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分析

股市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已经在世界金融理论界及业界引起重视,本文主要对股市发展和自由化改革两者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一国的股市规模扩大,受到门槛效应影响,其收入的分配状况也会趋于恶化,而流动性提升则会改善国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态;国家股市发展对不同的收入阶层也会产生不同影响;自由化改革后,股市流动性提升会进一步改善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同时在股市自由化后,股市规模扩大及股市流动性提升都会改善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     

股市自由化能否改变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性——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分析

收入不平等是各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严重问题,尤其是收入不平等的代际持续性导致"贫者恒贫",这对于一国的经济稳定发展是极大的挑战。本文采用72个国家1980～2011年的国际面板数据,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研究股市自由化对代际持续的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股市自由化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通过提高教育投资来解决收入差距的代际持续问题,而且这种影响机制在股市发展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较为显著,说明股市自由化能够促进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分配均等化。     

收入差距与股市波动率

股市的波动性是资本市场的基本特征,关系到投资者进行股票估值和资产配置。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收入差距扩大,全球股市的波动率也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各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对股市长期波动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理论分析表明,由于存在参与成本,当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加重时,股票市场参与率降低,由此导致风险分担不足,进而当股市发生内生或外生扰动时,将出现较大波动。实证分析发现:一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将导致其股市波动加剧,且这一关系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     

经济增长与城镇不同阶层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城镇不同阶层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镇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对于城镇各收入阶层来说都是不存在的;经济增长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具备调整能力,但对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却有极大的调整作用。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当滞后一定期数时。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格兰杰原因。总体而言,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趋于扩大,需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流动性与我国居民长期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变化:基于CHNS数据的分析

收入不平等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大多数文献在分析收入不平等时,通常是以年度截面收入为基础进行估算的,而如果考虑到收入流动性的存在,长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将可能有所减小.文章的研究显示:根据CHNS提供的数据,通过居民收入5等分转换矩阵可以看出,由于收入流动性的存在,各收入层级长期收入所占份额较为接近,长期收入的基尼系数也大大低于年度平均值.文章还以Shorrocks平等化指数量化了收入流动性对长期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1989-2011年期间,收入流动性使以长期收入衡量的不平等程度降低了24.4％,但近年来,收入流动性出现了下降趋势,抑制了长期收入的平等化.由于收入流动性会影响到长期收入的不平等,因此建议通过深化改革公共政策和提高居民受教育程度来提高流动性,进而实现长期收入平等.     

经济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

经济全球化被认为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但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表明,二者之间不存在确定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不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惟一因素,经济全球化的不同方面会对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收入产生不同的影响。总体看来,经济全球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国家间收入的差距,而对一国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两方面的;能否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取决于参与全球化的程度。     

新古典模型中收入和财富分配持续不平等的动态演化

本文讨论了当个人劳动能力和偏好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分配的差异如何通过遗产机制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持续性不平等程度。论文分析表明：在偏好、个人劳动能力和个人收入的随机冲击的影响下，如果市场是完善的，整个经济系统存在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稳定不平等状态，而且，这种稳定的不平等状态与初始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一次性的产权配置都是无关的。最后，本文分析了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对持续不平等程度的影响，通过分析指出：从长期来看，在劳动能力和初始财富存在差异而偏好没有差异的情况下，征收劳动收入税比征收资本收入税更有利于改善由于能力差异所造成的持续不平等。     

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会影响收入不平等?——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据要素不断深化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协同联动机制,将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维度,深度剖析数字经济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机理,基于201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收入基尼系数,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具有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显著加深收入不平等程度;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仅体现为对本地区的影响,而且通过空间外溢效应扩大周边区域的收入差距;中国区域间数字经济的收入分配影响效应空间异质性突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显著拉大收入差距,数字经济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基于所得实证结果,为缩小数字经济时代的收入差距,本文提出要加强平台监管与反垄断规制、调整和改革现有劳动保障制度、完善数字化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进和完善落后地区及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东中西部数字经济发展协作机制等政策建议。     

收入不平等与中美经常项目失衡

本文建立一个开放经济环境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经常项目的影响。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可以通过国内消费需求、低收入阶层贷款和高收入阶层持有国外债券三个途径实现对经常项目的影响。长期内,收入不平等改善能够提高国内总需求,减少低收入阶层贷款和高收入阶层的国外债券持有量;短期内,收入不平等改善会降低中国低收入阶层消费,促进美国低收入阶层消费增加;收入不平等改善会减少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而改善美国经常项目顺差,金融深化则会放大其作用幅度。本文结论显示,维持合理的收入分配以及适度的金融自由化水平有助于我国经常项目"再平衡"。     

新古典模型中收入和财富分配持续不平等的动态演化

本文讨论了当个人劳动能力和偏好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分配的差异如何通过遗产机制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持续性不平等程度。论文分析表明:在偏好、个人劳动能力和个人收入的随机冲击的影响下,如果市场是完善的,整个经济系统存在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稳定不平等状态,而且,这种稳定的不平等状态与初始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一次性的产权配置都是无关的。最后,本文分析了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对持续不平等程度的影响,通过分析指出:从长期来看,在劳动能力和初始财富存在差异而偏好没有差异的情况下,征收劳动收入税比征收资本收入税更有利于改善由于能力差异所造成的持续不平等。     

区域一体化政策、要素流动与居民获得感提升*——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的意图是通过弱化要素流动壁垒、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从而提升居民获得感。本文从交通互联互通、行政壁垒弱化、经济合作和劳动力流动四个角度构建政策措施指数，从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和改善居民获得感两个层面研究区域一体化战略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区域一体化政策在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可对等地提升居民获得感，行政措施是提升居民获得感的主要政策措施。（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是居民获得感提升的客观基础，区域一体化政策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效果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具有异质性。（3）区域一体化政策中的交通措施和行政措施通过引导资本形成扩散效应能显著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获得感的主要渠道。     

人工智能的财富分配效应研究*

人工智能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是现有研究以分析其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为主，关于人工智能对财富分配从而对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相关研究尚有欠缺。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连续时间异质性个体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人工智能对生产技术的影响看作一揽子偏向性技术进步，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表现有所不同，短期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提高经济中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而长期中其财富分配效应则取决于人工智能对不同类型技术进步的促进程度。核心机制在于，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多样性在短期和长期中对资本回报率产生不同影响，短期中各类技术进步总是会提高资本回报率，而在长期，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出现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就我国如何在应用人工智能促进增长的同时预防不平等程度扩大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经济分化与空间动能解析

1949—2019年，中国各省份经济总量不平等程度先下降后上升，在近十年的短周期内也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而人均实际GDP不平等程度则处于水平波动的状态，近年来呈现σ趋同态势，并在2019年出现β趋同的新迹象。创新能力较弱、政府债务率偏高和劳动人口占比偏低是当前落后地区增长动能匮乏的重要原因。研发支出、资本存量和就业规模是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释1999—2019年省级层面GDP差异的889%和人均GDP差异的591%，其中研发支出与就业规模是地区GDP总量分化的主因，研发支出与资本存量是地区人均GDP分化的主因。空间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存在，但研发支出、资本存量和就业规模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区别，仅周边研发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一定差异。     

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吗*——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分析

互联网技术推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对于降低融资约束和创业成本，推动我国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并使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促进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概率提高0062个单位～021个单位，并使其农业就业概率降低0071个单位～022个单位。数字金融能够降低融资和创业成本，吸引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地区开展机会型创业，由此创造就业岗位，促进收入提升；相比之下，数字金融对进城农民工创业及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的返乡农民工开展机会型创业，并对高儿童抚养比的返乡农民工有更强的普惠性。本文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人群“稳就业”、推动农村信息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br# 融资融券加大了沪深股市波动吗*

融资融券设计初衷是通过融资加强市场流动性和通过融券提供投资者规避价格下跌风险的金融工具，改善由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导致市场巨幅震荡的局面，实现资本市场长期稳定的目标。实际操作中，融资融券疏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间的资金流动，撬动巨额资金涌入股市；融资规模扩张过快而融券做空力量薄弱，业务结构发展严重失衡，导致两融业务具有“小冲击、大波动”的金融加速效应，放大了外部冲击引起股价上涨和下跌的幅度。协整回归分析表明，两融业务规模的扩张和收缩对上证指数涨跌具有显著的同向影响。TGARCH事件模型结果进一步证实融资融券从稳定股价到加剧波动的功能变化。随着标的股票扩容和业务常规化，两融业务导致股市投机过度，加剧了沪深两市的资产价格异动，没有达到平抑波动的设计预期。     

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并采用2011—2015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GMM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分析发现：（1）包容性金融发展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传统银行的金融服务成本、互联网金融的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实现的;（3）传统银行金融包容性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东部比中西部更加明显,而互联网金融包容性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显著。据此,本文提出,应重视包容性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以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The effect of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on returns

We examine the short-term effects of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on returns. We find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abnormal return associated with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Exploiting features of the reform, we are able to compare stocks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liberalization. We find that all stock prices reflect this announcement premium equally, suggesting that the premium does not reflect an increase in expected liquidity. We further find that observed liquidity, as measured by volume and price impact, did not increase following the liberalization. We conclude that the observed premium reflects a diversification benefit for Chinese investors.     

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

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决定了环境规制对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存在差异性。基于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理论分析,本文首先利用1998—2014年30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采用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影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负面冲击大于对城镇本地劳动力就业冲击;（2）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存在显著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高于2002时,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抑制效应为-0116;当劳动力市场分割介于1199到2002之间时,抑制效应较大程度下降,为-0042;而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小于1199时,抑制效应转变为正向促进效应,为0106。未来应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强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降低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抑制效应,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有效发挥城镇化经济增长效应。     

信息化提高了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吗*——来自中国1979—2014年分行业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测算了1979—2014年中国分行业ICT资本存量、非ICT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了信息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发现：（1）信息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当信息化与国民经济中的资本深化相伴时，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信息化的贡献越大。（2）市场化程度提高能够进一步释放信息化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从而显著增强信息化对TFP的积极影响。（3）人均受教育程度越高，信息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越大。本文的结论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在加大ICT资本投入、促进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诸多互补性条件的配套实施，进一步提升工业化水平，扩大机器设备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培养是充分发挥信息化积极作用的基础和保障。     

不同职业路径下基金经理变更对基金业绩的影响

本文对2003—2013年基金经理更换事件采用事件分析和面板数据回归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基金经理更换后基金业绩得到显著提升,此结论在牛市更显著。当基金历史业绩较好时更换基金经理对业绩没有影响;而当历史业绩较差时更换基金经理则会显著提升业绩。从职业发展路径来看,基金管理经验能有效提升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之前具备资管经验的继任基金经理能够显著提高业绩;并且管理经验来自同一基金公司的继任基金经理更能改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