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经济合作的基础和前景

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经济合作的基础和前景熊大宽一、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经济合作的基础与动力中国西南五省区，总面积２５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２亿。东南亚各国总面积４５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４．５亿，是个很有潜力的世界市场。我国西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势，与东南亚的经...     

泛珠三角区域与东南亚之直接投资合作

2004年6月,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签署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9省两特别行政区的区域合作全面启动。泛珠三角区域内各省以及两个特别行政区与东南亚有着传统的经济联系。随着区域经济及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双方在直接投资领域的进一步合作有了新的契机和     

中国制造业分工、地方专业化及其国际比较

本文计算了中国区域制造业分工指数及其变化率,并将其与美国、欧盟进行了比较。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产业分工与地理距离有关,地理位置靠近,空间距离较短的区域之间,其产业同构性较强;就环渤海和长三角两大沿海经济圈内部分工来看,环渤海互补性更大,而长三角同构性更强;就制造业大类而言,中国产业分工程度(1997)高于美国产业分工程度(1985),这与人们的想像完全相反;从1997～2001年,中国各大区域间的专业化分工在不断加深,经济发展速度与分工指数的变化率呈正向变化,市场经济对中国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凸显。但同时,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象更加突出。     

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工、专业化与农业FDI的区域定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跨国农业公司往往根据其自身的经营目标,在东道国选择某些特定的农产品进行专业化投资,而农产品生产具有地域性,当跨国公司选择了特定的目标农产品,也就选择了其投资区位,农业FDI的区域定位与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工具有相关性。本文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水产品、奶类和蔬菜等农产品优势生产区,是农业FDI比较偏好的地区,粮食主产区也吸引了不少外资的进入,而棉花、油料和水果主产区则是外资避开的地区。政府部门应该制定相应的措施,引导农业外资与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合理匹配,利用其特有优势,促进农产品优势生产区的专业化发展。同时,要加强监管,避免外资过度介入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领域。     

分工、专业化与产业集群演进的研究

产业集群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研究产业集群机理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经济布局的合理化、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空间创新系统和形成区域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产业集群的专业化分工与弹性的生产组织方式能够更好地适应分工日益深化的社会大生产方式，满足市场的需求。产业集群内企业间通过分工与专业化机制所实现的报酬递增经济是单个企业所无法比拟的。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产业集群的集体行动所带来的集体效率使产业集群在竞争中处于优势。本文运用分工理论，从专业化分工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进机制，并针对当前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中的现状与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制度冲突与实践选择

东南亚各国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内部团结,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提高各成员国国际地位。由于东南亚是一个多样性的区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引起各种合作制度冲突。东南亚各国在区域经济内外环境的压力下,通过区域组织机构与机制完善、经济合作和区域社会文化认同与重构等途径,选择了一条符合东南亚各国自身利益的一体化制度路径。     

万隆会议与东南亚区域主义发展北大核心CSSCISSCI

万隆会议(即1955年亚非会议)进程源自两次亚洲关系会议,经由科伦坡国家会议倡议而正式启动,直至第二次亚非会议夭折而最终结束。东南亚国家在万隆会议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使自身的议题成为共同的核心关注,以至于这一进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东南亚特征",从而对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孕育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性和规范性影响。从历史看,万隆会议进程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东南亚的区域需求、塑造了印度尼西亚的区域领导地位,而且框定了东南亚国家与域外大国的关系、增进了东南亚区域认同的建构,从而推动了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孕育和发展。从规范看,万隆会议进程不但采用了协商一致的共识性决策程序,形成了二战后区域合作特定的"亚洲方式",而且将不干预、主权平等、和平相处、不结盟、非正式等"核心规范"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两者与会议所奉行的"求同存异"原则及会议所凝聚的"团结、友谊、合作"氛围共同构成泛亚洲主义框架内跨区域合作进程中著名的"万隆精神",统称为"万隆规范",并成为此后东南亚区域主义尤其是东盟框架内"东盟方式"和"东盟规范"的核心来源,从而促进了"万隆规范"的"东盟化"。这显示出亚洲区域主义与东南亚区域主义在经验和规范上的互动和共生关系。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特征分析——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视角

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全球价值链上的进口供给是影响一国生产和消费活动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双重发展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发展可能表现出全球性或区域性特征。文章采用增加值贸易思想扩展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研究方法,从进口供给的角度,以最终消费产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区域特征,认为东亚区域在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表现出一种全球性特征。美欧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了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由东亚区域向全球转移。     

中国与东南亚跨境电商合作的发展趋势与挑战

东南亚地区是我国"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经济区,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过程中需要重视加强与东南亚跨境电商之间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近些年来,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在跨境电商企业合作方面的项目逐步增加.在双边合作过程中,各项协议的签署也为电商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具体分析研究RCEP签署后,我国与东南亚跨境电商合作间的发展趋势以及挑战,以供参考.     

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

基于2004-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食品业三个子行业的TFP及其分解指标,并实证研究了效率改善、技术进步以及资源禀赋对于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食品业三个子行业都实现了集约型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贡献,农副食品业TFP增长明显落后于食品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东北部和西部的TFP增长要优于东部和中部。TFP增长对于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有正面促进作用,效率改善作用强于技术进步作用,农业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等资源禀赋因素也是食品业专业化生产区域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在东亚国际垂直专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政策选择

文章通过分析东亚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评价了中国在东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认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比较优势的转化及提高吸收能力可以促使中国在东亚国际垂直化分工体系中获得更多的分工利益。     

我国西南地区支线机场旅客吞吐量与地区GDP的关系分析

基于协整理论中的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利用1998-2018年的相关数据,从长期弹性和短期弹性的视角,分析西南地区支线机场旅客吞吐量与西南地区GDP的关系。结果表明,西南地区支线机场旅客吞吐量和地区GDP之间呈现长期均衡和协同发展关系,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会通过反馈机制调整至均衡状态,并且支线机场旅客吞吐量和地区GDP的长期相关性比短期相关性更为明显。     

东亚区域金融合作的选择探析

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各国纷纷认识到开展区域金融合作的必要性,以增强抵御风险,化解危机的能力。而美元区和欧元区的相继建立既验证了最优货币区理论在实践上的可能性,也增强了东亚各国成功合作的信心。文章从合作的背景和动因,实际进展情况和最终目标,以及面临的困难这三个方面分析讨论了东亚区域金融合作的可行性,并进一步探讨了新加坡在合作中可扮演的角色。     

日本对东南亚投资和贸易的战略变化

70年代开始日本逐步实施了由贸易型向投资型的战略转变，近年来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置身于全球经营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海外贸易和直接投资是实现结构调整的重要渠道。东南亚是日本海外投资的主要地区，日本执行了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和国际分工的发展战略，与早期的投资替代贸易的战略有很大的不同。在海外投资战略的影响下，日本对东南亚的贸易结构也发生了新变化。日本向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战略因产业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形成了很多具体的投资方式。     

"断裂的全球化"与南亚区域合作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自相矛盾的进程,"断裂的全球化"是区域化的成因。以"断裂的全球化"思维模式对南亚区域合作进行的分析发现,南亚合作对实现经济和福利的跨越式增长存在很大机会,而建立冲突解决机制、实行公平贸易、开展能源合作、整合劳动力市场等措施有助于南亚推动迈向合作的进程。     

1+1＞2:海峡两岸在东南亚的合作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两岸为争夺在东南亚的存在与影响力,明争暗斗,结果是两败俱伤,最终受到伤害的是中华民族。国民党重新执政以后,推行新的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两岸关系转缓,从而为两岸在东南亚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两岸在东南亚都有重要的存在与影响力,在东南亚都有共同的利益,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两岸完全可以在东南亚携手合作,实现共赢。     

知识—认知共同体与东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中日合作的必要与前景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东亚地区带来很大挑战,东亚国家成为中国以外确诊病例较多的国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东亚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空前深化的客观事实。东亚地区一体化源于危机,也是在“转危为机”中得到发展,东亚金融治理机制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与以强制执行力为基础的国家治理不同,国际治理需要在地区国家间构建以相关科学知识共识为基础的地区性知识权威以及以政治和社会舆论认知共识为基础的地区性认知权威提供保障。作者将从知识和认知的新视角出发,探讨东亚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理论与政策问题。包括东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在内的功能性国际治理能够有效并且有持续性,需要两个层面的与知识相关的共同体:一个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上以专业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专家网络知识共同体,另一个是超越上述专业知识、具有跨国合作解决功能性难题共识的更加一般性的政治和社会认知共同体。中国与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作为非西方世界两个正在崛起和已经崛起的大国,中日具有知识上的巨大互补性。中日合作可以为国际公共卫生领域新的规范建构提出更多“东亚智慧”,起到政治引领作用,为东亚地区培育和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健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重大贡献。     

广东省制造业地区专业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区位商和樊卓福（2007）构造的地区专业化系数为指标,对广东省地区专业化水平进行度量,并分析规模因素、地区特征和产业特征对广东省制造业地区专业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比较优势理论对广东省地区专业化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劳动力禀赋和熟练劳动力禀赋是影响广东省制造业地区专业化的重要因素,城市的规模、市场潜力对地区专业化的形成也有明显的影响,但规模经济的影响作用不甚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