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动力:制度变迁的拓展

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制度变迁,目前我国的制度变迁在量上和质上仍有拓展空间。量上的拓展表现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四个方面。质上的拓展表现在上层组织的建立、信用制度的建立、制度实施机制“软化”的破除和行政性垄断的破除四个方面。     

经济增长的动力:制度变迁的拓展

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制度变迁,目前我国的制度变迁在量上和质上仍有拓展空间.量上的拓展表现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四个方面.质上的拓展表现在上层组织的建立、信用制度的建立、制度实施机制"软化"的破除和行政性垄断的破除四个方面.     

西北部地区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陕西、甘肃等西北部六省份在产权多元化、市场化程度、收入分配格局和对外开放程度四项宏观经济制度方面有了重大改进.基于这一事实,本文设计并实现了对制度变迁的量化,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测度了制度变迁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入世的制度变迁意义剖析

本文从制度层面剖析了我国加入WTO的意义,提出加入WTO的制度变迁意义在于打破路径依赖,推动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种制度变迁意义具体又体现在政府管理制度变迁、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制度变迁和非正式制度变迁四个方面。     

国有企业契约化管理模式的应用研究

在国有煤炭企业全面探索推行企业化管理模式,从科学确定指标体系、依法依规充分授权、多措并举强化监管、及时严格考核兑现四个方面建立科学合理的契约化管理体系,切实破除传统管理体制僵化的制约,充分调动所属企业和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发展。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变迁的约束因素分析——与日本和韩国的比较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的变迁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我国合作经济组织变迁的环境因素,认为当前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的环境日趋成熟,发展潜力巨大。与日本和韩国在农业经济发展路径、组织化程度、信息传递和土地规模四个方面的比较,我国借鉴以日韩为代表的综合性农村合作经济模式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公众意愿是国家审计体制变迁的重要推动力

本文以制度变迁中的博弈理论为基础,对印度国家审计体制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确定了相应的假设,指出了渐进式体制变迁的主要特征,建立了有限理性下的体制变迁模型,分析了交叉换位与制度变迁的协调性,阐述了战略分布、变迁成本与博弈均衡,总结了国家审计体制变迁的规律和启示,认为公众行为(需求)在成功的渐进式变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在制度变迁方案设计中,公众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博弈参与者战略选择的三个主要变量,即改革的预期制度收益、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和实际的制度变迁成本,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发挥制度变迁的引导作用。     

管理层收购的中外应用比较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关于MBO的理论,并从引起MBO制度变迁的因素,MBO制度变迁的收益成本分析,MBO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个角度分析为什么在英美国家MBO多为帕累托改进,而在我国却更多的表现为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或财富转移的形式。并指出目前MBO在我国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必须加快关于MBO方面制度上的建设。     

基于组织承诺理论的企业核心员工有效激励途径分析

本文从组织承诺的内涵和理论模式入手,在分析核心员工组织承诺影响因素以及组织承诺对核心员工行为影响的基础上,从提高满意度、建立整体薪酬制度、制定情感关怀制度、拓展职业生涯四个方面提出核心员工的有效激励途径。     

试论21世纪我国投资银行发展的路径依赖

２０世纪末,我国券商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呈现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特征。从世界各国来看,投资银行在资本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发达国家现代投资银行相比,我国券商就是现代投资银行的机构载体,但在资本实力、业务开拓、资产管理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本文根据我国实际,提出了在２１世纪我国投资银行发展的路径：扩大资本规模－拓展业务范围－完善自我功能－参与国际竞争－有效控制风险。     

论制度供给的滞后性与能动性

本文在讨论"制度供给滞后"这一模型并对其进行检验考察与原因分析后,得出四个推论:第一,制度变迁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人类理性在其中主要表现为认识需求、顺应需求而不应超越现实需求去一味进行具体的所谓制度"设计",防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人类理性的滥用"及其灾难性后果;第二,在制度创新中应自觉引入规范的公共选择以形成现代意义的政治文明;第三,滞后的制度供给依其稳定性而表现出维护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显著能动性和成为短期社会活动态势的决定性因素,制度的创新与制度的维护,必然成为新旧两种力量激烈斗争的核心内容;第四,制度创新思路上的"少数理性"如能先导地、正确地反映制度需求的历史趋势,就会成为人类整体理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安徽保险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探究

目前安徽省保险业整体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高于全省人均GDP增速,显示出强劲的发展态势。但是,保险业发展不仅包括保险总体和总量的增长,还包括结构的合理、制度的安排、机制的健全。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对安徽省保险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研究,认为安徽省保险业与经济发展在＂量＂上协调一致,但是在＂质＂方面还落后于经济发展。     

基于应对视角的突发公共事件分类

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分类大多是从来源属性和特征属性的角度来进行的。基于应对视角,可以从冲击的严重程度和事件的复杂程度两个维度将突发公共事件分为四个类型。其中冲击的严重程度从直接毁损的大小、冲击范围的大小、持续时间的长短三个方面来测度,事件的复杂程度从事件的不可预测程度、应对经验的欠缺程度、事件的发展扩散可能性、事件的变异可能性四个方面来测度。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的应对策略和应对方法是不同的。     

中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广东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呈现出规模大而效率低,竞争力较弱的特点,这是政府的行政介入导致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发展过程中“非市场化的”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主要在量的扩张上,还未进入到质的发展方面。为了加速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切实改变国有银行高度垄断的市场格局,在杜绝政府行政干预积极营造内生性中小金融机构建立和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同时要降低银行业的准入门槛,大力促进定位于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     

我国引进FDI的制度变迁效应分析

本文从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度三个指标考察FDI对我国制度变迁的影响程度,并分析了FDI对我国制度变迁的影响。     

制度变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贡献研究——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各新兴产业的制度变迁指数,利用行业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包括人力资本、制度变迁等在内的C-D模型,以检验制度变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贡献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新兴产业增长最主要的拉动力量仍然是资本投入,制度变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贡献程度虽然较高,但仍存在较大的制度创新空间,因此,应进一步坚持各项制度创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使新兴产业走向集约型、质量型发展道路。      

微信公众号满意度及品牌权益相关研究

通过归纳以往研究者在微信、涉入、满意度和品牌权益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总结出本研究的变量操作性定义及衡量方式,形成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共收集407份问卷,有效问卷402份运用统计分析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描述性、问项、效度、信度、t检测、单因子变异数、皮尔森相关性分析.研究得出微信涉入程度、品牌权益与微信公众号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品牌权益与微信涉入程度高度正相关;不同微信涉入程度的使用者在公众号满意度和品牌权益上差别明显;在品牌知名度、知觉品质和品牌联想三个方面,男女间有明显区别,且男性高于女性;不同年龄在品牌权益的四个构面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教育程度和职业在品牌权益上无明显差别     

制度变迁同步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6～2016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对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双边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OFDI规模,分别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同步化均对OFDI具有显著推进效应,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同步化的OFDI效应则更大程度上与经济制度相关;再次,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构成中国OFDI的"推动力"与"吸引力";最后,多样化的OFDI动机与不同维度下的制度变迁同步化密切相关。可见,国家制度变迁的整体效率以及不同维度间的制度配置效率是推进以OFDI为载体的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关键。     

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粗放型增长的道路,还没能真正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制度方面的因素的原因。作为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往往是难以简单移植的,强制性地正式规则的照搬照抄,非正式规则有其路径依赖的作用,并没有发生同步和配套的改变。本文认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必须破除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赖以生存的环境,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路径来实现＂路径依赖＂的＂路径替代＂。     

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探索

本文分析了农村收入构成及增长状况,提出了要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使农村劳动力在土地上的边际效率最大;量质并举推进劳务输出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最终目的应该是准备回乡创业资金以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和乡镇企业。为了使农村劳务输出达到量质并举的目的还应建立一些中长期政策如: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的财政支出、改变我国的用工制度,实行同工同酬、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临时户籍和档案等中长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