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变动与劳动者就业:基于上海市的实证分析

当前,上海市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促进劳动者充分就业的双重任务。本文采用相关系数矩阵、产业就业弹性、产业结构偏离度对上海市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相互关系作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上海市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同时,如何能促进劳动者就业,提出政策建议。     

城市高铁开通对产业升级及就业-产业耦合协调度的影响

高铁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城市发展经济、吸引人才、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稳定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以285个地级城市2003—2015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PSM DID法研究高铁开通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各产业的就业-产业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高铁开通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显著提升第三产业就业-产业的耦合协调度,但未显著促进一产、二产的就业-产业耦合性;（2）城市高铁开通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成长周期异质性,“成熟型”高铁城市较“成长型”高铁城市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作用及就业与产出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更为显著;（3）城市高铁开通对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应和就业与产出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要显著高于外围边缘城市。     

产业结构变迁下的北京市就业结构研究——基于1995-2014年经验的分析

北京市和全国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迁有着内在的联系,但其变迁过程表现出明显不同,因此,运用经典理论进行经济增长和就业关系的研究需要根据实际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北京市的产业结构特点决定了第三产业在就业问题中的重要性,同时在首都功能重新定位的条件下,第二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将对就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构建广东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互动关系

1990年以来，广东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增长效应已初步显现。然而，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广东可能将面临一系列的新问题。如：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与摩擦性失业问题；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外来劳动力对本地人员所产生的就业替代效应与挤出效应问题；外部劳动力的进入所导致的产业“滞移”现象等。本文运用相关的数据资料分析了广东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如何构建广东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互动关系

1990年以来，广东省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增长效应已初步显现。然而。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广东省可能将面临一系列的新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与摩擦性失业问题；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外来劳动力对本地人员所产生的就业替代效应与挤出效应问题；外部劳动力的进入所导致的产业“滞移”现象等。本文运用相关的数据资料分析了广东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提出了一些对策性的建议。     

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与产业发展及就业的关联机制?——天津近郊地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与启示

天津近郊的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虽然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但当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政府推动土地流转的基础和前提;政府则通过对土地的整合及重新规划,推动了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水平提升,也加快了农民身份的转变,并为失地农民提供了相应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是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民就业转型的需要,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演化升级和农民的就业转型。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探讨——以石狮市为例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本质是要素的流动与集聚,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保证"城镇化人口"的充分就业,产业转型升级应与就业结构演变相协调。以石狮市为例,运用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协调关系,并对石狮市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研究发现:石狮市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较好,第一、第二产业存在相对剩余劳动力,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吸纳潜力在逐步上升;第二产业仍占有绝对的就业贡献率,但其就业吸纳水平呈下降趋势,将逐步低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落后其结构调整的原因在于存在相对剩余劳动力行业的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较低,难于迅速转化为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从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延缓滞后效应。     

广东省经济转型中的就业问题

我国现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就业有其自有的特征。本文从经济转型的基本理论入手，推导出了经济转型时期的就业特征，即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配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普遍提高，并结合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对广东省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就业问题作了实证分析，同时提出了解决广东省在经济转型中失业的政策建议。     

国外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启示

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趋势来看,农业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和制造业比重有升有降,服务业比重呈上升趋势。在世界各国纷纷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紧迫感越来越大。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将传统产业的改造和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提高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使我国整个产业结构不仅实现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协调,更重要的是推动产业结构的质的变化,即从低级化状态向高级化状态转变。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客观上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支持。     

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力市场调整的微观机理研究：理论与实践

劳动力市场变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又反过来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本文通过构建劳动力市场变化与产业结构转型的联立方程,运用2001～2011年中国各省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内生性,结果发现：资本、劳动和市场因素将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因素、宏观因素和政策因素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起到决定作用,劳动力与资本供给达到平衡才能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此外劳动力市场变化与产业结构转型是相互作用的,可以通过产业和劳动力的聚集与分散效应,实现劳动力市场完善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协调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制约因素研究

通过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旨在为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充分就业提供完备的理论支撑。研究发现,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主要有:城市化发展不足和不均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政府对农民工的公关就业服务严重不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念存在误差和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的缺乏等几个方面。     

刘易斯拐点、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问题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达到或通过了刘易斯拐点,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种产业结构使得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发生分化。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是我国产业结构特征在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反映,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调整产业结构。     

数字经济、个体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差异——基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使其红利产生群体偏向,从而通过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形成并作用于群体的工资差异。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视角,采用2018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民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比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个体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歧视,导致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不仅能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且能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工资增长效应,进而会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非认知能力差异扩大—工资差异扩大”的传导路径,但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也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和个体能力差异都是两类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来源。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     

我国经济放缓形势下的就业问题、成因及对策

在欧美主要国家失业率持续攀高背景下,我国经济放缓对就业的滞后影响逐步显现,企业用工需求放缓、民工提前返乡、大企业裁员等就业问题日渐显露。外需不振、经济结构调整、大城市生活成本逐步提高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趋于下降是当前就业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稳定经济增长预期,确保扩大就业与产业结构转移调整步伐基本同步,不断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重点解决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是应对当前就业形势的主要举措。     

西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征与城市化的政策响应研究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就业-定居-生活”城市化过程中,其城市就业特征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状态直接影响其在城市的生活状态和行为特征。对以陕西省为重点的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情况的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选择趋于多样化,服务业的就业吸纳潜力巨大;就业城市规模选择偏好于所在省份的大中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在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方面存在显著的需求;城市就业收入成为多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多数家庭年收入处于城市中低收入范围;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保障受到极大忽视。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目标来看,需要从发展战略与规划方面做出的城市政策响应包括：提升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吸纳能力;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城市居住为核心促进农民工公平公正地城市化进程;加强对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保障和城市化需求的关注。     

宏观视角下的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测量

基于已有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宏观测量指标,通过对2008~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农民工总量增长率和就业弹性系数波动较为明显,农民工就业的产业间转换率并不高。就业供给总量增长较快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就业岗位需求不能同比增长的矛盾是我国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基于就业培训券的农民工培训多元合作模式探讨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为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采取了就业培训券模式,但在其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培训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仍显不足,难以有效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应以就业培训券为政府工具,引入用人单位和第三部门,构建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模式。通过多元合作机制,实现培训市场与就业市场的衔接,拓展农民工就业与培训信息的获取渠道,增强农民工就业培训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促进农民工就业。     

微观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测量

基于已有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微观测量指标,通过对2008和2009珠三角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该地区2008年和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差异并不大,年龄、婚姻状况、工作满意度等因素都会对离职倾向产生较大影响,且该地区稳定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足50%。     

新生代农民工对经济转型升级态度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969份调查样本数据

利用浙江省969份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态度及其个体差异。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经济转型升级”概念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他们能强烈地意识到经济转型升级对个体职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也能理性地认识经济转型升级对个体就业的影响,表现出更加开放的就业态度和较强的就业自信心。但其认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应加大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宣传力度,准确把握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需求,大力拓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途径,构建有效的激励和评价机制,并不断改善就业环境。     

以政府采购方式推动农民工就业与培训

农民工的就业与培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农民工就业难往往更多地归结于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水平较低这一原因。事实上,对农民工培训的不到位更是深层原因之一,而产生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现有就业制度安排和农民工培训制度安排的不合理,造成了既定制度目标的漂移。解决问题可以采用建立“政府采购促进就业培训”的制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