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与初婚机会:福音还是梦魇?——基于CGSS2015数据的分析

大规模人口流动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时代特征,人口流动给个体初婚带来怎样的影响?基于CGSS2015数据,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人口流动总体上推迟了初婚年龄,降低了初婚风险率;人口流动对初婚风险率的负向影响呈现代际递增趋势;与女性相比,农村男性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初婚概率,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初婚不利处境;社会阶层地位对个人初婚有重要影响,不仅直接促进了个人初婚,也显著降低人口流动对初婚的负向影响;在扩大的婚姻市场中,农村底层男性成为婚姻竞争的失败者,也是婚姻挤压情境下终身不婚风险的主要承担者。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透过婚姻市场的竞争规则得以强化和延续。农村底层男性所面临的阶层边缘化和初婚机会减少的双重困境,需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     

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研究

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对女孩的歧视导致了男性婚姻挤压.在潜在初婚比模型的基础上,使用标准化初婚频率和去进度效应方法设计了两种新的模型,并与现有模型结合,研究中国婚姻挤压状况.在潜在初婚比基础上开发的模型所得到的结论基本相同.2016年到2046年的30年时间里,婚姻市场上男性和女性的潜在初婚比都在1.15以上;2060年之后保持在1.05-1.08水平.从2000年开始,中国会面临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2016年至2046年平均每年过剩男性在120-150万之间,2060年之后每年在50万之下.如果出生性别比得不到有效控制,则未来男性婚姻挤压情况将严重得多.     

流动男性商业性行为的HIV/AIDS累积风险及政策启示

婚姻挤压下的未婚流动男性参与商业性行为的现象可能增多,而商业性行为是普通人群直接感染HIV/AIDS的途径之一.有必要在婚姻挤压背景下分析流动男性由于商业性行为而具有的HIV/AIDS风险及其应对策略.通过生存分析方法估计流动男性各个年龄段的商业性行为比例,探讨HIV/AIDS累积风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验证了婚姻挤压、人口流动以及文化变迁是分析流动男性商业性行为的重要情境;发现流动男性存在明显的HIV/AIDS累积风险,28-35岁未婚男性是HIV/AIDS累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婚姻挤压对28-35岁未婚男性的HIV/AIDS累积风险产生了显著影响;社会宏观结构因素和微观规范因素是流动男性HIV/AIDS累积风险的显著影响因素.在结论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启示,建议公共卫生部门明确HIV/AIDS的累积风险趋势,完善风险阻断策略.     

婚姻状况对农村男性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安徽乙县的调查分析

利用2008年安徽乙县4镇农村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不同婚姻状态下的农村男性的养老意愿现状及形成机理,揭示了男性的婚姻状态与其养老意愿之间的密切关系。婚姻对农村男性养老意愿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已婚男性的家庭意识强于大龄未婚男性,他们更倾向于依靠子女并与子女共同居住的养老模式;大龄未婚男性对未来的养老问题忧虑重重,他们把更多养老希望寄托于政府。     

婚姻状况对农村男性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安徽乙县的调查分析

利用2008年安徽乙县4镇农村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不同婚姻状态下的农村男性的养老意愿现状及形成机理,揭示了男性的婚姻状态与其养老意愿之间的密切关系.婚姻对农村男性养老意愿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已婚男性的家庭意识强于大龄未婚男性,他们更倾向于依靠子女并与子女共同居住的养老模式;大龄未婚男性对未来的养老问题忧虑重重,他们把更多养老希望寄托于政府.     

北京市初婚夫妇的年龄特点、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北京市2004-2011年的婚姻登记数据对近年来初婚夫妇的年龄及其匹配情况进行分析.近8年北京市初婚男性的平均年龄为27.74岁,女性为25.96岁,夫妇的平均年龄差约1.78岁;尽管“男大女小”仍是主流的婚龄匹配模式,但夫妇年龄差表现出明显的逐年缩小的态势.在男性初婚年龄基本保持稳定情况下的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等等,是促进北京市夫妇年龄差缩小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婚姻拥挤研究

婚姻拥挤问题是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面临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就此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分析模型 ,对婚姻拥挤的测度方法进行了探讨 ,并在实际人口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婚配性别比测试对中国曾经与即将发生的婚姻拥挤进行了分析与比较。本文从终身不婚比例、初婚年龄和夫妇年龄差三个方面对于婚姻拥挤的后果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 ,我国现阶段出生性别比失调对未来婚姻拥挤的影响不可忽视 ,但是并不像一些传媒所宣传的那样严重     

农村男性大龄未婚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河北CC县调查的发现

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0年河北农村男性婚姻调查数据,对农村男性大龄未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受教育程度、个体的技能、经济状况等个体因素、家庭经济条件、兄弟数和兄弟排行等家庭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均对农村男性大龄未婚产生影响。为解决男性大龄未婚问题、改善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状况提供了理论依据。     

市场化转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与老年心理健康变迁——基于CLHLS 1998—2018年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在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基于1998至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使用混合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化转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变迁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老年心理健康变动呈现出明显的波动增减态势,市场化转型降低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2)老年人的教育婚姻匹配模式表现出“同质婚独占鳌头,异质婚平分秋色”的典型特征,男性或女性老人向上的教育异质婚对其心理健康具有正向提升作用。(3)教育婚姻匹配模式能够有效调节市场化转型对老年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并且向上婚比同质婚的改善作用更为明显。(4)市场化转型、教育婚姻匹配模式对老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性别、年龄和居住地等内部差异。     

女性受教育程度对婚姻的影响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男女平等思想的深入人心,女性与男性也有着同样的受教育的机会。在近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甚至是成为研究生与博士生的人数越来越多。由此在婚姻适龄的情况下,进入婚姻的人口越来越少,婚龄越来越大。本文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角度出发,分析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带来的对初婚、生育观念、婚姻关系的影响。     

城市两性初婚年龄模式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年度数据

国人婚配年龄的变迁,一直缺乏长期性数据;婚配市场的实际情况,也缺乏实证性的长期数据.利用CGSS2005数据.对五代人(20世纪20年代-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加以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早婚、不婚、晚婚、集中成婚等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揭示了各自独立和彼此承接的关系和特点.     

城市两性初婚年龄模式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年度数据

国人婚配年龄的变迁，一直缺乏长期性数据；婚配市场的实际情况，也缺乏实证性的长期数据。利用CGSS2005数据，对五代A（20世纪20年代-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加以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早婚、不婚、晚婚、集中成婚等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揭示了各自独立和彼此承接的关系和特点。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压力和应对策略研究——基于YC县访谈的发现

通过对中国中部农村的质性访谈,利用扎根理论的三级登录方法,探索性地利用家庭压力理论来解释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的压力以及可采取的应对策略。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失婚对家庭在经济上、家庭关系和成员的心理压力上都造成负面影响。研究为提高大龄未婚男性这一弱势群体及其家庭的生活福利,缓解婚姻挤压和促进社会稳定提供理论依据。     

户主特征对城镇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分析

本文主要选取了户主的五个基本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状况、婚姻。通过建立logit模型,研究户主特征对城镇家庭发生借贷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收入、婚姻均对其家庭发生借贷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年龄对其产生反向影响。     

性别失衡与人口流动视角下的男男性行为:来自中国城市地区的证据

利用"城市地区流动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通过与同年龄段已婚男性的对比,探究了性别失衡背景下流动大龄未婚男性的男男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发生率受到相关态度、婚姻状况等的显著影响。性别失衡所带来的"婚姻挤压"迫使流动大龄未婚男性"被动失婚",缺乏正常稳定的性伴侣,从而导致男男性行为发生率有增加的可能性;流动大龄未婚男性的男男性行为具有高风险特征,而对于艾滋病、性病知识的缺乏是高风险性行为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压力和应对策略研究——基于YC县访谈的发现

通过对中国中部农村的质性访谈,利用扎根理论的三级登录方法,探索性地利用家庭压力理论来解释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的压力以及可采取的应对策略.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失婚对家庭在经济上、家庭关系和成员的心理压力上都造成负面影响.研究为提高大龄未婚男性这一弱势群体及其家庭的生活福利,缓解婚姻挤压和促进社会稳定提供理论依据.     

重婚无效宣告的法律问题

重婚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包括事实上的重婚和法律上的重婚。事实上的重婚为当然无效的重婚，无须由法院宣告无效；而法律上的重婚须经法院宣告才能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发生婚姻效力。前婚的有效终止是法律上的重婚无效宣告的阻却事由，这种终止除了离婚、被宣告无效以及被撤销，还应包括配偶一方的死亡。     

性别失衡背景下应对资源与未婚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

以紧张-应对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性别失衡背景下未婚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应对资源对面临婚姻挤压的未婚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应对资源可以独立于成婚困难对未婚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具有直接的增益效应；部分应对资源对未婚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的影响具有中介效应,应对资源会通过影响成婚困难的感知而影响未婚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参与同乡会可能会增加成婚困难感知的概率从而对未婚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产生负面影响.挑战了社会资源作为缓冲器的主流观点,应对资源的影响具有二元性.     

二十世纪中国育龄人群男女性相对死亡风险的两次显著变化

利用我国1930-2000年不同时期的生命表资料,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育龄人群男女性相对死亡风险的变化,探讨了我国生殖健康政策在变化中的作用.20世纪我国育龄人群男女性相对死亡风险有两次显著变化.第一次显著变化是在育龄人群死亡风险处在较高水平上发生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育龄女性的死亡风险高于育龄男性,到50年代育龄女性死亡风险从高于育龄男性向低于育龄男性转变.第二次显著变化是在育龄人群死亡风险已下降到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发生的.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到上个世纪末,育龄女性死亡风险的下降速度显著高于育龄男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育龄人群死亡水平的性别差异呈现扩大趋势.     

二十世纪中国育龄人群男女性相对死亡风险的两次显著变化

利用我国1930-2000年不同时期的生命表资料,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育龄人群男女性相对死亡风险的变化,探讨了我国生殖健康政策在变化中的作用.20世纪我国育龄人群男女性相对死亡风险有两次显著变化.第一次显著变化是在育龄人群死亡风险处在较高水平上发生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育龄女性的死亡风险高于育龄男性,到50年代育龄女性死亡风险从高于育龄男性向低于育龄男性转变.第二次显著变化是在育龄人群死亡风险已下降到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发生的.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到上个世纪末,育龄女性死亡风险的下降速度显著高于育龄男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育龄人群死亡水平的性别差异呈现扩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