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进入新世纪,新生代农民工在其就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民工荒""民工潮"时而出现,而提升其就业能力是稳定就业、实现融入城市和职业向上流动的关键。笔者根据全国总工会、国家政策研究室、国家统计局等权威机构的调查数据,就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因素进行分析,提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对策和建议。     

“民工荒”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研究

持续不断加剧的＂民工荒＂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整体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仍然面临着就业技能缺乏、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就业制度化壁垒稳固、就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改变需要提升其就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消除就业壁垒、完善就业保障机制等,这就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共同的努力才能有效解决。     

西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征与城市化的政策响应研究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就业-定居-生活”城市化过程中,其城市就业特征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状态直接影响其在城市的生活状态和行为特征。对以陕西省为重点的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情况的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选择趋于多样化,服务业的就业吸纳潜力巨大;就业城市规模选择偏好于所在省份的大中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在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方面存在显著的需求;城市就业收入成为多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多数家庭年收入处于城市中低收入范围;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保障受到极大忽视。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目标来看,需要从发展战略与规划方面做出的城市政策响应包括：提升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吸纳能力;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城市居住为核心促进农民工公平公正地城市化进程;加强对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保障和城市化需求的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对经济转型升级态度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969份调查样本数据

利用浙江省969份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态度及其个体差异。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经济转型升级”概念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他们能强烈地意识到经济转型升级对个体职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也能理性地认识经济转型升级对个体就业的影响,表现出更加开放的就业态度和较强的就业自信心。但其认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应加大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宣传力度,准确把握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需求,大力拓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途径,构建有效的激励和评价机制,并不断改善就业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高参与率低的悖论分析

产业的升级和城镇化的推进都离不开农民工,但大多数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因为缺乏正规专业的培训,技能不足的他们很难在城市立足,融入城市之路困难重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也想通过参加相关技能培训提升自己,但真正参加过相关培训的却不多,形成了培训意愿高但参与率很低的悖论。因此,对悖论产生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参与率,提升专业技能,促进其更好地融入城市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利用浙江省969个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数据,采用有序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以及企业录用政策、企业培训政策、政府培训供给量和政府培训有效性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和企业薪酬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特点、困境及其路径研究

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占据着较高的市场容量,其消费极具潜力。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在呈现出个体消费的有限性、群聚性和低廉性,专项消费需求增加,消费方式多元化及二元性等特征的同时,面临着消费水平低、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的制度保障不足、消费信心缺乏,对消费环境认识不足、消费质量不高,消费理念相对传统与消费缺乏理性并存等困境。提升就业质量、提高收入水平,加强制度建设、引导消费预期,优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质量,加强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树立科学的消费观等就成为解决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困境的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制约因素研究

通过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旨在为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充分就业提供完备的理论支撑。研究发现,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主要有:城市化发展不足和不均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政府对农民工的公关就业服务严重不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念存在误差和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的缺乏等几个方面。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湖北省崇阳县539份问卷调查研究

本文依据对户籍在湖北省崇阳县的539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意愿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意愿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意愿程度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对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的差异更大;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受专业技能影响较大,老一代农民工受创业信息了解度影响较大,资金充足度是影响两者的共同因素;社会因素是影响两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关键。因此,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必须考虑两代农民工在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与农民工就业质量——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5期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考察———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小城市成为发展的重点和主导方向。作为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最终实施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决定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速度。借鉴已有劳动力居留意愿相关研究成果,结合中小城市和新生代农民工特性,以在五个中小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到的抽样数据为分析基础,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住房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最大,工作和生活状态,以及城市宏观因素影响显著,人口学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则起到了一定影响。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研究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欠发达地区城市规模扩张和城市化进程的需要,是提升欠发达地区市民整体素质的需要,是加快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不断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体系,完善覆盖新生代农民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和土地权利保障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就业中的失信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既可以很好地满足和匹配制造业及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又有利于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在我国积极推动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背景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就业中的失信行为类型及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资本与社会排斥分析的视角

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与社会排斥共同构成了其"驻"与"返"判断的两个重要因素。不同的社会资本类型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途径,为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相关组织系统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提高他们的活动效率。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排斥"却制约了这种资本的效力,从而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留在城市完成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必须明确以下路径:从滞留(共栖),到城市适应,再到城市融入(竞争、合作、内化与认同等),最后实现融合(共生)。     

微观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测量

基于已有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微观测量指标,通过对2008和2009珠三角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该地区2008年和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差异并不大,年龄、婚姻状况、工作满意度等因素都会对离职倾向产生较大影响,且该地区稳定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足50%。     

新生代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与公共成本估算

到2030年,中国需要将4～5亿农民工市民化.在现有经济发展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依赖农民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内在地提升市民化能力;政府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激励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中国应该走内生主导外生推动的市民化道路.基于各省差异化进城农民工比率的实证结果显示,城市政府承担的教育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5项市民化成本占本省一般预算支出比率平均为2.7％,城市政府具有市民化的财政能力可行性.     

农民工市民化的新途径——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城市化的进程也需要农民工的融入,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探索越来越迫切.然而,在现今的经济社会水平和户籍制度下,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也日益凸显,主要包括制度性障碍、经济性障碍、文化性障碍和能力性障碍四个方面.这些因素是长期存在且不易改变的,它们共同延缓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其中,能力性因素是这些因素中较易解决的障碍,农民工可以通过自身的增能而克服市民化进程中的阻隔,依靠人力资本的提升加快市民化的进程.同时,国家也应看到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对于其市民化的重要作用,为农民工增能尽可能地创造一些条件,帮助其尽快实现市民化.     

有恒产者的恒心：农民工住房状况与就业稳定性研究

采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地级市数据合并,探索了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机制。首先,基准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在打工所在城市有住房的农民工,其就业稳定性更高。其次,通过对可能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观察发现：住房产权通过房奴效应和锁定效应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房价上涨会提升有房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最后,根据住房类型、就业身份和代际差异进行的异质性探讨发现：自有住房产权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最高,租住政府公租房和单位住房者的就业稳定性高于租住私人住房者,而居住临时住所者的就业稳定性最低;住房产权对雇主型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大于雇员型农民工,对中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大于新生代农民工。     

空气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运用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数据和2015年国家卫计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空气质量变化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空气AQI指数变化率呈负相关关系,空气质量即使较差,但在有改善的情况下,也会促进农民工市民化;（2）分地区来看,空气质量的变化对中部和东北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强于东部和西部地区;（3）从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来看,男性、高学历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空气质量变化影响更大。为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需要促进区域间协同发展,改善环境以实现良性循环。     

兰州市中小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管理策略研究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小企业的就业主体。中小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离职频繁,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本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对兰州市中小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离职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和访谈分析,进而提出响应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