涵式扩张转变。     

我国上市银行利润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基于2003年至2010年中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位数回归来研究中国商业银行的规模、非利息收入结构、贷款质量等因素对于商业银行利润增长的影响作用。我们发现,伴随着中国商业银行利润的增长,银行员工与固定资产的利润贡献率出呈现出倒U型的形状。相比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员工对银行利润贡献率明显降低。从目前来看,银行非利息收入比对银行利润的推动作用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中国商业银行特别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不应忽视对贷款质量的管理与控制。     

“关系”和教育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CGS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关系”和教育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关系”和教育对中国居民的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在选取有效的工具变量克服了“关系”和教育的内生性之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并且“关系”和教育存在负向交叉效应。“关系”的回报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而教育的回报率却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比较“关系”和教育在不同的分位点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后发现,农村居民“关系”的回报率随收入的增加而上升,而城镇居民“关系”的回报率呈“u”型,并且对在各个分位点上,城镇居民的教育回报率要高于农村居民的教育回报率。     

珠三角技能人才性别工资差异的分位数回归分析——基于东莞市职业技能人才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东莞市职业技能人才调查的微观数据,通过分位数分解的方法,研究了男女技能人才在整个工资分布上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技能人才群体间的性别工资差异逐步扩大,但性别工资歧视程度不断降低.在收入分布的低分位数上,歧视是造成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而在高分位数上,个人资源禀赋造成的差异则成为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来源.     

国家级贫困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公平性研究——基于重庆市渝东南地区的调查

本文以重庆市两个少数民族贫困县295户农户为样本,通过构建低保户识别Lo-gistic模型和农户低保政策公平评价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来评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公平性.研究发现少数民族贫困县低保产生程序不受人情因素影响,但农户对政策公平性评价不高,且评价结果受主观人情因素影响.由此说明政府应加强宣传和管理,提高农户对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研究进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农村经济的重要组织形式,在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上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合作社发展良莠不齐,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效益究竟如何,可以通过组织绩效来研究。通过查阅历年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研究的学术文章,发现对合作社绩效这一热点问题的研究处于发展阶段。为此,从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评价维度、评价方法、影响因素、改进对策4个方面梳理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研究的相关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展望。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农户行为选择逻辑与组织化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进程中,农户的行为选择体现了农户在不同情境下的心理变化与现实需求,对农民组织化发展会产生影响.在我国农民组织化、合作化发展进程中,农户与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对抗行为始终存在.要对具体情境中的农户行为进行分析,关注农户在不同阶段的行为逻辑及农户的实际需要和利益诉求.可以通过完善保障体系、尊重农户需求、维护制度权威、完善组织结构等措施,规避农户生存风险,实现农户深度参与,提高农户契约意识,促进入际关系合理化,进而提升农民组织化成效,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协同扶贫模式创新:重庆例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与农民联系较为紧密的两类经济组织,是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内生性力量。但在实践中,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不明确、承担市场经营风险能力弱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总体规模偏小、脱贫带动力不强等因素影响,两类主体的扶贫作用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重庆市城口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近年来的脱贫攻坚中,一方面普遍性地成立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承接相关政府部门扶贫资源、开展村集体资产运营管理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平等协商将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的扶贫资源以入股方式投入当地运行规范、实力较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获取相对稳定的分红收益,并优先用于增加贫困户收入。该模式既为村“两委”参与市场活动和承接政府扶贫资源提供了有效载体,又较好地保证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有利于构建激励兼容、多方共赢的长效扶贫机制,是有镜鉴价值的扶贫模式创新。     

基于粮食产量与种粮收入的农业补贴结构灰色关联分析

本文按照OECD的统计口径,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了1993—2005年我国各项农业补贴与粮食产量、农民种粮收入的密切关系。研究发现,基于种植面积、农业投入品使用上的补贴、研发、检验检疫服务、粮食储备对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的影响效果显著;其次为限制农业投入品的支付、农民收入的补贴、农业培训和基础设施;而价格支持影响效果最弱。因此,在稳粮、增收的基础上,应按影响效果优化农业补贴结构,提高我国支农效率。     

北京昌平山区农民收入现状及增收对策研究

近年来,北京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但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很大,特别是山区农民增收尤为困难。以昌平山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山区农民收入现状及发展的瓶颈,探索促进山区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基于安徽省7县（区）47个合作社的问卷调查

基于安徽省7县（区）47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问卷调查,文章以实证的方法描述了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基本状况、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简要分析。值得重视是总体而言当前存在重发展轻规范的问题。另外,在扶持政策落实、融资、民主管理等方面都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但合作社的内部治理问题仍然存在,政府规制是解决合作社内部治理问题的重要途径。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普通社员参与下核心社员和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借助MATLAB软件分析关键参数对系统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政府和核心社员策略选择受到对方策略的影响,双方策略演化结果呈现波动趋势,其结果反应了合作社内部治理问题频发,政府规制难度大的原因;②政府和核心社员的策略选择受到成本、收益以及外部监管力度的影响,较低的规制成本和较高的社会收益会推动政府选择积极策略,对于核心社员来说,较高的惩处力度和较低的消极收益会推动政府选择积极策略,同时高强度的外部监管也能推动系统结果向积极策略演化。     

北京市农民增收途径与典型案例分析

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结合数据分析北京市农民收入现状。结果表明：2015—2021年,北京市乡村常住人口收入逐渐可观,但是乡村空心化、乡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不稳定、乡村居民收入增幅不明显等问题仍然存在。为实现农民增收,应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体系、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推进教育城乡一体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发展完善农民培训、优化农产品流通体系、打造特色产业。     

安徽省农业投入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研究

文章运用了1990—2004年统计资料，对财政、信贷和农户对农业投入的资金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安徽省农业投入与农民收入之间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农业投入与农民增收有很大的相关性，指出安徽省目前存在的农业投入不足等问题，进而提出了促进对农业投入、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建议。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产要素投入与收入的影响——基于长期连续跟踪大样本农户数据

利用6省区、15县市、2707个样本农户1995—2016年连续跟踪调研数据,在充分考虑相关政策和市场因素等动态变化的基础上,定量估计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采用递归方程模型估计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的直接影响(退耕还林补助与放弃的退耕地种植业收益之差)和间接影响(退耕还林工程引起生产要素配置调整带来的收入变化)。结果表明:第一,农户参与退耕还林使其耕地经营面积减少25.06%,林地经营面积增加57.88%,以土地为基础的生产费用减少11.41%,非农劳动力投入增加9.99%;退耕还林工程对样本农户以土地为基础的劳动力投入和种植业集约经营未产生显著影响。第二,退耕还林工程直接增加了样本农户3.73%的以土地为基础的收入,间接增加了8.57%的以土地为基础的收入和7.85%的非农收入。第三,相对于黄河流域,退耕还林工程对长江流域样本农户收入的直接影响较大,但间接影响较小。在退耕还林工程后续政策设计中,需充分重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产要素投入和收入的影响及其路径,强化因地制宜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