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股权分置参与各方成本效益分析

文章试图通过亚宝药业的股权分置改革实例分析,展示股权分置改革前后非流通股东与流通股东两类股东的持股成本及股东权益变动情况,从而以数据说明股权分置改革对两类股东的影响和股权分置改革对某一上市公司的现实意义。     

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

股权分置改革被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二次制度革命,它通过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东之间的对价制度设计使得非流通股东获取了流通权,从而形成了两者共同的利益目标,改变了上市公司利益冲突的现实状况,是上市公司有效治理的重要前提。然而,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股权分置改革并不能够解决我国所有的公司治理问题,只有通过积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配套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使上市公司获得长远健康发展。本文在肯定了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治理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的措施。     

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

股权分置改革被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二次制度革命,它通过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东之间的对价制度设计使得非流通股东获取了流通权,从而形成了两者共同的利益目标,改变了上市公司利益冲突的现实状况,是上市公司有效治理的重要前提.然而,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股权分置改革并不能够解决我国所有的公司治理问题,只有通过积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配套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使上市公司获得长远健康发展.本文在肯定了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治理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的措施.     

我国股权分置改革中对价支付公平性的实证研究

自2005年4月份以来,我国的上市公司开始实行股权分置改革,至2007年底已基本完成。股改的实质问题是上市公司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间的利益分配,我们主要通过分析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支付的对价水平来研究其公平性的问题。我们使用了常用的对非流通股定价的原理,得出的结论是,流通股股东每10股就少得了1．501股对价支付,绝对不平等率达50％左右。     

股权分置改革财富分配的公允性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是非流通股东与流通股东，通过对价支付方案制定与表决的博弈，是进行财富分配的过程。确定合理的财富分配评价标准，对现行改革方案的公允性进行判断，是保护各方投资主体利益、减少改革成本和改革顺利完成的重要保障。46家试点上市公司的实证结果表明：在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方案确定过程中，即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东财富分配的博弈过程中，非流通股东是占优方，处于有利地位。这一结果的形成可能与改革中对价方案的设计人为非流通股东有关，也与我国资本市场中的流通股东主要为中小投资者，他们缺少应有的理性判断能力有关。     

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并购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进程,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行为将会发生本质的变化。文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手,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并购的影响。宏观方面,引发主要股东行为模式和并购目标发生显著变化;微观方面,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并购价值将发生变化。     

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策略

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中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并存的股权分置问题,使得上市公司股票全流通.首先分析了股票全流通后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显著特征,然后提出了上市公司并购的策略建议.     

对价支付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成功与否关系我国证券市场未来的发展。本文根据财务理论,结合国情构建6个研究假设,并以330家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应用实证研究方法,探讨非流通股东的对价送出率及流通股东的对价送达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股改工作中所采用的市场化博弈机制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对价方案的合理性和两类股东的利益,但仍存在诸如机构投资者未发挥议价能力等问题。     

股权分置改革对市场并购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前后38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股权分置改革对并购市场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能从整体上提升市场并购的效率,能给目标公司股东带来较为显著的财富增长。     

股权分置改革中投票成本与提案权的界定

本文通过对已公布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164个上市公司的对价水平与方案的复杂程度的实证研究,发现支付方式复杂的方案,其对价支付水平要比简单方案的低。本文认为:如果存在投票成本与提案成本的不对称,那么提案权的界定就是至关重要的,当提案成本远小于投票成本,拥有提案权的一方在博弈中将获得更多的利益———具体到股权分置改革,提案权界定给非流通股东或者界定给流通股东,能够最终获得通过的股权分置解决方案是有天壤之别的,而最后的利益分配也大相径庭,拥有提案权的一方,即非流通股东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流通股东的利益却无法得到保障。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Test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non-linearity of the Phillips trade-off in the Euro Area

This paper tests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non-linearity of the Phillips trade-off in the aggregate Euro Area, in an unobserved components model of stochastic NAIRU and trend output featuring the Phillips equation and the Okun law as main identifying equations, with quarterly data for 1970:I-2002:III. The Phillips curve turns out to be linear and its trade-off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hile non-linearity shows up in the Okun relation. The results prove to be robust to alternative lag length structures of the model, and to alternative non-linear functional forms. The trend-cycle decompositions estimated with the model capture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Euro Area’s recent macroeconomic record.First version received: 1 September 2003 / Final version received: June 2004CEMPRE - Centro de Estudos Macroeconómicos e Previsão - is supported by the Fundação para a Ciência e a Tecnologia, Portugal, through the Programa Operacional Ciência, Tecnologia e Inovação (POCTI) of the Quadro Comunitário de Apoio III, which is financed by FEDER and Portuguese funds.We thank comments on earlier versions by Fabio Canova, Miguel St Aubyn, Alvaro Almeida, Pete Richardson, Kevin Ross, and two anonymous referees. We acknowledge James D. Hamilton’s help with the confidence bands. The usual disclaimer applies.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     

执行力：企业管理成效的关键

当前,中国企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有许多企业感到困难重重,其原因除了外部因素的制约外,企业自身执行力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企业只有拥有了强大的执行力,才能将卓越的战略变成现实,才能将优秀的企业文化融合到每一位员工的价值观中,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起来。     

Losing the lead: the patenting decision in the light of the disclosure requirement

Empirical findings state that the disclosure requirement might be a reason for firms to rely on secrecy rather than patents to protect their inventions. We choose a dynamic framework in which we can explicitly analyze the patenting decision reflecting the tradeoff between a positive protective effect and a negative effect due to the required disclosure of the protected invention. In spite of a patent, the inventor's rival may still enter the market with a non-infringing product. Measuring the technological lead of the inventor by a time advantage he has compared with his rival, we show that if his headstart exceeds a critical threshold, he will not patent and rather rely on secre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