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技能-低技能劳动的技术进步偏向性及其估算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的中国分行业高、低技能劳动数据,推算了1995—2009年中国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投入和劳动报酬,并基于该数据测算了中国省域层面的高技能-低技能劳动技术进步偏向性。结果表明:中国所有省区的技术进步在大多数年份是偏向于高技能劳动的。     

效率内生性下降与高质量工业化的动力机制——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讨

中国持续推进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带来资本积累增速过快,引发产能利用率低下、产业整体产出低效,造成了工业化效率的衰减。探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效率下降与技术进步偏向性之间的联系,运用贸易竞争指数、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和人均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进出口额和国际份额等指标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十四五”及此后一段时期,我国需要面向工业质量提升推动高质量工业化,资本积累方向应根据高质量产业发展要求进行结构性调整：向具有规模报酬特征、高市场进入壁垒和技术创新窗口大的产业和产品积累。在继续深化工业化的同时,还要抑制因为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而造成的边际成本上升,必须利用“资本—技能互补”机制,在要素比价关系的处理上,适当提高技能溢价,以放大技能劳动具有的更高生产率以及对新技术适应性更强的性质,补偿因为深度工业化而产生的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构建深化工业化的内生动力机制。     

产业数字化降低了劳动报酬占比吗?——技术变革和业务转型的双重视角

产业数字化提升增长效率的同时,也对要素收入公平产生了一定冲击,对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出了新的挑战。本研究从技术变革和业务转型的双重视角,考察产业数字化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并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进程中的数字技术变革和数字业务转型,均对劳动报酬占比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存在行业和地区异质性;市场集中程度在数字业务转型降低劳动报酬占比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数字技术变革更倾向于降低普通劳动者报酬占比,数字业务转型倾向于降低高级管理者报酬占比。本研究拓展了相关理论研究视角,为数字技术影响劳动报酬占比的争议提供了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为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分配公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参考。     

劳动禀赋结构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基于技术前沿国家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技术前沿国家劳动力市场极化背景下劳动禀赋结构对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理论模型表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方向取决于高、中、低技能劳动间的替代弹性和劳动禀赋结构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劳动禀赋结构对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影响。其中,1970-1990年间,高技能劳动与中低技能劳动存在替代关系,因此,高技能劳动相对供给上升促进了高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1990-2007年间,高技能劳动与低技能劳动变为互补关系,因此高技能劳动相对供给上升同时促进了高、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但抑制了中等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本文的结论为劳动力市场极化提供了支持证据,也为研究中国就业极化现象提供了借鉴。     

要素贡献与我国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比

根据新古典分配理论,劳动的价格由其边际产出决定,劳动所得比重取决于其边际产出和投入数量,这不仅是生产达到最优经济效果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评价劳动报酬占比是否合理的标准。从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看,我国实际的劳动报酬占比低于劳动对产出的贡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资本深化虽然有助于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但是由于较低的利率扩大了资本的使用规模,这使得资本深化对我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此外,劳资力量对比、经济波动对劳动报酬具有显著的影响,导致了我国实际劳动报酬占比偏离了劳动对产出的贡献。     

数字化、要素偏向性与行业劳动报酬份额

伴随着数字化转型加速,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已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利用中国2000—2018年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化正在逐渐弱化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程度,对劳动报酬份额整体上有正向影响,并存在行业异质性。制造业数字化提高了劳动效率,使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导致单位产出的劳动需求减少,对劳动报酬份额有负向影响;服务业数字化提高了资本效率,使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程度加深,对劳动报酬份额的正向影响增强。从细分行业看,相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数字化对劳动报酬份额的负向效应更强;数字化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劳动报酬份额的正向效应较强,对数据密集型服务业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为负。     

就业增长、投资与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比

本文通过生产函数和联立方程模型,发现在非农就业增长、投资和劳动报酬占比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的过程中,由于未能获得与其边际产出相等的工资报酬,使得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而资本所得份额上升,资本所得份额的上升促进了投资,投资的增加保证了非农就业的持续增长。我们通常把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和高投资率视为中国经济失衡的表现之一并给予特殊关注,但是,本文所揭示的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内在机制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典型特征,也表明高投资率和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并不是经济失衡的表现,它们是非农就业增长的必然结果,也是保证非农就业持续增长的关键原因。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虽然恶化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却是中国经济模式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     

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体制转轨与总体劳动报酬占比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通过对总体劳动报酬占比变动进行分解,发现产业结构和产业劳动报酬占比变动是引起总体劳动报酬占比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非农化决定了1978-2004年总体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动以下降为主。计划经济条件下,偏向于劳动者的初次收入分配改革倾向使得产业劳动报酬占比逐渐上升,部分抵消了产业结构非农化所引起的总体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当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以后,企业开始由追逐就业转变为追逐利润,匡正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偏向于劳动者的初次收入分配政策,引起产业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从而与产业结构非农化共同加速了总体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由此可以看出,产业结构非农化以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导致1978-2004年总体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所以总体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劳动报酬份额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动态关联

劳动报酬份额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动态关联。劳动报酬相对于实际产出变动存在滞后效应,这使得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在现阶段呈现出反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通货膨胀和产能利用率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正向冲击,失业率对劳动报酬份额具有负向冲击作用。改善劳动报酬增长的滞后效应、提高产能利用率和促进就业等措施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     

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机制的完善

劳动力市场是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低下,社会运行成本加大,为此,需要从政府、劳动力市场、企业、求职者四个方面优化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传播机制。     

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的主要路径

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形成"强资本、弱劳动"的分配格局,这是当前最大的分配不公问题,任其发展会动摇我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基础。要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者提出了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的主要路径。     

劳动合同法的人文精神关怀

法律的人文精神是人文精神在法律领域内的张扬与显现,是法律蕴涵的一种以人为终极关怀对象的精神气质。新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符合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潮流,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人文关怀以及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转型中的中国劳动关系对劳动关系内部构成因素的影响

对于转型期中国劳动关系影响的分析,目前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劳动关系内外部因素影响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的。有的人认为分工与市场的交替作用是影响劳动关系转型的最主要因素(李琪,1995);^[1]也有人认为产权变革是影响劳动关系转型的决定性因素(周新军,2001);^[2]还有人认为劳动关系的内部构成比重及其关系力量大小是影响劳动关系转型的根本性因素(夏顺忠等,2003);^[3]另外,还有人从产业革命、经济全球化、社会政治与法律等方面来说明(佟新,1998;^[4]郭捷等,1998;^[5]肖盛峰,2003;^[6]赵祖平,1998;^[7]冯同庆,2002^[8])。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Lab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UC) in countries characterized by pervasive informality. We provide a simple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UC on the allocation of workers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activities, as well as the allocation of workers between sectors featuring different incentives to go informal. We show that a reasonable amount of UC may reduce informality, while larger amounts of UC induce large disincentives to go formal because of the level of taxation involved. We also argue that the financing of UC should be part and parcel of a well‐conceived UC system. We show that UC finance based on payroll taxes is likely to entail an excess level of informality resulting from cross‐subsidies between heterogenous sectors. The introduction of a simple layoff tax meant to finance the UC system is then shown to reduce informality, hence highlighting how a well‐designed financing scheme may be used as a supplementary instrument to curb informality.     

法学视阈下生态补偿概念之厘定

生态补偿概念的界定,是生态补偿立法及制度建设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生态补偿源于生态学,后进入社会经济领域,成为经济学、法学上的概念。然而,对何为法学上的生态补偿,众说纷纭,几无定论。对法学上生态补偿概念的界定,关键是要处理好生态补偿继受性内容与拓展性内容之间的关系。继受性内容是指对受干扰、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治理,拓展性内容是指对生态系统生态服务进行补偿,两者本质相通、目的相同,因此都应成为法学上生态补偿的根本内容。     

农民工权益保护与劳动法的修改

农民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新型的劳动者群体,其权利受到限制和遭受侵害的现象比较普遍和突出,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劳动合同制度的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改革等方面的探讨,力求借助劳动法的修改来寻求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根本途径,已经成为农民工权益保护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劳动争议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决定从2001年3月10日起实施,它大大扩大了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增强了对自然人人格权、人格利益的司法保护。多年来我国司法领域只有《民法通则》第120条对公民、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做了明确规定,即“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除此之外,对因人身权益、人格尊严等受到非法侵害的情况,却没有规定应当予以精神…     

《劳动合同法》将开启劳动关系的新时代

本文重点分析了《劳动合同法》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认为实施《劳动合同法》从长期来看有利于调整我国目前被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同时,《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不会严重损害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会增加正规企业的劳动成本,也不会严重加剧失业。但《劳动合同法》对经济社会的最终影响还要靠时间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