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锄奸：中共防范特务渗透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加紧派出特务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渗透，中共也对此着意防范，并将反奸反特列为整风和审干运动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几乎每次延安特别强调审干锄奸之时，恰恰也正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之际。     

抗战时期中华全国美术会活动情况透视

中华全国美术会在配合抗战的同时以建设、发展常规的美术教育和美术活动为立足点,在战时中国美坛发挥了重要影响.虽然中华全国美术会在以自身力量影响社会,支援抗战方面,做得并不尽人意,但正是作为官方美术机构表现出的这种艺术包容性,使得当时的很多艺术家可以相对从容地进行艺术探索,没有使中国绘画的现代化进程因为要服从于抗战的时代任务而完全中断.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兵器工业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随着沿海及东部地区的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兵工生产的重心也随之西移,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则成了抗战后方兵工生产的主要基地。国民党政府战时后方兵工生产企业,主要来源有四个方面:一是抗战爆发前后接收、收买的原西南军阀所控制的兵工企业,二是抗战前夕在株州新建的兵工厂,三是沦陷区内迁的兵工厂,四是抗战期间新建于后方的兵工厂。     

论四联总处战时金融运作与代中央银行制形成

代中央银行制是笔者通过对中国金融现代化历史理论思考提出的一个概念,特指抗战时期中央银行制度中国化的特殊呈现形态,是战时金融资源高度集聚与集权政体下政府管理模式耦合形成的金融组合体。由四联总处统御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主要国家行局,通过战时国家最高金融管理和调控,发挥国际通行中央银行的功能,弥补了战前建立的中央银行的功能缺陷和制度缺失,也成为抗战胜利的金融制度保障。但由于国民政府无法破解政治体制约束下金融制度异化的困境,加之外在诸多恶性因素影响,终归无法提供规范中央银行体制建设所需要的各项条件,致使代中央银行制也仅运行于抗战非常时期,难以持续。     

1927-1949年国民政府经济建设外债研究

本文分阶段研究国民政府1927-1949年经济建设外债的债务规模、债权国以及经济建设外债用途的变化和特点.经济建设外债规模并没有因抗战的爆发而骤减.经济建设外债债权国趋向集中,从战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转向战时反法西斯主要同盟国再到战后以美国为主.因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特殊地位,战时经济建设外债借款和还款方式相比战前...     

陈嘉庚访延安时的发现和惊喜

南洋实业家、华侨领袖陈嘉庚,曾给南京国民政府以巨大资助。抗战爆发后,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募捐巨款支持祖国抗战,据统计,1939年国民政府军费为18亿元,其中华侨汇款达11亿元,而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多。这对战时财政经济的支持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在当时,陈嘉庚对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了解甚少,他所听到的都是共产党如何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建设内债研究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国民政府经济建设和发展被迫偏离既定轨道,公债政策和实践也发生变化。本文尝试对内债进行分类研究,从内债用途的角度界定经济建设内债。重点考量战时经济建设内债规模,探讨战时经济建设内债呈现出不同于战前的新特点。经济建设内债用途由发展经济转向服务抗战,侧重于战略物资的生产和运输。经济建设内债建设布局由沿海实业建设转向以工厂内迁运动为主的战时大后方建设和疏通以运输战略物资为主的西南国际交通通道。在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下,经济建设内债的使用方式从战前定向变为战时统筹。为提高认购率,内债推销也更具强制性。随着通货膨胀的不断加深,国民政府转向使用外币作为内债发行本位币。     

回望迁都

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从未被遗忘的历史,再一次被记忆强化。这段历史中,注定无法忽略一座叫"重庆"的城市。重庆从当时的一座内陆城市,一跃而成为中国战时首都,成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党各派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活动舞台。这个曾经的古老军事要塞,也因迁都而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中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指挥中枢。     

20世纪40年代前期重庆银行公会对政府金融法规的因应北大核心CSSCISSCI

194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先后公布《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管理银行抵押放款办法》及《管理银行信用放款办法》等法规,连同战前颁布的《储蓄银行法》,构成战时国民政府管制银行业务的主要法规。本文以未刊档案为主,并运用已刊档案、期刊等材料,通过对战时重庆银行公会既遵行上述国民政府财政部金融法规,又对上述法规存款、信用放款与抵押放款比重、资金运用法规诸多具体条文、条款提出异议的梳理,揭示出重庆银行公会通过不断往复的商榷、交涉,督促政府当局调整、修改,这不仅使战时金融制度不断完善,且为稳定金融秩序,保障战时经济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有助于大后方的金融现代化建设,在有利于战时银行业经营安全及大后方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有助于从经济层面增强抗战实力。     

文献与历史记忆：近30年来滇西抗战研究述评与展望

滇西腹地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的重要主战场之一，是为确保战时战备物资“输血线”滇缅公路有序运行的一场捍卫西南边疆国家主权乃至反法西斯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史称滇西抗战。世纪之交关于滇西抗战的研究是云南省史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随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研究的日益深入，滇西抗战的研究在全国范围内有序展开。近30年来滇西抗战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可谓是硕果累累，本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对现有成果进行梳理，以期总结研究的最新趋势，并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为今后研究提供借鉴。     

回望迁都

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从未被遗忘的历史,再一次被记忆强化. 这段历史中,注定无法忽略一座叫“重庆”的城市. 重庆从当时的一座内陆城市,一跃而成为中国战时首都,成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党各派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活动舞台. 这个曾经的古老军事要塞,也因迁都而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中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指挥中枢.     

全面抗战时期的后方工业发展及其长期效应:一个量化历史研究

正全面抗战开始后,东部沿海省市的工业企业大量迁往西部地区,开启了大后方经济的"黄金时代"。本文利用各种档案资料,首先梳理了全面抗战以来工业企业内迁的历程,然后在一系列统计数据的支撑下对后方工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最后通过计量模型考察了战时后方工业所带来的长期效应。文章的主要工作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镜头对准“抗战大后方”

70多年前,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结盟,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重庆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舞台,是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齐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际名城. 重庆经历的抗战岁月凝聚了中国和世界的进步力量,奉献了中国人民的智慧,汇聚成为全人类的财富.为了挖掘、保护和传承珍贵的抗战文化,重庆自2008年启动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简称“重庆抗战工程”).     

抗战时期四川银行业发展述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迫于形势需要,大批东部银行西迁。四川因经济较繁荣,战时环境相对有利,成为某些银行总部西迁或建立分支机构的首选之地。抗战期间,四川银行业较之战前迅速发展,银行数量增多,分布范围扩大,内部管理制度健全是其显著表现,原因在于政局变化带来的契机,工业、商业的带动以及国民政府的重视这三方面。同时四川银行业加大对这一地区农业、商业、工矿交通业、生产事业的贷款、放款、投资力度,为战时四川经济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镜头对准“抗战大后方”

70多年前,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结盟,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重庆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舞台,是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齐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际名城。重庆经历的抗战岁月凝聚了中国和世界的进步力量,奉献了中国人民的智慧,汇聚成为全人类的财富。为了挖掘、保护和传承珍贵的抗战文化,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职业教育的发展

湖南的职业教育起于1902年,湖南绅士汤聘珍等人开办了湖南农务工艺学堂.但是近代湖南的职业教育是从西方引进的,这种近代教育体制是为了工业化社会和机器生产服务的,而由于抗战之前,湖南的工业极其不发达且发展畸形,依然处在小农经济阶段,以个体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为主,所以抗战之前湖南的职业教育虽然有工业科目,但是还是以农业、手工业、家政为主.抗战时期,由于大量沿海工厂内迁,战时政策的需求,湖南职业教育反而在战争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和进步.     

抗战大后方农业改良与推广研究述评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农业实际上成为国民政府支撑抗战的主要经济力量。农业增产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时问题,“复兴农村”的农业改良与推广为了适应持久抗战的需求,在大后方得到了积极推行,抗战物资得到及时补充,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影响了推广成效。近年来抗战大后方农业改良与推广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从农业推广政策、农业科技推广、农业推广经费、推广品种改良与病虫害防治、农业推广机构,到推广成效与经验,可谓硕果累累,同时也存在研究方法单一、区域研究不平衡、概念模糊、碎片化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大后方农业改良与推广的整体认知。     

美术之城

抗战时期的重庆，是战时中国美术的中心，它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活动，都牵动着中国美术发展的脉络。抗战美术，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个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环节。这段历史，     

86个八路军子女一个“妈”

<正>在沂蒙山革命老区腹地,坐落着一个三面环水一面连山的村子——沂南县马牧池乡东辛庄村。抗日战争时期,村妇救会会长王换于办起战时托儿所,先后抚养了86个革命后代。她家为抚养八路军干部的孩子,先后有4个亲生骨肉夭折……抗日堡垒户创办战时托儿所王换于19岁那年,从沂南县岸堤镇圈里村嫁到马牧池乡东辛庄村一个姓于的人家。抗战爆发后,沂蒙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日热     

抗战后期四川“自治财政”整理研究北大核心

“财政乃庶政之母”,国民政府力图确立近代财政体制,抗战时期,努力协调战时财政集权与财政自治之间的关系。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构建战时财政体制以统筹整合全国财政资源,为此急需将县级财政纳入到国家财政统制体系内。1941年国民政府第三次财政会议,设立国家财政系统和自治财政系统,明确国地收支划分。国家财政通过田赋征实等措施集中主要财政资源,确保“财政中央化”;地方财政确定为“自治财政”,以实现“自给自足”,更好地支撑抗战。县级地方财政则通过整理自治税捐,清理公有款产,调整收支系统,确立了其在国家财政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制度体系和管理架构相继完善。自治财政承担着后方战备设备供应、征发购运、难民救济等抗战使命以及“管教养卫”等地方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