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农户信贷可得性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

文章从相对贫困治理的三个方面构建了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以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利用半参数模型从全国、区域层面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各维度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均对农村权利贫困治理水平提升产生正向影响。从区域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从时间维度看，样本期内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影响表现出波动式变化趋势。据此，提出应加强政府在宏观层面指引、实施差别化政策、发挥金融机构作用，从而不断提升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水平。     

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了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问题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可得性对于促进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及资产配置有着积极的作用,金融可得性的提升会通过对家庭民间借出的降低来减少非正规借贷市场供给.此外,金融可得性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边际影响有着一定的差异性,即对农村地区的影响高于城市,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要高于东部地区.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社会资本、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融资决策

本文基于中国东部和西部1263户农户调研数据,运用样本选择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融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资本、金融素养的增加能够提升农户创业融资意愿并选择正规金融方式融资;与亲友来往密切的农户创业融资意愿较强;家庭成员或亲戚中有村干部或银行、政府工作人员的农户,其参与创业融资的积极性较高,且更倾向于选择正规金融;客观金融素养和主观金融素养的改善均能提高农户创业融资意愿,促进农户选择正规金融;社会资本与金融素养对农户选择正规金融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且客观金融素养对社会资本的替代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引导农户积极参与村庄事务,健全农村创业服务体系;大力普及金融知识,加强金融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持续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适当提升农户创业融资规模。     

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

企业家精神是就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者一直探讨影响企业家精神决定因素。本文基于2001年～2005年省级层面的数据,应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创新思想、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法治水平等对区域企业家精神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思想和人力资本是企业家创业活动的基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企业家创业的金融可得性,法治发展是企业家创业成功的基本保证。     

农户借贷需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广东省云浮市524户农民研究样本,通过对农户特征与农户借贷需求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农户受教育年限、家庭有固定工资人数、农户家庭中在政府部门任职人数、是否了解正规金融贷款原则及程序、是否参与信用评级等因素对农户借贷需求意愿影响显著。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建议以农户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宣传金融知识,进一步深化信用评级工作,增加农户获得贷款的可得性,引导资金流向有利于农业生产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     

基于双栏模型的我国农户贷款可得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分析了我国农户的贷款状况,运用双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以及bootstrap方法检验了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等因素对农户贷款状况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农户获得贷款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共产党员身份、风险偏好等变量对农户贷款可得性的影响较为显著;资产规模、家庭收入等变量对农户贷款金额的影响较为显著;经营规模、共产党员身份等变量对农户获得贷款的概率和获得贷款的金额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基于此,笔者提出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完善抵质押和担保等制度以及创新信贷产品等旨在提高农户贷款可得性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差异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经济行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金融发展在给家庭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很可能导致家庭债务风险的累积。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差异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其次，数字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素养低和收入差距高的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最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家庭信贷可得性和家庭支付便利性从而加剧了家庭债务风险，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于防范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和推进我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推动乡村振兴是二十大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用分位回归方法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家庭财富,有助于缩小家庭财富差距。随着家庭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不同财富家庭总资产的正向影响由大到小。由于不同财富家庭的负债结构差异较大,随着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净资产的影响则由小到大。夏普里值分解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贡献度近三分之一。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低收入家庭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的正向作用更强,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特别是低财富家庭的创业行为,而创业对于最低财富组家庭资产的正向刺激作用最强;受流动性约束可能性越大的低财富家庭,越能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获益。因而进一步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农村家庭财富差距。本文的研究说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探索农民致富路径和推进乡村振兴有积极作用。     

西部农村人口金融特征的实证研究

论文从西部农村家庭户主的性别、年龄、婚姻、教育、职业以及家庭财产等六个方面实证研究了农村人口与农村金融的关系，发现女性户主的家庭金融需求略大于男性户主的家庭金融需求；金融需求主要集中在中青年户主的家庭，壮年户主的家庭金融供给能力要强一些；除丧偶以外的其他组别的金融婚姻特征不明显；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农户金融需求小于金融供给；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农户金融需求大于金融供给；各组别农户职业身份的金融需求都大于金融供给；民间金融需求对农村家庭财产不敏感，但房产价值高的农村家庭其民间金融供给活跃一些。     

社会网络、信息获取与家庭创业收入——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中国城乡差异的视角,本文实证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城乡家庭创业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社会交往面较广、交往对象趋于多样化的城镇家庭的积极作用更大,其作用机制在于社会网络通过拓宽家庭获取信息的渠道为其提供大量重要信息,从而有助于提高创业收入,而并非通过融资机制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对于家庭创业选择而言,由于需要依靠亲戚等家庭强关系提供物质资本支持,社会网络在资源约束程度更高的农村地区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选择和创业收入的作用及其机制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路径及其制度安排

近年来,随着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战略收缩,非正规金融在解决农户融资问题、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非正规金融自身存在的缺陷,也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本文认为非正规金融的未来发展应克服内在缺陷和与现行金融体制之间的摩擦等影响因素,通过将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纳入正规金融体系、建立农村社区合作金融机构、吸引农村非正规金融资金流向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等多种途径,促进其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8省份的实证研究

运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项目数据,构建了影响农村金融资源需求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对中部省份的农村金融资源需求的影响因素作回归分析。分析表明,中国中部八省农户选择金融资源主要受到户主的年龄、性别及所经营的主业的影响,而家庭赡养老人与供养孩子上学的负担、家庭金融资源存量、从事副业的情况不是影响金融资源选择的主要因素。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路径及其制度安排

近年来,随着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战略收缩,非正规金融在解决农户融资问题、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非正规金融自身存在的缺陷,也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本文认为非正规金融的未来发展应克服内在缺陷和与现行金融体制之间的摩擦等影响因素,通过将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纳入正规金融体系、建立农村社区合作金融机构、吸引农村非正规金融资金流向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等多种途径,促进其健康稳定发展.     

"互联网+"下的包容性金融与家庭创业决策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4年度数据,采用离散选择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研究了"互联网+"下包容性金融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与包容性金融的融合发展将通过"信息流"融通"资金流",降低家庭创业融资中的风险,增加其正规金融市场参与度,从而提升一般家庭的创业可能性,特别是对城市家庭、高收入家庭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创业决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此外,"互联网+"与包容性金融的融合发展还将使家庭更积极地投身于机会型创业活动中.文章进一步检验了"互联网+"下包容性金融影响家庭创业决策的正规金融融资偏好渠道和风险偏好渠道的有效性,这对于在当下的"双创"工作中改善创业者的金融支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财富不平等会阻碍金融助推共享发展的实现吗——基于金融排斥视角的实证检验

提高居民金融服务可得性是金融助推共享发展的重要实现路径。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检验了财富差距扩大对居民金融排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富差距越大地区的居民面临金融排斥的比率也越高,财富差距对以投资类金融排斥和融资类金融排斥衡量的细分金融排斥指标均会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居民家庭面临金融排斥的概率随着财富分位数的上升而单调递减,财富差距扩大还会通过抑制金融知识和社会资本渠道提高居民家庭面临金融排斥的可能性。异质性分析表明,财富差距对贫穷、低人力资本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居民的金融排斥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缓解财富差距对金融排斥的影响。本文相关研究基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视角,为提高居民金融可得性、降低金融排斥和促进共享发展提供了理论与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农村创业?北大核心CSSCI

在金融发展趋于数字化的背景下,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创业之间的关系,对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人力资本水平、地区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有效传导路径。就不同区域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的农村创业活跃度影响较中西部地区更显著;就创业类型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私营企业创业活跃度的推动作用较个体创业活跃度更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分类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三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加强数字乡村建设,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等建议。     

社会资本、借贷特征与农民创业模式选择

本文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微观调研数据（2010CGSS）,研究社会资本能否缓解借贷约束对于农民创业模式选择的抑制作用及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的积累可提升创业农民对外融资的可得性,破解“财产水平低、融资规模小、创业模式单一”的发展陷阱,丰富农民创业模式的选择,其中与组织关系资本相比,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政治关系有助于获得更高的融资规模。社会资本显著缓解正规金融约束对于创业模式选择的抑制作用,丰富农民的创业选择,其中政治关系资本可显著增加获得正规贷款的概率。此外,拥有打工经历的创业农民更偏向于选择投资规模大、回报率高的创业模式。     

互联网金融对区域金融可得的均衡效应——基于P2P网贷交易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国内代表性P2P网贷平台在2011—2013年的交易数据,对互联网金融对区域金融可得的均衡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来自正规金融可得水平较低区域的P2P融资者具有更强烈的P2P融资需求,反映出互联网金融弥补区域正规金融可得缺口的通道属性;P2P投资者相对偏好投资给来自正规金融可得水平较高区域的融资者,说明现阶段互联网金融对区域金融可得的均衡效应并未完全发挥,其原因可能是互联网金融交易机制待完善和投资者存在非理性因素。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微观机理与政策测度:国外文献评述

通过对国外文献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的研究进行概览,本文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不仅能够降低农户借贷的外生交易费用,还能够降低制度性的内生交易费用;农村非正规金融自发生成的各种内在机制具有较高的制度效率,农村非正规金融可以与农村正规金融共存;以家庭为结点的社区网络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私人治理机制的基础;为了缓解农户贷款难的问题,由发展中国家政府推出的各种扶贫项目的作用却很有限,因而政府要想有效干预农村金融市场,就必须考虑并充分利用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作用。但已有研究并未定量分析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复杂关系,鲜有文献计量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相关的理论研究比较零散,尚未形成一致的理论框架。这就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可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