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2005—2009年中国与51个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外资开放度及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促进和优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制度质量、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东道国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区位选择,至今尚未在经验层面达成共识.文章基于2003-2012年中国面向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非金融类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从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双重约束视角,考察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对不同类型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研究表明:(1)中国OFDI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表现出不同的制度偏好,OFDI投资规模更偏好优越的制度环境,而投资选择则偏好较差的制度环境.(2)多元化的母国投资动机使中国OFDI面向不同国家或地区表现出差异化的制度偏好,技术寻求型OFDI投资规模对优越制度的依赖较弱,甚至会偏好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而良好的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是影响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投资行为最为关键的制度因素,对其投资规模有着强劲的正向作用.在中国调整投资结构的背景下,文章对中国优化OFDI区位分布决策和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示.     

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直接投资的影响

文章基于中东北非地区（即MENA地区）的20个国家2003—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效应模型FGLS估计方法，实证研究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政治制度距离与中国对中东北非地区的直接投资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经济制度距离并不是影响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3)法律制度距离会显著反向影响中国在MENA国家的直接投资且其影响程度最深；(4)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投资并不具有自然资源寻求型动机，但劳动资源寻求型动机与战略资产寻求型动机较大，风险规避意识较强，市场规模对于中国在低收入水平的MENA国家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对优化中国在MENA国家的投资提出加强制度共建、投资多元化等政策建议。     

资源约束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我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约束刺激了资源寻求型海外投资的需求。资源寻求型投资主要是自然资源获取型投资和技术学习型投资。这两类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不仅要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更应考虑投资目标与投资能力的可行性。资源寻求型海外投资能对国内经济产生正外部性，政府应予以政策扶持。     

风险偏好、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4~2013年中国对115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国家风险和投资动机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结论为:(1)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偏好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较高的国家。(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动机,以及一定程度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但效率寻求动机不明显。分国家类型看,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资源寻求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除市场寻求动机显著外,资源寻求动机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均不显著。(3)东道国与中国的进口、出口及其外资开放度变量的系数基本上显著为正,东道国的工资、法治变量的系数正负向不稳定、统计不显著。     

并购与绿地投资适用边界的经验研究

文章将影响企业并购和绿地投资选择的因素归纳为10个指标。以欧洲和北美的发电企业作为经验研究的对象,对影响发电企业投资方式的因素进行经验研究,并建立了企业并购和绿地投资边界的Logistic决策模型。结果表明:企业规模、战略资产、企业经营经验、文化差异、差异化能力等因素(指标)与并购存在正相关性;而市场增长率、市场竞争度、企业战略类型、管理水平等因素(指标)与并购投资方式选择存在负相关性。     

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模式探索

随着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转变,发展中国家企业特有优势的局限性导致单一资产利用型的"南南"投资不能达到生产要素高层次合理化配置的效果.而本文所提出的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改善这一问题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SDAP优势论"作为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理论框架,用来阐述发展中国家企业实行这种投资模式所需要的四个关键因素,并以中国企业的实践为例证实了该理论的可行性.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策略

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投资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直接决定着企业对外投资的成败.文章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企业在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应考虑的因素,同时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提出了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的必要对策,也是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688.1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在如此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而研究企业到何处去投资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如果只是一味的“走出去”,而不考虑应该往哪走的话,必然会走很多弯路.本文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分布现状及在区位选择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体的区位选择策略     

中国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视角分析

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纺织业已经具备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区位选择,因为区位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本文在对我国纺织业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基础进行分析后,指出我国纺织业在区位上应进行如下选择：将东南亚、南亚作为纺织业对外投资的重点区域;大力开拓非洲地区,尤其是北非和西非;重视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投资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签订有优惠贸易协议的拉美国家;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投资欧美日发达国家。     

跨国投资与创新绩效——基于对外投资广度和深度视角的分析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区位布局呈现出市场多元化以及嵌入东道国市场程度不同的特点,这一情形导致"逆向溢出效应"的条件有所区别。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回答了对外投资广度与深度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对外投资广度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外投资深度的作用呈"U型"变化;(2)制度多样化程度正向调节对外投资广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而对对外投资深度与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较弱;(3)对投资目的地以及企业异质性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制度距离方向、区位以及经济发展类型会左右对外投资广度和深度的作用,不同投资动机和所有制也会影响两者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理论的研究边界,也为政府和企业如何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供了理论参考。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研究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市场、政府相互作用的结果,需要从企业和政府两方面着手研究其发展战略。在企业层面上,本文结合产业选择基准和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战略;在政府层面上,本文提出了通过建立和完善管理制度、健全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以及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和完善社会服务体系来促进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研究——基于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的视角

在海外并购蓬勃兴起的过程中,一个显著而重要的现象是,我国并购常常在东道国引起激烈争议并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抵制。争议的焦点在于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被认为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然而,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是否真的与众不同,这一问题并未得到严谨的检验。本文利用二阶段引力模型,克服传统文献中的样本选择问题,在统一框架下系统研究了我国海外并购的广延边际(区位选择)和集约边际(投资规模)决策。结果表明,我国海外并购表现出市场寻求和矿产金属资源寻求特征;我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后,海外并购表现出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在区位选择决策中,对东道国政治、经济风险欠缺考虑,甚至在投资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追逐特征,而重视交易成本,倾向于进入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海外并购的区位选择和投资规模在总体上并无显著影响。总体而言,中国海外并购符合主流文献总结的基本模式,其特征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特定需求。     

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张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以2007年中国企业500强为研究对象,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张驱动因素的基本特征、与市场进入模式及国际化阶段的相关性以及国际化驱动因素的时间进程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开拓海外市场与获取海外资产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最明显且直接的目标,其中获取战略资产是中国企业国际化后期的一种主要驱动因素,而在国际化前期,中国企业国际化仍然是市场导向型的。而且,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张驱动因素与市场进入模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企业国际化驱动因素与目标区位选择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策略

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投资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直接决定着企业对外投资的成败。文章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企业在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应考虑的因素,同时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提出了建议。     

多边投资框架下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FDI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式下中国加入多边投资框架已为大势所趋.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速发展但内需相对不足的阶段,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调整经济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本文从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角度出发,重新制定多边投资框架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以形成对国际市场的全方位开拓和对国际资源的多渠道利用.     

母国特征、FDI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源国特征及进入东道国行业特征来区分FDI的投资动机,并利用2001~2012年中国39个制造业行业数据考察不同投资动机的FDI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投入当期只有市场寻求型FDI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滞后一期则只有资源寻求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总体来看资源寻求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市场寻求型FDI;而战略资产寻求型FDI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双边投资协定是两国政府为了促进和保护双边投资签署的协议。作为特定的联系两国的双边制度因素,双边投资协定给企业提供了不同于国家制度环境的保护,因而对企业的投资区位决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了关于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制度环境与母国制度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作用的研究框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年至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本文有三点发现:首先,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其次,双边投资协定能够替补东道国制度的缺位,对于促进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签约国投资的作用更大;此外,双边投资协定还能够弥补母国制度支持的不均衡性,对于帮助非国有企业到签约国投资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     

我国台商投资大陆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选取1991—2011年我国台商投资大陆地区各省(地区)相关变量的历史统计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建立各时段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台商投资大陆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影响我国台商投资大陆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有产业结构、政府政策、生产效率、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和开放水平等;其中,政府政策和开放水平是影响台商投资大陆区位选择的稳定且主要的因素;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次之,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各因素对台商投资大陆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不断变化,即产业结构的影响呈上升趋势,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成本的影响逐渐减弱。     

基于投资价值类型的评估理论研究述评

在资产评估中恰当选择和使用价值类型是世界各国评估准则和评估实践的最基本的执业要求和执业理念.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产权交易市场日益活跃,对资产评估投资价值应用的需求越来越广泛.尤其是中央企业加快“走出去”战略,对投资价值类型的使用更是提出紧迫要求.文章对国内外有关投资价值类型的评估理论研究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希冀能为基于投资价值类型的评估理论与实务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