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给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本文分析了货币供给的来源,指出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导致央行难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特别是基础货币的供给,提出了改进汇率形成机制、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设想和方法。     

基础货币、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

本文分析了2005年人民币汇改以来,我国基础货币供应的结构特征,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和外汇储备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央行对基础货币调控较为被动的深层次原因。     

央行货币工具箱将不断提高政策主动性

当前，伴随着外汇占款增量趋势性下降以及中国经济“新常态”，其作为货币创造主渠道的情况也会发生改变，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化，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箱的结构性工具将原来越多，不断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和主动性。     

内生货币体系下房价波动对货币供求的冲击

在内生货币体系下,房价上涨导致我国内生货币扩张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基于房地产抵押信贷需求膨胀引致的商业银行内生货币供给的扩张;二是被房价持续上涨及人民币升值预期所吸引的外汇流入导致央行大量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这样会对货币供应量目标有效性带来影响。因此应将房地产市场监测数据列入当前货币供应量调控的参照指标。     

央行再贷款可做首选

<正>一直以来,外汇占款是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由于贸易顺差的逐步收窄以及私人部门外汇资产再调整的推进,未来我国外汇占款可能出现趋势性下滑,这将带来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缺失的问题。本文从基础货币投放渠道转换的角度,来探析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可能走向。当前央行提供长期基础货币渠道比较有限。国债市场容量小,流动性差,且大部分被商业银行用于被动资产配置,发达国家通过大规模购买国债投放基础货币的经验难以简单复制。我们认为再贷款以及     

浅谈我国外汇市场现状

外汇占款是央行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外汇占款的增多,将直接增加基础货币量,并通过货币乘数效应,使得流通中的人民币迅速增多。经济学家一般以外汇占款与贸易顺差和实际使用外资间的差额作为衡量热钱入境规模的主要参数。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

基于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本文重点从基础货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主要结论是:1994年以前,"对金融机构债权"项目的变动是导致我国基础货币投放具有内生性的主要原因,而从1994年开始特别是在2002年以后,则由"国外资产净额"项目即外汇占款的增加主导了我国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进而影响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使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在起点上就缺乏有效性.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为减轻货币内生性带来的影响、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国应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建立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     

超额“外汇占款”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影响

国际收支经常帐户以及资本账户持续的“双顺差”,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不断放大,“热钱”不断的涌入使我国外汇储备量快速的增长,央行被动的吸收的这么庞大的外汇额度直接改变了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结构,使我国货币调控的主动性大大降低,同时不断上升的CPI指数也反映了由此引起的不断增加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如何解决这样一个关乎我国经济健康发展问题,再次为人们所关注。     

外汇占款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2000-2012年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变动的分析

本文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分析出发,详细研究了在三种不同外汇管理体制下,外汇储备的变动对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和货币供给的影响机制.通过对2000-2012年间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变动分析发现:近十余年来,外汇占款已成为影响我国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最重要因素,并成为推动持续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创造体系的影响研究

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央行纷纷开展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和试点工作。我国也先后在多地试行数字人民币"红包"实验,各界围绕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模式、信用基础及潜在影响展开了广泛讨论。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双层发行模式下,法定数字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数字形式的基础货币,其信用基础为主权信用。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将改变基础货币结构,并影响货币创造体系。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有望进一步提升:一是数字货币利率可成为重要的政策利率,强化对存款市场利率的影响;二是付息数字货币可能挤占存款准备金在基础货币中的份额,商业银行对准备金率的敏感性将随之上升;三是央行可借用数字货币的可编程、可追踪特性,进一步提升对专项资金用途的把控能力。应稳步推进数字货币发行体系建设,通过开展宣传工作、完善交易机制、探索跨境数字货币交易等方式完善货币发行体系。     

温和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2003年以来,我国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阴影,进入了一个温和的通货膨胀时期.这一轮温和的通货膨胀主要源于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而基础货币投放过多主要源于外汇占款的快速增长.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与M0、M1、M2以及贷款增长率之间都存在正相关关系.缓解和释放通货膨胀压力既需要运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更需要运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了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应该实行"双升"的货币政策,在调升人民币利率水平的同时调整人民币汇率,既升息又升值,但升息和升值的幅度不宜过大.     

第一套人民币的诞生与新中国货币的统一

第一套人民币是在统一各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基础上,于1948年12月1日由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发行的,随后,经过长期艰苦的货币统一斗争,人民币最终成为统一的全国货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货币制度变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货币混乱状态,实现了中国向现代货币制度的转变,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现代化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外汇存款准备金问题研究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被流动性不足所替代,美国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政策组合,即以降息和提供紧急流动性援助方式为代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减税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纵容美元贬值的汇率政策,以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空间形成制约.我国中央银行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要求用外汇缴存新增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相关的外汇存款准备金制度设计还有待改进.     

我国统一调控下货币政策内部传导区域效应非对称性分析

我国外汇资产迅速扩张,外汇占款取代再贷款成为我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发达区域不仅基础货币投放量远远超过其他区域,其区域货币乘数也高于其他区域,导致货币政策内部传导的区域效应非对称性。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基础货币变化对开放程度最高的东部发达区域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经济不发达的中部区域,对开放程度低的西部不发达区域的影响最小。建议采取适度差别的区域货币政策,缓解区域货币供给的非均衡性,提高我国货币政策内部传导的整体效率。     

人民银行巨额外汇储备的经济性质及其出路

中国人民银行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背后是相应的国内负债,它不是人民银行的收入,而是由于国内经济失衡和融资结构不合理,通过配套的外汇管理体制而不断集中在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信用资产。人民银行被迫成为需要经营外汇资产的专业机构,新的风险和矛盾接踵而至。解决中国外汇储备问题首先是消除中国外汇储备过速增长的内在发生机制;而对于现有存量资产的管理,主要应从分散风险、培养国际金融专门人才、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强与美国协商等方面着手。     

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影响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屡创新高,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特别是从2010年6月19日央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以来,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一轮持续快速升值过程。探究人民币持续快速升值的原因、分析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对我们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化解因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国应放弃汇率名义锚

尽管我国宣布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但是,货币供应量近年来却高速增长,造成我国物价水平不断攀升。本文通过对近年我国货币政策实际操作考察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名义锚并非货币供应量而是汇率,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均受制于此。汇率名义锚使我国货币政策走入困境,央行面临着物价稳定和经济紧缩的重大取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巨大贸易不平衡下,汇率名义锚具有不可持续性。参照国际成功经验,本文建议我国应逐步放弃汇率名义锚,渐进迈向物价名义锚,实现货币政策独立和经济良性发展。     

中国外汇冲销干预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研究

2002年以来,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加剧,外汇储备急剧增长,货币供应量增长,通货膨胀压力凸现。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和抑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外汇冲销干预措施。文章在分析外汇冲销干预有效性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外汇储备急剧增长下外汇冲销干预的效力和制约因素,认为外汇冲销干预短期内能抵消外汇占款、控制信贷增长,但效力有限;在长期内,外汇冲销干预不仅会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还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利率上升、汇率升值乃至经济"滞胀",因而难以具有可持续性,最后,文章提出加强外汇储备管理,增强外汇冲销干预效力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定价的逆周期因子：启用时间、驱动因素与实施效果*

本文对2017年5月—2019年9月期间人民币汇率定价过程中逆周期因子的使用进行了测算，并构建非限制性VAR模型分析了中国央行两次启用逆周期因子的驱动因素和实施效果。研究发现：第一，相对于官方公布时间，两次逆周期因子调节均呈现出提前开始和滞后结束的情况，且调整幅度呈现逐渐收窄的趋势；第二，第二次逆周期因子的调节幅度大于第一次；第三，人民币汇率波动是第一次逆周期因子调节的主要驱动因素，而离岸在岸汇价差和汇率政策不确定性是第二次逆周期因子调节的主要驱动因素；第四，两次逆周期因子调节均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产生了抑制作用，但加剧了离岸市场人民币贬值预期。     

人民币汇率定价的逆周期因子：启用时间、驱动因素与实施效果*

本文对2017年5月—2019年9月期间人民币汇率定价过程中逆周期因子的使用进行了测算，并构建非限制性VAR模型分析了中国央行两次启用逆周期因子的驱动因素和实施效果。研究发现：第一，相对于官方公布时间，两次逆周期因子调节均呈现出提前开始和滞后结束的情况，且调整幅度呈现逐渐收窄的趋势；第二，第二次逆周期因子的调节幅度大于第一次；第三，人民币汇率波动是第一次逆周期因子调节的主要驱动因素，而离岸在岸汇价差和汇率政策不确定性是第二次逆周期因子调节的主要驱动因素；第四，两次逆周期因子调节均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产生了抑制作用，但加剧了离岸市场人民币贬值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