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市场主导社会参与推动休闲农业快速健康发展

本刊讯(通讯员/宋海峰)近日,江西省出台促进休闲农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立足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科学规划,整合资源,推动江西省休闲农业快速健康发展。     

发展农民住房贷款助推新农村建设

从2006年开始,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与省新村办互动,率先在赣州市试点并推广了农民住房贷款业务,较好地满足了农民建房资金需求,拓宽了金融支持新农村     

农民参合意识的『成长上限』基模分析

一、江西省赣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农民参合意识现状概述 (一)调查对象的样本说明     

这里的农民不再怕看病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农民群众犯愁的大问题,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长期困扰着农村的发展。但是在江西省于都县,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这一难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服务贴心 农民欢心

＂现在我们农民办事可方便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乡村干部不仅帮我们代办各种事情,还针对弱势群体提供特殊服务,真是我们农民群众的贴心人啊!＂江西省龙南县渡江镇新大村低保户李冬芸感动万分地告诉笔者。     

为农民当好“市场参谋”

基层干部每年都要走出机关，深入农村为农民送科技、送信息，如何使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一家一户独立生产的农民与大市场连接起来，是时下农村的一个难点问题。江西省宜春市的做法是，要求干部送政策，并切实帮助农民出点子、想法子、找路子，主动当农民走向市场的“参谋”。     

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增收效应的实证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实现农村小康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农民增收是农村小康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农村经济得到发展的重要表征。事实证明,农民的文化素质是制约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本文以江西省农村状况为例,用实际数据证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增收有巨大效应,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农民收入特别是非农收入成正比。     

城乡居保不再“秋收”——江西省推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扣代缴办法

正自从试点新农保以来,特别是整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之后,城乡居民缴纳养老保险费,基本上采取的是"秋收"方式,一年集中缴纳一次。这个办法虽然符合在家务农的农民的经济运作习惯,但给不少外地务工的农民造成缴费的不便。为了更好服务城乡居民参保缴费,便捷续费,江西省不久前试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扣代缴的经办方式。经过近两个月的实施,效果已经显现。弊端凸显每年,一进入缴费季,江西省樟树市淦阳街道南桥社区的许多居民就     

乡村一难:农民给村里打白条

日前笔者在江西省宜黄县农村调查时发现,农民给村委会打“白条”的现象十分普遍,并因此导致一些村委会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在希望的田野上——全省各地开展涉农资金审计撷彩

近几年来,江西省各级审计机关围绕中心、把握大局,积极开展涉农审计,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农村面貌、维护农民切身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自身特色。8月8日至10日,江西省审计厅在赣州组织召开全省审计工作座谈会专题研究部署审计机关如何更好地服务新农村建设     

农村专业大户电子商务技术采纳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技术是更好解决“三农”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村产业兴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环节和抓手。本文以江西省240个农村专业大户为研究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农村专业大户电子商务采纳行为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感知的有用性、感知的易用性、自我效能、网络外部性会对农村专业大户采纳电子商务技术产生影响,且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必须从电子商务平台技术、农户自身认知和农村电子商务使用环境等方面加以引导,提供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持,以此来促进电子商务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2001-2011年江西省生态足迹分析及预测

本文利用生态足迹模型、相关分析以及灰色预测模型对江西省的生态足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1年江西省的人均生态足迹比2001年增加了68.05%,为2.2366hm2/人;生态足迹与GDP、城镇化、居民消费水平及人口的相关系数均在0.94以上;预测得2012年江西人均GDP生态足迹为3659.247hm2,2019年为1798.4273hm2,即未来江西发展的不可持续状态将逐步得到改善。     

浅析扩大河南省农村消费的障碍与对策

农村消费市场的开发利用程度,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河南特殊的省情决定,扩大农村消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当前面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严重影响着农村消费市场扩大和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必须正视矛盾,把握关键,寻求突破,走出一条符合省情扩大农村消费新路子。     

我国四大经济地区农户的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2003~2009年我国东北东中西部10个省份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农户的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农户消费结构的优化程度依次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但依然是生存型的消费结构,食品和居住是消费支出的重点,占整个消费支出的40%以上。农户的家庭人口规模阻碍消费结构的升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和农户家庭纯收入,增加非正规金融组织贷款能够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乡村公路常见问题及其防治措施

乡村公路是我国交通公路网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农村建设战略极大的改变了农村落后的经济面貌,其中乡村公路建设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由于建设过程及运营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勘察设计以及相应的养护措施,乡村公路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严重影响了行车安全。本文通过调查分析赣南地区部分乡村公路的现状,阐述了目前乡村公路所面临的问题及其成因,提出了相应的防治对策。     

What does Variation in Survey Design Reveal about the Nature of Measurement Errors in Household Consumption?

We randomly assigned eight different consumption surveys to obtain evidence on the nature of measurement errors in estimates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Regressions using data from more error‐prone designs are compared with results from a ‘gold standard’ survey. Measurement errors appear to have a mean‐reverting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rue consumption, especially for food and especially for rural households.     

城乡炫耀性消费差异的根源探索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村家庭的炫耀性消费支出比例显著高于城镇家庭,且这一结果随时间变化比较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考虑了家庭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之后,城乡炫耀性消费差异不再显著,且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对家庭炫耀性消费的影响显著为负。这很可能来源于家庭为寻求社会地位而消费的动机,更高的社会地位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和带来更高的收益。炫耀性消费充当了家庭社会地位的信号,向其参照群体传递了自身的收入水平状况,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越低,消费者寻求社会地位的消费动机越强。农村家庭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较低,所以其寻求社会地位的动机更强、炫耀性消费水平更高。因此,寻求社会地位的消费动机是城乡炫耀性消费差异的主要原因。     

浅析江西林权抵押贷款发展与对策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林权制度改革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金融如何在林权制度改革中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加快林业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本文以江西省为例,从金融的视角着重分析了林权抵押贷款发放中的制约因素,认为只有通过开拓创新,建立有效的创建多元化的融资模式、搭建稳健的风险防范机制、加强信贷管理,完善林业抵押贷款体系,才能促进林业和谐、可持续发展。     

物价上涨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为了考察物价上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本文以广东省为例,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对不同收入层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变动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短期看,物价上涨使城镇不同收入层居民的消费支出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加,但低收入层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增长幅度最大,普遍高于其他收入层居民。从长期看,物价上涨对城镇不同收入层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不尽相同,其中使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的支出增加,而使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的支出减少。但是,无论是从长期还是从短期看,物价上涨对低收入户的影响最大,其消费性支出的增长幅度均高于其他收入群体的支出增长幅度。     

Protecting Education for the Poor in Times of Crisis: An Evaluation of a Scholarship Programme in Indonesi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mpact of an Indonesian scholarship programme, which was implemented in 1998 to preserve access to education for the poor during the economic crisis. Scholarships were targeted pro-poor and the allocation process followed a decentralized design, involving both geographic and individual targeting. The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exploits this decentralized structure, relying on instrumental variables constructed from regional mistargeting at the initial phase of allocation. The programme has increased enrolment, especially for primary school-aged children from poor rural households. Moreover, the scholarships seem to have assisted households in smoothing consumption during the crisis, relieving pressure on households’ investments in educ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hild lab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