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两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

“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刑事办案原则，对刑事司法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本事实”从属于刑事证明对象，是刑事证明对象中最关键、最重要的部分；“基本证据”与刑事证明对象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切实贯彻“两个基本”的刑事司法政策，必然要对刑事证明对象的内容和范围进行重新限定；同时，还要坚持“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灵活运用“经验法则”和“情理分析”处理案件，遵循刑事证明标准在不同诉讼阶段的递进性规律。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其重点体现在“宽”上,即“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因此,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宽严相济是我国现阶段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一项基本政策,而且该政策主要是从司法中刑罚适用（即量刑）层面着眼,鲜明地强调宽严相济是刑事司法政策。文章正是以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为视角论述其与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的关系。     

知识产权犯罪控制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控制应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定罪中体现区别对待这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从严打击假冒商标和版权盗版犯罪行为,对专利和商业秘密犯罪的刑事控制相对从宽.在量刑上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积极适用缓刑和罚金刑,并可适用恢复性司法,力求以宽济严.     

论民事赔偿对量刑的影响

民事赔偿影响量刑有其法律依据,将民事赔偿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也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附条件赔偿”、“单向赔偿”以及“赔偿数额标准难以确定”等疑难问题.此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立法层面确定案件的适用范围后,再制定和细化相关法律规范,便于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以使民事赔偿作为量刑情节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诉环节中的具体适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了轻罪刑事政策与重罪刑事政策的统一、刑事立法政策与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刑事策略思想与刑事科学思想的统一。本文通过阐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含义,从检察机关公诉环节分析刑事政策的实践现状,提出了案件分流机制,刑事和解的规范化机制,行使好抗诉权、起诉裁量权、量刑建议权等措施,力求真正做到宽严相济。     

论我国刑事政策的犯罪预控功能

刑事政策在控制和预防犯罪活动中的作用,正日益受到重视.在刑事政策与刑法和犯罪相分立并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之后,学者们从刑事政策的主体、原因和对象等角度对刑事政策进行分析.我国的刑事政策的发展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刑事政策在控制、预防犯罪过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关注.     

宽严相济在惩治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中的应用

民族恐怖主义犯罪作为一类犯罪现象,有其自身的特点。基于这些特点,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惩治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具有指导意义。在打击民族恐怖主义犯罪中,必须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总体上,坚持以严为主的基本方针,注重从宽的基本原则,坚持相济的基本方法。在具体运用中,必须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到预防和惩治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刑事执行各个阶段。     

司法公正观新议——人身危险性进入司法领域对传统公正观念的冲击

人身危险性是量刑的重要根据之一。对具体犯罪人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时,必须在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这不仅是实现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的需要,而且是实现量刑公正的需要,人身危险性是量刑公正的调节器。人身危险性进入司法领域造成的"同罪异罚"必将严重冲击传统的司法公正观念。     

借鉴与反思：我国相对独立量刑程序之确立

我国传统刑事审判没有明确区分定罪阶段和量刑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量刑的公开透明性以及量刑调查与辩论的充分性,难以保证量刑的公正性和裁判的说服力。囚此,在立足我国现行刑事司法政策、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借鉴英美等国量刑程序制度的合理内核,确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在全国的试行,标志着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我国正式确立。该司法解释对刑事庭审案件有区别地设置量刑审理程序;确立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被告方和被害方量刑意见制度、裁判方说明理由制度等等,但这一改革方案仍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公诉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性思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对司法工作的根本政治主张,蕴含着符合司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是我国刑事政策中具有策略性的惩治政策。本文结合本院公诉部门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情况,积极探索在审查起诉阶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原则和措施,并对当前公诉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     

论犯罪情节与量刑

本文通过对我国刑事审判关于量刑情节适用的论述，指出了我国现行刑法中量刑情节规定存在的问题，并从立法的角度，就完善我国量刑情节的刑事法律制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犯罪情节是犯罪构成共同要件以外的，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反社会属性程度，并影响定罪量刑和行刑的各种主客观的事实总和。犯罪情节虽然不是犯罪构成要件，但它对量刑幅度、刑种选择有重要的影响，公正的量刑幅度的取舍，恰当的刑种选择，离不开对犯罪情节的全面正确把握。探讨犯罪情节与量刑的有关问题，对于健全我国刑事法制，对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国家补偿：救助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责任

现实生活中，很多被害人无法从犯罪人处得到实际或足额的赔偿．导致被害人家属和一般社会公众对司法信任度的降低，甚至因此引发新的违法犯罪。本文从我国被害人的赔偿现状出发．论证了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现实意义，并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基本原则做了探讨。     

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践的理性思考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自提出至实施历经三年之久,那么,这一刑事政策的实践效果如何、执行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下一步如何改进和更有效地执行是当前亟需解决和回答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在实证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当前执行这一刑事政策存在着认识偏差、司法观念落后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增强司法能力、更新司法理念等对策建议。     

论《刑法修正案（八）》对走私犯罪的刑罚修正

《刑法修正案（八）》适当取消近年来较少适用或者基本未适用过的部分走私犯罪的死刑刑罚，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也符合“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取消死刑的同时，《刑法修正案（八）》调整和完善了走私犯罪生刑刑罚结构，保持了刑罚调整的科学性；修改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构成要件，加大了对“蚂蚁搬家”型走私行为的打击力度，使走私犯罪的刑事立法更趋前瞻性和全面性。     

试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基本内涵及其科学定位

刑事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种,在犯罪控制系统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科学合理的刑事政策应当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有效运行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那么,究竟何为科学合理的刑事政策？经过考察,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其他刑事政策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实质内涵与时代意义,也更能体现刑事政策预防和控制犯罪、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的价值目标。因此,必须深化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认识。这就需要对其基本内涵予以深入、正确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予以更进一步的科学定位。     

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立法及其完善

我国刑事证明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标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绝对性和单一性，诉讼证明的客观性等特点，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并未对其具体内容和要求作出明确规定，使之在实践操作中存有一些弊端。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应坚持客观性与主观性，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理论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针对不同程序，不同证明对象确定不同的证明标准，形成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并通过统一的或专门的证据立法保障其实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

为了摈弃中国传统重刑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的影响,从现代刑法观念出发,应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立为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其对"宽"的强调及对"宽"与"严"辩证关系的理解,不仅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而且响应了世界轻刑化的时代潮流。     

论受害人谅解在量刑情节中的地位

“恢复性司法”是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在阐述受害人、量刑情节和受害人谅解与中国刑事诉讼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受害人谅解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时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绑架罪若干问题探析

刑法对绑架罪的规定较为原则、抽象,司法实践中,在认定绑架罪时,对该罪的构成要件及有关量刑情节的认定不尽一致,影响到刑法"罪刑法定"与"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贯彻。本文拟对绑架罪进行具体探讨。     

试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司法能动性指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秉承一定的法律价值,遵循一定的法律规则,并充分运用司法经验,创造性地适用法律,从而理性地对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作出判断。在能动司法的语境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明确提出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这一制度开创了未成年刑事审判的新纪元,既体现了法的正义价值,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和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又顺应国际刑事立法发展趋势。但该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涉及到理论、立法、司法、观念与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从其设立到发挥效力,还须有特定的环境、条件以及配套的制度加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