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散化投资与本土偏好行为——基于QDII对外投资基金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2009年中国8家QDII基金境外组合的周收益历史数据,与基于全球29个股市指数的收益数据构建的国际投资分散化有效前沿进行比较,探讨QDII基金在境外投资过程中是否存在“本土偏好”。研究发现我国QDII基金与国际投资分散化有效边界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差,反映出较显著的本土偏好的投资行为。本土偏好减弱了国际分散化效果,降低了QDII基金的绩效。资本管制、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是造成本土偏好的主要原因,因此放松资本管制,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加快资本市场开放和合作能够使投资者更好地享受国际分散化投资带来的利益。     

国际分散化投资与本土偏好行为——基于QDⅡ对外投资基金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2009年中国8家QDII基金境外组合的周收益历史数据,与基于全球29个股市指数的收益数据构建的国际投资分散化有效前沿进行比较,探讨QDII基金在境外投资过程中是否存在"本土偏好"。研究发现我国QDII基金与国际投资分散化有效边界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差,反映出较显著的本土偏好的投资行为。本土偏好减弱了国际分散化效果,降低了QDII基金的绩效。资本管制、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是造成本土偏好的主要原因,因此放松资本管制,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加快资本市场开放和合作能够使投资者更好地享受国际分散化投资带来的利益。     

基于情感偏好的品牌延伸模型及经济分析

21世纪是情感消费的时代.情感品牌能够凭借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运用隐藏在人类情感背后的真正力量与消费者沟通和交流.本文运用经济学及品牌经济理论,在对现有品牌延伸案例及理论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引入情感因素,构建基于情感偏好的品牌延伸经济模型,发现情感指数既能够在同质条件下影响消费者选择偏好,又能够通过影响品类而作用于选择成本;厂商品牌延伸成功与否取决于该厂商品牌与其它同质产品的品牌的情感指数之间的关系.     

分权体制下的民主参与、政府响应程度和公共品供需偏差

文章考察了当前背景下政府对地方民众公共品需求偏好的响应能力,利用1998～2008年期间的公共支出样本值测算了中国地方公共支出偏差指数,并引入不同选区人大代表指标作为民主参与的工具变量,以此体现政府响应能力。实证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民主参与和公共品供需偏差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内生关联;分权体制导致了政府公共品供给扭曲,而民主参与则部分抵消了公共品供需偏差。     

哪种价格指数为中国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多的通货膨胀信息?

关于中国货币政策或者通货膨胀的现有研究文献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哪种价格指数为中国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多的通货膨胀信息。文章首次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基于泰勒规则,引入利率平滑、前瞻性等因素,构建了中国货币政策动态反应函数,并采用GMM方法比较了四种不同的通货膨胀率指标所隐含的信息。研究发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为货币政策提供的通胀信息要多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和GDP平减指数,同时RPI又略优于CPI;不管基于哪种指标计算通货膨胀率,我国利率均存在明显的平滑行为。在以CPI和RPI作为通货膨胀率的计算指标时,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在大多数样本区间是稳健的,但我国的货币政策是不稳定的。以上新发现为中央银行改进现有通货膨胀率指标,并依据更加准确反映通货膨胀信息的价格指数来有效实施货币政策调控提供了科学依据。     

EVA评价法对改善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探讨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与理论研究存在悖逆,企业管理者对资本成本的认识存在偏差,使股权资本成本虚化,导致上市公司管理者偏好股权融资;传统的会计利润评价方法强化了这种偏好;EVA评价法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汇率制度改革前后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研究——以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为界

汇率传递效应不仅影响国内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而且还会影响国内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本文以2005年7月为界,对汇改前后人民币汇率的传递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汇改前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传递效应均较低,而且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传递效应明显变小,而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传递效应略有增大。对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传递效应明显变小的原因在于传递路径中成本机制的效应被弱化,对消费者价格指数传递效应略有增大的原因是传递路径中预期机制的效应明显。     

进出口价格指数理论发展综述

基于统计指数理论构建的传统进出口价格指数未反映贸易品种变更的重要影响,测算所得的结果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误。近年来,大量文献尝试从经济指数理论的角度构建考虑产品品种变化的真实进出口价格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对国际经济学若干问题进行了再考察。     

如何正确解读CPI

CPI（Consumer Price Index）是消费者价格指数的英文缩写，主要反映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常用来衡量通货膨胀程度或生活成本水平。近年来每次公布CPI都会引起一些争议。必须强调，CPI不是万能的，它是上游经济活动在消费终端的反映，但不可能原汁原味。因此解读CPI不能带着过多的苛求和过高的期望，而应该将其视为重要的参考，并与其它经济指标结合使用。     

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谁带动谁?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是相互联系并有显著区别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或非因果关系有多种可能情形。本文对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2001年1月至2008年7月数据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在所考察时期内,消费者价格指数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后者经过1—3个月左右的时滞对前者的变动作出反应。这个结果很可能意味着,在所考察时期内,在影响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衡量的国内通货膨胀中,需求方面的因素相对大于供给方面的作用,尽管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都共同地影响了国内通货膨胀的走势。     

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

本文以深圳证券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是否会对其股权融资成本产生影响。我们采用剩余收益模型计算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分别以披露总体质量与盈余披露质量指标反映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研究发现,在控制β系数、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杠杆率、资产周转率等因素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样本公司边际股权融资成本较低,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会对其股权融资成本产生积极影响。研究还发现,盈余平滑度和披露总体质量是影响样本公司股权融资成本的主要信息披露质量特征。最后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欧盟的通货膨胀测度指标及借鉴

通货膨胀测度是当前国际统计学界和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价格指数是测度通货膨胀最常用的工具,欧盟统计局对欧盟各成员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进行了协调,开发出了用于测度通货膨胀的消费者价格协调指数(HICP).本文介绍了HICP的背景、发展过程以及HICP的指数体系,对HICP的基本框架与编制方法、HICP与各成员国CPI编制方法的比较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对下一步准确测度通货膨胀水平和趋势的启发性结论.     

让农民生活水平跑赢CPI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1月我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4.9%,其中,城市上涨4.8%,农村上涨5.2%,这表明自2007年3月以来的通胀势头与通胀压力仍在延续并加大。CPI的上涨不仅会引起农民生活水平及幸福指数的波动,也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产生长远影响,是当前形势下备受瞩目的民生话题,也是＂十二五＂期间研究农村经济时不可忽略的社会问题。     

行为资产定价模型综述

金融资产定价是现代资产定价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对行为资产定价模型进行了综述,行为资产定价研究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基于消费资产定价模型(CCAPM),借用不同的效用函数来反映不同的投资者偏好,比如财富偏好,损失厌恶,习惯形成,追赶时髦,嫉妒等等.二是在进行资产定价时直接考虑投资者心理因素,基于行为金融学对投资者分析的过度自信,保守性偏差等认知偏差,用模型量化此类偏差然后利用动态规划方法求解均衡时的资产定价.     

中国商业银行的成本非效率、规模经济及技术进步(1994-2010)——基于随机前沿对数成本函数方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对数成本函数方法对我国十四家商业银行1994-2010年的成本非效率、规模经济及技术进步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样本期的平均成本非效率小于大型商业银行样本期的平均成本非效率;股份制商业银行样本期的平均规模经济指数略微小于大型商业银行样本期的平均规模经济指数,总体来说我国商业银行在追求规模经济方面差距不大.股份制商业银行样本期的平均技术进步效应明显好于大型商业银行样本期的平均技术进步效应.本文的结论是:我国商业银行通过扩大产出实现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的空间很小,今后提高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主要途径:一是降低商业银行的成本非效率,二是提高商业银行的技术进步率.     

我国城市创业成本指数的构建及其实证研究

创业成本是影响创新创业活动开展的重要因素,但关于城市创业成本的量化研究却很少。本文从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两个方面将创业成本划分为生活成本、环境成本、融资成本、运营成本、研发成本和失败成本六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城市创业成本指数,选取了我国创业活动较为活跃的10个城市进行了2012-2016年创业成本指数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10个样本城市中,深圳的创业成本一直居于较高水平,北京、上海近五年创业成本总体呈上升趋势,长沙、成都的创业成本呈下降趋势,重庆的创业成本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其创业成本中的显性成本相对较高,但隐性成本则相对较低。     

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条件下垄断产业成本转嫁研究

不同的规制结构赋予了被规制厂商不同的成本转嫁能力和激励水平。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代表社会福利的规制者在规制结构设计时权衡激励效应和租金抽取,最优成本转嫁比率与厂商的信息优势、努力的边际成本以及规制者的租金抽取比例成正比。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消费者和厂商的风险规避偏好对最优成本转嫁比率有重要影响,规制者在提供激励和保险间进行权衡,确定最优成本转嫁比率。     

基于消费者视角的电动汽车全寿命周期成本模型及分析

本文以全寿命周期成本理论为基础,从消费者角度对电动汽车全寿命周期内的成本进行了全面分析,建立了电动汽车的全寿命周期成本模型,为电动汽车的保有成本估算提供了方法依据。同时,将电动汽车与燃油汽车就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结论表明,电动汽车的全寿命周期成本远低于燃油汽车,在同等条件下理性消费者会更倾向于选择电动汽车。     

递归偏好、情绪波动与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分析

本文将消费者情绪波动因素纳入模型,通过引进递归效用函数,使用主观贴现因子、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和跨期替代弹性三个主观偏好参数的变化来刻画情绪波动,并在此基础上估计了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情绪波动各参数波动对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影响的同时,给出了在中国不同情形下的福利成本估计,最后给出政策建议。     

宏观调控应当重视国民经济总体价格水平——关于GDP价格指数的探讨

国内生产总值价格指数(也可简称为GDP价格指数),也就是国民经济综合价格指数.是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社会生产各环节商品和劳务价格变动情况的指数,它反映的是国民经济总体价格水平,是一种最全面的价格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