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该怎么走

当前,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农业和农村正经历着深刻变化。如何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进程,是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     

财政支农政策结构调整

"三农"问题是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要改革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结构,走一条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合作化的道路,不断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不能照搬“诺瑟姆曲线”来研究中国的城镇化问题

诺瑟姆曲线是对西方国家城镇化的一种实证分析,不具有普遍性。我国的城镇化不能走西方的老路。要在反思西方城镇化道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要以农村城镇化为重心,走城乡协调发展之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中国工业化走出困境的新选择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约束较强，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实现工业化必然面临这诸多矛盾，如结构性的产品供给过剩，庞大的农村过剩人口，环境污染与资源短缺的约束，信息化核心技术的短缺等。及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进一步拓展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坚持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道路，是我国工业化走出困境的新选择。     

论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的互动发展

农业产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大量的生产资源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聚集,直接推动了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其构建的基本设施及各种服务保障又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实施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互动发展的策略,有助于我国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从农业产业化进到农业市场化

农业要发展，不单要走产业化道路，加入WTO之后，农业的市场化更是农业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必然会遇到的重大问题，本文就此作了初步探讨。     

实施小城镇战略与发展现代服务业

实施小城镇战略,就是要发展县域经济,并行不悖地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服务业随着城镇的发展而发展,发展小城镇的现代服务业,能够对小城镇周边广大农村发展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市场化、国际化等提供产业支持.     

从"海南香蕉风波"看现代农业的市场风险

农业要克服风险须走产业化、集约化的道路,而产业化集约化的农业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市场风险,掌控市场商机与市场隐患、培育销售网络引导市场消费、主动地开发产业及产业外的市场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修课.     

对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考

进入21世纪,增加农民收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农民纯收入增幅缓慢、城镇化滞后等因素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土地承包责任制中产权不清晰,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农户分散经营,农业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是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问题。因此,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应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重新思考农民收入的增长,将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同城乡社会的调整结合起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产品多样化、优质化、深加工,转移农村人口,加快城镇化步伐,保护生态环境。     

推进农村城镇化,加快其剩余劳动力转移步伐

制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有:封闭的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劳动力素质低等。与之相应,我们可以通过农村城镇化、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个体与私营经济、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等途径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其中推进农村城镇化、发展小城镇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     

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小额农贷江西婺源模式分析

自1999年7月人民银行出台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政策以来,农村信用社开始办理小额农贷业务,有效破解了广大农民因缺乏担保抵押而出现的贷款难问题。同时,小额农贷这10年的发展历程恰与整个农村信用社改革进程基本上是叠合在一起的,是一项由农村信用社改革引发、推动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的重大改革成果。以小额农贷江西婺源模式为例,从农村信用社改革这一制度性变迁视角,分析农村信用社改革对小额农贷产生、演进的影响,并根据影响小额农贷江西婺源模式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风险约束因素,提出以进一步完善小额农贷为核心的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     

"后农业税时代"的几点思考

现行农业税制度已不适应农村经济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它已经成为了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障碍.取消农业税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举措,但它也同时带来了诸多问题 ,必须深化改革,通过制度创新来加以解决.     

农地征用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对包括自身在内的各参与方的利益调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政府行为理论进行梳理,并将其应用于当前的农地征用制度变革,指出地方政府在主导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行为“错位”现象,而不仅仅是“缺位”和“补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需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消除所谓的“诺斯悖论”。     

农村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研究

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包括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农村建设用地市场化两项内容,但建设用地制度改革显然是结束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是整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农村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和目标是同地同权,即：使农村建设用地去身份、市场化,最终使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具有相同的性质和流通能力,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并轨。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赋予农民集体土地开发权,引导农村走自主城市化的道路。     

微视角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供过于求"——基于陇东地区Q村的田野调查

完善农业保险政策，提高农业生产保障力度，对我国做好“三农”工作、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至关重要。本文以陇东地区Q 村及其所在镇为调查对象，从微观视角展开研究，发现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部分地区的基层实践中存在“供过于求”的现象，尤其是西部贫困农业县区。这种现象和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农业现代化程度低、政府制度性供给不足、保险技术创新不足密切相关。最后，论文从提供优质供给和探索有效需求两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社会资本、市场化与农村减贫——来自农村微观调查的证据

利用自有的农户家庭微观数据,将市场化因素纳入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问题的研究中,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考查市场化影响下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一定程度上均能减少贫困,然而市场化影响下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排除市场化因素,农户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能显著减少贫困。而伴随市场化,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整体减弱,但家庭社会网络和村庄社会信任仍能显著减少贫困;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而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在中国农村地区,这种"弱关系"较"强关系"发挥了更大的减贫效果。     

释放制度能量: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再考量

我国农村改革发展30年间取得重大突破,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关键是赋予农民土地用益物权.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产权主体缺位和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探索农地流转新模式迫在眉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农地制度改革,既要注重研究农地所有制,又要充分关注农地产权,按照效率原则对农地产权进行合理界定,通过完善农地产权交易市场、打破地区壁垒等途径,促进农地资产合理流动,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置.     

金融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异质性与机制分析

基于全球金融市场化改革愈演愈烈的研究背景，以1996~2017年全球175个国家（地区）为样本，考察金融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异质性影响，检验银行信贷的传导机制，并结合双循环新格局战略背景总结未来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策略启示。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化阻碍了商业银行绩效的提升，发达经济体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特征，发展中经济体呈现持续抑制的特征；银行信贷是金融市场化影响商业银行绩效的中介变量，金融市场化主要通过私营信贷渠道影响商业银行绩效的提升；双循环发展背景下，中国应在加大金融市场化改革力度的同时，辅之必要的配套监管措施，方可发挥金融市场化的积极作用。     

论利率市场化和我国的利率体制改革

我国利率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利率市场化。但利率体制改革必须和国有企业改革、银行商业化改革相配套,只有它们的资金扩张和预算软约束得以控制,它们的行为规范化,利率市场化才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此外,利率市场化改革还必须和外贸、投资、物价、社会保障体系等改革协调配套进行。而这些改革也都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必须认识到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具有协调性、渐进性、长期性和国际性的特征,是一项任重道远的改革。     

农村法人金融机构利率定价机制现状调查——以镇江市8家法人金融机构为例

利率市场化进程加速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通过对镇江辖内8家农村法人金融机构调查发现,农村法人金融机构初步建立了利率定价管理机制,定价能力逐步提升,但在定价方式、客户信用评级体系应用、定价效果评估、经济资本管理制度、内部资金定价机制等方面仍较为薄弱,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