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躯体化”文本叙事范式的审美流变

“躯体化”文本叙事方式是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创作方式,它的本质代表的是对女性自身的解放。在当今的女性文学创作中,“身体写作”、“欲望话语”、“裸奔叙事”、“隐私窥探”等女性躯体文本叙事范式渐趋演绎为众多女性作家的创作性灵、叙写姿态、生命意趣和审美趋向。     

中国“十七年”时期叙事文学中的女性主义

"十七年"时期是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一个特殊阶段。一方面,强化了女性的女性意识,妇女得到解放,提高了妇女地位;另一方面,却又对女性的女性意识进行了压制与弱化。因此,尽管这一时期的女性话语依旧难以超越男性在"无性别"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但其中的叙事作品总会透露出女性心理的特殊色彩及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思索。她们以自己的女性视角,用自己的女性话语,对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和解析。这无疑对中国当代女性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悦己——从后现代女性主义角度看女性话语的重构

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来看,《悦己》杂志推出的悦己语录,生产了女性的快感,在男性话语大行其道的话语空间里开辟一席之地,试图重构女性话语,提升女性的主体地位。     

女性视角与历史陈述——试论女性新历史小说

女性新历史小说是女性对于男性中心历史叙事的一种突破,在这种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中,女性立足于个体生命体验,作为言说主体,揭示了历史对女性的遮蔽与改写。书写了以往被忽视的、断裂了的女性家族历史,诉说了女性悲惨的命运史,肯定了女性在历史上的价值。     

置于主流话语意识下的女性关照——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在历史剧创作中，郭沫若将女性观照放置在主流话语意识下．塑造出的女性具有不同的时代质感。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在“五四”个性解放意识浸染下最具叛逆意识，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意识更多凸显的是左翼斗争意识，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强调实践主体功能。相应地，郭沫若女性观照的价值取向也带有权力话语意识。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文学中的“苏联”叙事刍议

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社会急剧转型，导致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并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进程。这一时期，文学中的“苏联”叙事主要呈现出政治祛魅的特征：褪去神圣光环的十月革命、正义性遭受质疑的卫国战争、被消解的乌托邦神话体制等在文学中得以书写。作家通过这种陌生化的手法诉说历史之痛，解构苏联官方话语的宏大叙事。     

双重书写：女性文学的特质——20世纪中国“女性书写”研究系列之四

女性文学所蕴涵的政治文本与性别文本，分别倾向于政治意识与人本意识，这是文学的基本属性，因为文学的美学价值虽然重要，但文学的意识形态影响也显而易见。因此推导女性文学的双重书写是必然的现象，女性文学的发展有赖于创作主体和批评主体对双重书写的认识，只有在这一理性认识之上，才能促进女性文学的发展与进步。     

悲悯与救赎：女性性别自我指认的呐喊——王安忆、铁凝性爱小说合论

女性身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自我指认，经历了极为曲折的过程，只有到了80年代中后期，女性的性别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王安忆、铁凝通过质询女性身份的迷失，演绎女性悲剧宿命轮回来思索女性的性别境遇、女性的生命体验，为女人的性别本体复归而呐喊。女性意识由过去的搭载在启蒙话语里向女性自身生存体验位移。但她们的思索更多的从社会文化历史层面切入，其女性意识尚处于朦胧模糊的阶段，独立自主的女性话语还没有形成。     

薛涛诗歌的女性意识研究

中唐女诗人薛涛,文采风流,曾有《锦江集》五卷行世。诗歌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在一定意义上颠覆了传统的男女性别定位,在文学史上,尤其是女性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其女性意识主要体现在:平等爱情观、独特女性视角,以及女性创作主体的自觉意识等方面。在诗歌创作中,她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将其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表达出来,将不屈不挠、高卓不凡、洁身自好的人格精神表现出来,将诗人对独立人格的向往、对人生价值的探寻、对自我实现途径的选择等方面的主体意识凸显出来。     

论《情人》中的女性重构与压抑

二十世纪以来,女作家作为特殊的写作群体,其书写方式较传统有了革新性的变化,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其要求用女性话语颠覆男性权威话语,重构女性形象。本文试以其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情人》为例,从两方面分析女性作家在伸张女性上所作的努力,同时忧虑地指出当传统的道德观念仍在起作用,女性的伸张依旧无力,她们实际上仍遭受着巨大的压抑。     

《红楼梦》的叙事话语

《叙事话语》是关于叙事学的一部重要理论著作,《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顶峰。本文将二者联系起来,运用法国学者热奈特的叙事话语理论,从顺序、叙事速度、频率和叙事主体四个方面对《红楼梦》进行了叙事话语的分析,并零星地获得了一些全新的见解。     

论20世纪初的中国翻译文学与性别

20世纪初叶的中国,翻译文学被当作启蒙和教诲的工具而得到大力提倡,与此同时,女性也被推向中国历史的前台。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翻译文学出现了“写情”和“女性”题旨作品的广泛流行。翻译文学作为当时输入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一个重要介质,引进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异国人物形象,其中各种西方女性形象的输入激发了国人对新型性别秩序的想象和重构,翻译文学成为性别话语交锋的斗争之场。     

狄更斯《远大前程》叙事艺术

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结构主义文学,从两个层面上丰富了文学批评。第一,为特定的文本作品提供了分析线索。阐明一个"故事"是如何转变成"话语"的。第二,有助于读者去发现同类作品的深层次的结构模式,比如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等。《远大前程》是狄更斯最后的三部作品之一。叙事特征表现出常规模式但又突破常规模式的挑战。本文从"叙事语法"、"叙事结构"和"叙事观点"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     

书写“她”的历史——论《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的女性书写

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小说展现了加拿大特定时期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和社会风貌。本文结合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的“女性书写”理论,分析小说中两种不同的女性书写形式,阐释女性书写解构男性意识对女性身心的控制,消解女性在这种思维模式中的“他者”地位,实现两性和谐的叙事意义。     

《楚天都市报》新闻报道的性别差异分析

大众传媒所制造的＂媒介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潜移默化地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这也就意味着媒介对女性形象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受众对女性的认识。本文以《楚天都市报》为例,从多方面加以比较,分析新闻话语如何进行女性形象报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楚天都市报》新闻报道中的性别差异。     

文学的世俗化与消费时代的审美出路

新时期文学逐渐疏离了传统经典话语所构建的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从世俗出发,消解宏大叙事,塑造出一批亲切可信的凡夫俗子形象,具有鲜明的世俗性。文学抹平了艺术与生活的最终界限。要正视当下文学的缺失,弘扬时代精神和人的崇高理想,体现对人性善恶的反思和自我灵魂的拷问,以直面存在的方式恢复人应有的道义和责任。     

近代家族小说中封建悲惨的女性形象探析——基于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纵观近代传统家族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女性人物始终处于较为弱势与被动的社会地位。"男尊女卑"这一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被认为是符合特定时代要求,且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意识观念,这使得女性的形象与地位受到了外界歧视与自我否定的双重压力,许多女性根本无法认识到自生所处外部环境对其本身社会地位与价值的歧视,将传统社会赋予自己的价值与作用视为理所当然,这便造成了众多女性在社会、家庭中麻木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直至完全失去自我。反观文学,文学作品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就其定义而言,文学的作用之一便是表达作家的心灵世界,着重于人物、作家、叙事者的心理状态探究能够更好地分析与体会文学作品的深层次内涵,因此,文学的研究与文艺心理学的分析密不可分。借用文艺心理学的重要理论知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分析近代家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这对于这一时期女性群体生活状态背后的原因探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樋口一叶《十三夜》中的女性形象及作品的社会意义

樋口一叶文学代表了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向现实主义文学的过渡，她的作品记录了那个东西文化相互碰撞、日本社会新旧交替的明治时代，深刻揭示了日本下层民众尤其是女性的苦闷与彷徨，在引导女性追求个性解放和实现自我价值方面具有社会意义。《十三夜》正是这样一部关注女性悲惨命运、述说女性苦闷彷徨、围绕“女性离婚”这一主题展开的作品，也是作家“奇迹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本文试通过对一叶晚期代表作《十三夜》的女性形象分析来探讨作品的社会意义。     

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体性——对王安忆《长恨歌》叙事立场的反思

王安忆《长恨歌》在铺写既日常又时尚的上海风情方面卓富才情,但在叙事立场方面却存在着价值缺憾。该文本在营构女性人物关系时,认同了以情色等级、世俗精明程度评定女性生命价值的世俗观念;在设置男女人物关系时,欣赏的是女人自愿为女奴的乖巧、势利;在品鉴日常生活情味时,表露出的是对女性身上的奴性只有体恤没有反思的态度。这样,《长恨歌》文本就确定了它认同女性女奴身份的文化立场,完成了它阉割女性主体性的文化作用。     

后女性主义对中国广告与女性研究的反思

目前，中国广告与女性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女性在广告文本中如何被描绘、参与广告行业的女性状况等两个议题，研究方法重在定量分析，研究结论往往陷入两种误区：即凡是传统的女性广告形象就是刻板、次等的；凡是反传统的女性广告形象就是积极的。在本文中，笔者尝试着从后女性主义多元论、权力与话语等方面出发对我国广告与女性研究进行反思，并试图寻求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