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的国际比较研究

文章在对高技术产业R&D效率评价方法和指标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适当的效率评价方法对所选取的经济发展具有代表性的15个国家(其中包括11个OECD成员国和4个非OECD成员国)的高技术产业R&D效率进行测度评价。然后,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和国际比较,以探究制约我国高技术产业R&D效率的关键因素,并针对比较分析结果提出加快提高我国高技术产业R&D效率的对策建议。     

所有权与企业规模差异下政府R&D补贴效应研究

政府R&D补贴对技术创新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从高技术产业角度进一步分析了政府R&D补贴对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并采用2000-2008年我国17个三位码高技术产业的分行业数据对国有产权比重和企业平均规模大小两个因素在这个影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政府R&D补贴总体上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有着促进的效果,但这种效果会受到国有产权比重和企业平均规模两个因素的影响,国有产权比重与政府R&D补贴的影响效果之间呈负向关系,而企业平均规模则与政府R&D补贴的影响效果呈正向关系。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研发资本存量和研发产出效率

本文运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在测算研发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构建了柯布一道格拉斯型研发生产函数．研究了研发生产的要素投入问题、研发生产的性质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研发生产中，研发资本的贡献高于研发人员的贡献，研发生产过程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2）外资产权、企业规模对研发产出效率呈显著正效用；国有产权、以企业数为指标的市场结构以及绩效（利润和税收）对研发产出效率呈显著负效用：（3）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产权清晰度较高．对研发产出效率负面影响较小；法制不健全、政策不稳定等外部因素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研发产出效率负面影响较大。     

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影响研究

文章以面板数据为基础,从理论和实证方面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理论上结合所学文献分析了知识产权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负向影响。然后收集了2009~2014年间我国31个省份的知识产权指数和高技术产业的新产品增加值,R&D经费等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得出了知识产权指数对我国整体高技术产业的影响。得出就全国而言,知识产权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是有负向影响的。也就是说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会降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我国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R&D效率的差异性分析——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

基于DEA-Malmquist法,实证分析了2001—2012年我国三大地区及西部各省市高技术产业R&D效率的差异性及变化趋势。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R&D创新效率总体上是有较大提高的,特别在西部大开发前期处于高速增长状态,而2006年以后则处于持续衰退中;与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R&D创新效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的提升;西部地区内部,西南地区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技术创新水平上远超过了西北地区。     

中国工业企业支出规模与R&D波及面:2005～2007

通过使用2005-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企业的R&D决策以及R&D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并用2007年企业样本检验R&D对企业产出以及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检验表明:企业员工、企业利润、企业固定资产以及企业出口情况都对企业的R&D决策以及支出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引入企业过去的R&D变量时,会更好地解释现在的R&D决策以及支出规模;R&D的产出弹性显著为正,但在引入中间投入变量下,R&D的产出弹性会明显下降,R&D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营商环境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通过构建2008—2016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营商环境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发现:营商环境对高技术产业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西部的影响程度显著大于东中部地区,但影响强度低于R&D内部经费支出、科研机构数量等因素;从全国层面来看,营商环境的改善对高技术产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产生了不利影响.根据回归结果,分地区和创新的不同阶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政府应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严格高技术产业审批标准等措施进一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     

R&D规模、R&D结构与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R&D驱动经济增长模型,并进一步考察了R&D规模和R&D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R&D规模越大,经济增长率越高;基础研究支出占R&D总支出的比例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1998—2009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R&D规模和R&D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R&D规模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相对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而言,基础研究更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相对于科研机构和企业R&D支出而言,高等学校R&D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提高我国R&D支出的使用效率,同时调整R&D支出结构,增加对基础研究和高等学校的R&D投入力度。     

中国高技术产业R&D溢出效应研究——本土与跨国途径两个维度的视角

高技术产业作为工业行业的"技术高地",是R&D活动的最主要参与者。本文以1995-2010年期间中国高技术产业14个子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在一个框架内同时研究本土内部和跨国途径下高技术产业的R&D溢出效应,对跨国途径的R&D溢出效应机制进一步分解并结合技术差距和行业集聚度两种行业影响因素,得到了一个中国高技术产业R&D溢出效应机理模型。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建立的SAR模型回归分析发现,高技术产业的本土R&D溢出与跨国途径的R&D溢出呈现"替代关系",行业因素对四种机制下的跨国途径R&D溢出效应影响显著,并且不同分组内的行业在不同机制下R&D溢出效应呈现不同的特征。     

专利产出、专利转化与高技术产业发展——基于我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我国30个省份1996-2011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改进的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全样本及区域高技术产业专利产出及市场化与产业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专利产出水平及研发资本存量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专利转化和研发人员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并不显著。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专利转化内部差距过大,中部研发人员稳定性存在不足,因此针对各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方向提出改进建议。     

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区域面板数据的bootsrtap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以专利授权量作为创新产出指标,应用面板数据的bootstrap 格兰杰因果关系的Wald 检验方法,在似不相关回归系统下,检验了我国长三角地区专利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浙江和上海两省市发明专利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江苏省具有发明专利授权量对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而安徽省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另外,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与经济增长在所有省市都不存在任何方向的因果关系。     

财政支出竞争对经济影响的门限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文章通过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提出财政支出竞争对经济影响的门限理论假说,并基于1997-2013年中国各省份的现实数据,利用门限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竞争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当地方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财政支出竞争的负效应高于正效应,对经济增长显示出一定的抵制作用;当地方经济发展处于中、高水平时,财政支出竞争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有利于经济增长。     

FDI规模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30个省级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关于环境污染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和产出水平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1999~2012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分别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通过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全国及分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即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治理没有促进效应,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支出与环境污染排放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这反映了当前地方政府缺乏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性和前瞻性,各地正面临环境越污染越治理的困境。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与地区经济发展——基于我国东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东、西部1978—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发展与其产业结构、城市化及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东西部区域金融发展与其产业结构、城市化及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1)东部的金融发展,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均能助推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但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的负效应;(2)西部的金融发展在长期能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及经济增长,但短期因果关系不成立;(3)西部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贡献较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during Currency Crises: A Panel Unit Root Test under Structural Breaks

We investigate the stationarity of real exchange rates using a panel of Asian and South and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by applying a new panel unit root test that is robust to structural breaks due to currency crises. It turns out that the long-run PPP relationship is relevant for the Asian countries, which experienced a flexible exchange rate, whereas for the South and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for which the exchange rate has been pegged to the U.S. dollar for a long time, the PPP relationship breaks down. In Asian countries PPP appears to hold before the 1997 crisis, which is not the case for the South and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Asian flu corresponds to a second-generation type of crises, whereas the 1995 Mexican tequila fits the first-generation models better. JEL no. C13, C33, E41     

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什么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以往文献存在一定的争论,有观点认为市场因素最主要,还有观点认为前期服务业FDI和制造业FDI对当前服务业FDI的流入最重要。本文利用我国1997～2008年各服务业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没有前期服务业FDI流入时,我国的市场规模、贸易开放度、经济增长率及服务业发展水平是吸引服务业FDI的主要因素;而存在前期服务业FDI时,制造业FDI、前期服务业FDI的流入,即集聚因素成为吸引服务业FDI的主要因素。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基于S曲线假说与动态面板模型的检验

本文基于1980~2011年间的跨国数据,对发达国家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之间经验性的S曲线假说在发展中国家是否适用进行了检验。然后,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和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统计关联性上,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存在S曲线效应;在实证经验上,贸易条件恶化会导致贸易收支盈余在短暂的下降之后再上升。本文的实证结论与S曲线假说是吻合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长期以来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与贸易收支顺差持续扩大并存的现象。     

几乎理想需求系统面板数据模型的非参数估计分析

本文探讨几乎理想需求系统的估计问题,充分考虑到各类商品价格数据的局限性和模型中各类商品消费份额的联立内生性,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得到估计的几乎理想需求系统非参数面板数据模型;给出其非参数局部线性估计方法,并将非参数估计方法应用于珠三角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估计和分析,由此对消费支出进行弹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