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形成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其中儒家文化的发展及演变是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主线。就内容上说,儒家的仁政王道．道家的清静无为、以退为守,法家的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这三者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三位一体的基本要素,浸透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中。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形成的,并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动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本文就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作出解析。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启示

悠久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其蕴涵的深刻哲理和先进思想是一笔宝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作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来加强对青年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及实现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创新,在实践中不断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浅谈当代中国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经历过全盘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后,我们应思考传统文化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增强当代人对民族文化的精神与特点的认识,提高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思想品味,构建未来中国的民族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两面性与现代化定位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民众对各个时期上层建筑所做出的不同判定,在不断地学习、适应与创造过程中而形成的政治活动的思想意识,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它是对我国古代客观政治现实的反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包含各种政治价值观、政治理想、政治制度、政治认识、政治作风等等,这些要素基本被历代中国人民所接受认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重新在理论上思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两面性与现代化定位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资治通鉴》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历时19年编写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宋神宗因此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有资于治道”，特命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以来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被历代统治者看作进行政治统治的教科书，因而也是我们了解传统政治文化得失的一面镜子。     

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及其当代意义探析

中国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积淀着中华民族对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价值观念和心理情感。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其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和为贵、和而不同思想以及教育思想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与当代中国国防理念

以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为思想内核的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对当代中国国防理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塑造了当代中国国防求和平、谋统一、尚义战、居安危、重防御的总体理念特征。     

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其中许多观点不仅是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且也可以拓展我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具有特色化的发展趋势。此外,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也是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和现实需要。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在进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有效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从而促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与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它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体现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而充满活力;另一方面,它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一些负面影响,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有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形成“有中国特色”方面更具有积极作用。     

综合——中国古代乐教传统的当代回归

＂新音乐课程标准＂中所提出＂学科综合＂的理念,在中国是一个＂古已有之＂且无处不在的理念与自觉的方法论。中国人惯于整体的思维方式、通感发达的审美心理、音乐与其它艺术的高度融合性、天然的综合性,以及孔子＂成于乐＂、＂游于艺＂的乐教思想,对于中国人在完整人格塑造过程中具有深远影响,文章围绕这些方面,对综合这一理念进行了阐释。     

中国的法律传统与上市公司治理

我国的法律传统对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影响,如何通过我国的法律传统、法律移植与法制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重义务轻个人权利的法律传统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等方面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法律治理的有效性;鼓励和支持当事人通过仲裁程序解决证券损害赔偿纠纷等措施来完善我国的法律传统对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应当完善中国的法律传统提升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文章提出几点具体的对策建议。     

治乱无需重典：转型期中国刑事政策效果分析

不断实施的“严打”和犯罪率的同时增长促使我们反思当前的刑事政策。基于1989—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及PMG方法,本文检验了两种惩罚政策对犯罪的影响：严厉性策略和确定性策略。我们发现前者无法有效遏制犯罪,而后者可以显著降低犯罪。因此,确定性策略在政策上更为经济：可以在不增加司法投入的情况下通过有效分配现有司法资源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对2006年以来中央政府刑事政策由“以严为主”到“宽严相济”的转变,本文为其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注脚。     

传统和创新

今年《比较》出版百期。明年将迎来中央编译局五十周年华诞。《比较》同中央编译局近五十年的风雨有某种关联。我也许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背景资料。 中央编译局的前身是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当时就有一支较强的翻译经济学的队伍，在何匡同志主持下，曾翻译了当时各大学研究生的教材——《政治经济学》十六分册。在中央编译局成立时，有两个翻译室，其中第二翻译室有一个经济组，专门翻译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有关的论著，以及开始着手翻译列宁的早期经济著作。大约在1954年，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正式出版。斯大林《论利：会主义经济问题》是对这一教科书未定稿的评论意见，因此，教科书的出版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仍由何匡同志主持教科书的翻译工作，并聘请了千家驹和陶大镛等著名经济学家和叶圣陶先生等担任译校工作的顾问。至今难忘的是，千家驹和陶大惭等对经济学的某些概念抠得很细，例如，他们主张把计算和核算的概念必须加以区别，现在看来，计算涉及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同社会主义的市场理论有关，而核算则涉及前苏联在国营企业中推行的经济核算制等，把两者区别开来在理论上是很有意义的。叶圣陶先生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时任教育部副部长，他对修辞很严格，他主张把关系词“同”和并列词“和”相区别，不厌其烦地一一加以改正。何匡同志对各位专家的意见是非常尊重的，这可以说是中央编泽局的好传统。……     

互构与博弈——当代中国农村组织的研究与建构

农村组织研究的重点是从群体行动层次(即组织)积累资料,描述和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了解中国农民群体的内部凝聚力和国家体制力量的博弈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些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借用,以及对现阶段中国农村组织的基本性质和目前中国农村所处的历史位置的定位,拟定农村组织研究和组织建构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具有深远的前瞻性,对目前人类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连年快速增长,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采取果断措施,加速我国从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转变。     

企业惯例、行业惯例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基于演化理论的分析

技术创新对企业的发展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也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从演化理论角度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和行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利用"惯例"来解释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行业技术创新选择的原则,得出如下结论:当企业惯例指导下的企业技术创新和行业惯例指导下的技术创新相似时,企业技术创新才能成为行业技术创新的选择,企业才能在行业内具有先发技术优势,获得竞争优势。结合TCL企业成长历史数据和彩电行业数据,对其技术创新行为进行分析,解析技术创新在彩电行业演进和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

文章认为,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科学的核心和基础学科,一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但恰恰在这个为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研究领域,中国政治学界的发展仍然很缓慢。在梳理了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简要变迁历程之后,文章指出了中国目前比较政治学在研究方法、文献掌握和学科发展的制度环境中所遇到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突破的途径和方法。     

当代中国女性人口迁移的发展及其结构特征

近年中国的人口迁移得到了大发展,其中女性的增长速度显著超过了男性,人口迁移中长期的男性优势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女性迁入人口对经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城市化地区有很高的集中度,主要迁出源是位于中西部的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等省区。在不同的女性人口之间,较年轻的未婚者迁移率明显高于已婚者,此外,受教育程度、民族成分等对迁移率也有一定的影响。     

“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文章探讨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政绩合法性。作者认为,这一概念不仅决定了中国历史的模式,还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政绩合法性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它承载着具体的承诺,而一旦做出的承诺没有兑现,政治危机将接踵而至。当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权主要基于其政绩时,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因为现代政体往往并非以稳定为目标,而是注重发展,并且会做出过多的承诺。因此,尽管当前的中国政府做出大量努力以改善政绩,增强其合法性,但除非它建立起以法治选举为基础的合法性,否则当中国经济放缓时,它仍将可能面临一系列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