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

技术领先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技术追随国的科技创新产生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方向依赖于两个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本国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一个非线性阈值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科技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的研究表明，整体而言，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中国科技创新产生抑制效应，并且在低增长机制中的抑制效应相对更大。分行业来看，对于美国更具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对中国行业创新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其中，低增长机制中的负向效应较大。对于美国具有相对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中国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其中，高增长机制中产生较小的正向效应，低增长机制产生较大的负向效应。对于中国具有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行业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其中，高增长机制中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低增长机制中产生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     

中国工资、经济增长、人口与失业之间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对工资、经济增长、人口和失业之间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协整性和序列相关性检验和经验分析发现：中国失业率与工资变动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失业率呈负相关关系,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失业率大约下降1．36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呈负相关关系,经济增长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失业率大约下降0．05个百分点。     

省级自贸区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

文章基于2006—2020年我国设立的21个省级自贸区下辖的22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双重差分计量模型就自贸区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自贸区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拓展开放、创新溢出2条路径促进试点城市经济增长;(2)拓展开放、创新溢出2种传导路径均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性,体现了自贸区片区城市“由点带面”、拉动省级自贸区全域增长的特征;(3)自贸区试点政策及其空间溢出的政策效果受到自贸区园区面积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应继续加大我国自贸区战略的实施力度,优化空间布局,提升创新能力,完善园区建设,共同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工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分析——基于浙江省的经验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加工贸易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以浙江省为例,考察加工贸易对区域经济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一步回归法,直接估算加工贸易等其他变量对浙江省区域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结果显示:人均加工贸易总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推动浙江省人均GDP增加0.04～0.05个百分点.这说明,加工贸易对浙江省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但这一效应尚不明显.     

不利冲击下经济增长恢复的经验——基于中国经济目标管理实践

中国经济遭遇不利冲击后总能够较快恢复增长。本文尝试基于目标对冲效应给出一个可能的解释:中国施行目标导向的宏观经济管理,当遭遇不利冲击时,经济向下偏离当年增长目标,政府迅速实施目标导向政策,对冲不利冲击的负面影响,从而经济较快恢复增长。本文贡献了一个识别目标对冲效应的方法,采用洪水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发现:在2001—2016年间洪水对当年经济的负面冲击约为1.07个百分点,目标对冲效应约为1.11个百分点,对冲了洪水冲击的负面影响,经济快速恢复增长。本文还发现,遭受洪水的城市当年增加财政支出约1个百分点、减免税负规模约15个百分点、提高信贷规模约5个百分点。这些发现是稳健的,揭示了目标对冲效应在经济平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和质量效率变革的作用日益凸显。在构建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理论基础之上,利用中国254个城市2011—201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具有动态效应,还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数据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省际交界相邻城市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要明显高于省内相邻城市,中西部地区相邻城市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要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以“宽带中国”为政策冲击的双重差分估计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这表明,不同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数字经济的投入和积累能够克服地理和交通的束缚,更加有利于城市群集聚发展和跨省市的经济区建设,尤其是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     

经济增长动力是研发的直接效应还是溢出效应

通过改进的菲德模型,分离出研发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别讨论了研发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终识别出经济增长的动力。理论模型表明：研发的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研发的直接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在要素边际收益上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的相对大小;短期内,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但长期看,研发驱动经济增长,动力来自研发的溢出效应;应用研发始终促进经济增长,而基础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经济政策不会改变研发的溢出效应,但可以改变研发的直接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基础研发的溢出效应和应用研发的直接效应。     

研发要素流动、空间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

本文旨在考察研发要素的区际流动,能否通过空间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理论分析这一机制的基础上,本文以中国大陆30个省级行政区域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种空间计量分析技术,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研发要素的区际流动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这一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不同形式的空间权重矩阵以及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以后,这一结果依然具有稳健性。本文结论为促进区域之间研发要素的合理流动,统筹区域创新发展,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政策启示。     

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

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投资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溢出效应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在许多文献中得以验证,而国内有关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和溢出效应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收集中国各省份1988—2007年的面板数据来验证三大网络性基础设施(即交通、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溢出效应;能源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低所决定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将会继续加速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国际化,从而形成未来我国持续、稳定高增长的强大动力。     

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研发的直接效应还是溢出效应

通过改进的菲德模型,分离出研发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别讨论了研发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终识别出经济增长的动力。理论模型表明：研发的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研发的直接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在要素边际收益上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的相对大小;短期内,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但长期看,研发驱动经济增长,动力来自研发的溢出效应;应用研发始终促进经济增长,而基础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经济政策不会改变研发的溢出效应,但可以改变研发的直接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基础研发的溢出效应和应用研发的直接效应。     

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测度与分解

基于长江三角洲42个城市2000—2017年面板数据,在对城市群经济格局演变分析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城市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测算与分解。研究发现:尽管长江三角洲GDP空间分布呈现相对稳定的"核心—边缘"格局,但2000—2017年不均衡指数的下降表明扩散效应的显现。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表现出较强稳健性,但不同因素的效应存在差异,特别是间接效应差异更为明显。基于空间计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发现,核心区溢出效应显著大于边缘区,且随着一体化进程推进,溢出效应也出现明显增强;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呈现"倒U"型趋势,超过400 km后溢出效应仍然较强的现象,表明一定范围内城市数量增加,有利于有效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增长。     

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效应前沿研究述评

自贸试验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高地，是畅通双循环的战略枢纽，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平台。自2013年自贸试验区设立，学界对自贸试验区的研究文献层见叠出，尤以其经济效应研究显学。在厘清自贸试验区战略内涵与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归纳述评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研究发现，中国自贸试验区经济效应前沿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效应、经济开放效应、结构升级效应三大方面。未来几年，自贸试验区经济效应研究应聚焦于四个方面：一是构建中国情境下的自贸试验区经济效应理论模型；二是探索要素和产品流通下自贸试验区经济效应的有效溢出路径；三是探究时间和空间维度下自贸试验区经济效应溢出的动态研究范式；四是拓展数字经济驱动自贸试验区经济效应溢出的机制与路径。     

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崩盘:全球经济的魔鬼?

美国的房地产投机泡沫正在破裂。这种转变将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到美国经济:建筑业下滑将使美国经济增长率减少约1．5个百分点,而财富效应的逆转会造成约0．5个百分点的影响。加之其他因素．房地产泡沫破裂将使美国经济增长率降低2．0个百分点以上。而对于失衡的全球经济而言．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会造成很大影响。     

中国分割的经济空间:基于区域间经济增长溢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阐述了经济空间的E-关联和K-关联,使用1979-2011年全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区域间的增长溢出效应和区域经济运行空间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形成了东部地区"外向型"和内陆地区"内向型"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运行格局;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内陆地区没有形成溢出效应,相反内陆地区经济增长对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内陆地区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的经济关联,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表现出"互补型"区域关系,而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表现出"竞争型"区域关系。由于我国经济空间是分割的空间,因此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要形成全国"统一"的经济空间和内陆"互补型"经济空间。     

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电磁波效应”的验证与分析

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有何规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一书中提出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电磁波效应"的规律,本文以美国1981~2012年间GDP作为技术创新经济指标、以同一时期美国电影票房作为人文创新经济指标,通过数据分析来探索这一规律。结果发现,在经济萧条或危机时期,技术创新经济和人文创新经济的增长呈现"此消彼长"的特点,即符合所谓"电磁波效应"的规律;而在经济繁荣时期,技术创新经济与人文创新经济的增长则呈现"同步"的特点,不符合"电磁波效应"的规律。     

外部经济环境与中国出口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

我国逐步融入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由于我国享受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开放或扩大货物、服务市场准入的利益,我国出口发展的步伐更是进一步加快.我国出口增长非常迅速,但我国的出口增长并不稳定.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外部需求,外部需求的变化进而会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萧条,恶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对我国的出口产生了明显的冲击.本文采用1996-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外国经济发展与中国出口的关系进行了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中国出口增长都能明显地改善外部经济环境,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善也能明显地促进我国出口的增长,因此,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我国出口稳定增长.     

集聚经济、相关性多样化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运用熵指数探讨了城市产业多样化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并根据2003－2010年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产业统计数据实证研究了集聚经济、城市产业相关性多样化和无关性多样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而言,城市产业集聚的多样化和专业化都能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但是多样化的作用显著大于专业化的作用;（2）并非所有的多样化都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以知识溢出为主要影响机制的相关性多样化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以组合效应为主的无关性多样化不能或尚未促进经济增长。这表明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受益于具有相关性或互补性的多样化部门和专业化部门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文章验证了我国城市经济中既相关联又具差异化的知识溢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经济增长动力是研发的直接效应还是溢出效应——基于改进菲德模型的研究

通过改进的菲德模型,分离出研发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别讨论了研发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终识别出经济增长的动力。理论模型表明:研发的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研发的直接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在要素边际收益上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的相对大小;短期内,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但长期看,研发驱动经济增长,动力来自研发的溢出效应;应用研发始终促进经济增长,而基础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经济政策不会改变研发的溢出效应,但可以改变研发的直接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基础研发的溢出效应和应用研发的直接效应。     

扭曲、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将对非国有企业的管制引入包含国企和非国企两部门的企业家选择和才能配置模型,研究发现管制和法治通过企业家精神的数量效应和配置效应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减少管制促进经济增长但扩大收入差距,加强法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先降后升的U型而非正向线性关系。模型的数值模拟显示,给定寻租回报,管制程度下降0.1个单位,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上升0.72个百分点。给定扭曲程度,加强法治对中国经济形成的先降后升的U型拐点约在寻租回报的1.6处。     

劳动力负担与我国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负担的减轻产生了人口红利并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长期而言,劳动力负担每降低1个百分点,促使人均产出增加0.176个百分点。短期而言,劳动力负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劳动力负担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主要由快速下降的少儿抚养负担解释。但随着少儿抚养负担的稳定和老龄化的加速,未来劳动力负担变化将由老年赡养负担主导,随之引起的经济效应将发生改变。为此,应抓住剩余30年的战略机遇期,利用人口红利期积累的成果迅速推进人口结构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