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基于PLS-PM与BP神经网络模型的实证研究

构建包含政治军事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和社会文化风险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指标体系,采用偏最小二乘通径模型和BP神经网络技术实现了风险测度与预警。基于2014—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数据,建立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实证分析东道国风险、BIT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看,中国OFDI主要流向了风险较高的国家,在政治军事和社会文化维度表现为风险偏好,而在经济金融维度上风险规避的特征明显。非商业趋向和非市场动机使得中国OFDI能够包容一定的国家风险。签订BIT可以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在中低收入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更强。此外,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存在“异质性偏好”,中低收入国家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高收入国家,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市场规模、资源禀赋、技术和税负对中国OFDI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

开放条件下,对外投资通过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就业,就业“双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采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的就业增长,且并没有导致中国国内就业岗位的流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正向影响中国就业,但作用比较微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就业效应与投资领域、东道国产业结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等有关;中国中央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的就业增长。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协作和劳动力市场领域的沟通合作,优化产能合作方式和投资结构,提升就业效应;同时,要增强引资策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匹配性,提升FDI的就业促进作用;还应客观评估中国OFDI的经济效应,降低外界对中国资本的偏见。     

比较视角下中国对“一带一路” 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东道国不同类型国家的比较视角,实证检验东道国市场规模、政府治理、资源禀赋和金融资本等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和政府治理等因素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与其他类型国家相比,资源禀赋和政府治理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建议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分析和预警,国内企业之间则应进行相应的沟通和协调.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外汇储备波动——基于外汇储备变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外汇储备的变动受对外投资和贸易、外汇制度、汇率波动以及资本外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2005—2018年宏观数据的分析和预测表明：中国对外投资和贸易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存在地区分化,对“一带一路”地区投资和净出口会减少外汇储备,而对非“一带一路”地区投资对外汇储备没有显著影响,对非“一带一路”地区净出口则会增加外汇储备;“藏汇于民”会减少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外汇储备的方向在短期和中长期可能不一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短期内会减少外汇储备,但长期会增加外汇储备;上述因素中,“藏汇于民”的作用最大,对外贸易的作用强于对外投资,对“一带一路”地区投资贸易的作用远大于对非“一带一路”地区投资贸易;未来几年中国外汇储备还将呈现下降趋势。总体来看,“一带一路”建设对近期中国外汇储备下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尤其是投资）并非像一些研究估计和预测的那样巨大,但也可能对中国外汇储备带来持续性消耗压力。因此,对中国外汇储备变动趋势的判断需要特别关注“一带一路”建设、中美经贸摩擦以及人民币汇率走势等因素的影响,进而估测和优化外汇储备总量和结构;要强化外汇分类管理,科学评价“一带一路”建设的外汇使用绩效,并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减少对外经贸活动对外汇储备的消耗。     

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本文主要研究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的影响。本文以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数据为样本,对中国的投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首先,通过引入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的空间相关性显著。其次,本文将地缘政治风险分为暴力型与平和型,实证结果发现暴力型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显著负相关,而平和型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本文进一步发现具体地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敏感程度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持续增长,然而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经济呈现低迷增长之势,给各国经济稳定性带来了不利影响,使部分国家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增加。基于此,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偿还能力与潜在的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两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加以分析,发现沿线部分国家存在社会整体对外举债规模过大、经济对外债依赖程度过高等问题,并提出我国需要构建沿线国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评级预警系统,积极利用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作用等防范措施。     

人民币汇率对FDI影响的实证分析

人民币汇率长期波动的降低和人民币贬值都能促进FDI的流入,而短期波动对FDI的影响并不显著.在2005年7月我国实行更有弹性的汇率机制后,保持汇率的长期稳定对促进外资流入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可以在短期内调整汇率波动的自由度,加大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由于GDP增长比汇率变化对FDI的影响更为显著,名义汇率的升值并不会使我国今后的FDI流入明显下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市场比较及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劳动力规模和就业状况差异显著,劳动力资源大国的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村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空间也持续缩小;由于各国工业化进程不同,劳动力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别;各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质量和技能水平呈现明显的层次性,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随着各国人力资本增长而提升;由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风险管控能力存在差异,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风险不一,但国际贸易增长、对外投资扩张和人口跨国流动也为劳动力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因此,国家和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将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均衡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总量和结构方面优劣势并存,应积极推进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并积极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区域一体化,促使劳动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研究--基于“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比较分析

选取"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2010~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法,比较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会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链低端环节进行投资存在被"替代"风险;东道国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仅在已承接较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存在,且第二产业的诱发力最强,中国企业进入第二产业具有较强的相对优势和较小的投资风险;"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比"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更为显著,但"海上丝绸之路"的区位要素更具吸引力。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FDI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980～2005年的经验数据

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加入一个汇率制度变量,考察汇率波动对FDI的影响,使用GARCH（1,1）模型求得汇率波动,发现我国的汇率波动与FDI的关系存在门槛效应,即在1994年以前大幅度的汇率波动阻碍了FDI的流入,而1994年以后小幅度的汇率波动却促进了FDI的流入。随着我国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转变,只要保持实际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性,就能不断吸引FDI的流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降低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

利用2010～2019年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业务的353家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产生了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政策效果,且对具有自然资源寻求投资动机、产权为国有性质以及投资于"一带"沿线国家...     

汇率波动与贸易流量: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

以GARCH模型（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 model）导出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条件方差代表汇率变动，尝试用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变化研究汇率波动对我国贸易流量的动态影响，并应用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就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中，持续的汇率波动对中国进口具有积极作用，而对出口则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说明汇率风险的加大会影响风险收益的增加，并通过国际贸易商品价格的变动，影响正常的国际贸易；短期内，进出口贸易流量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小，出口主要受国外收入与实际汇率水平影响，进口主要受国内收入影响。     

浅析汇率风险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汇率波动给一国的企业乃至一国的整体经济带来了汇率风险,规避汇率风险是经济发展中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但目前,我国企业在规避汇率风险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这将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隐患.     

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FDI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相关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

借助于相关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FDI在一定时期内会有促进作用,但长期内会造成FDI的波动甚至减少,而人民币实际汇率的稳定和坚挺则有助于外商形成对前期沉淀资本持续追加投资的预期.因此,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会在一定时期内对FDI的流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汇率调整后随着市场对人民币汇率波动预期的减弱,稳定、坚挺的汇率有助于吸引FDI流入.小幅升值并且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可取的.     

沿着数字“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数字“一带一路”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数字“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结合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文章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制度环境、数字商业生态三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全球各国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检验数字“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正向作用于高质量发展；差异化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显著存在于高收入组国家,但不存在于低收入组国家；无论对海上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邻近还是非邻近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显著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文章提供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对发挥“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效应有所启示。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按东道国研发资本密集程度划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不同作用和机理,并利用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都能够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人力资本消化吸收;虽然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但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吸收作用。     

汇率与FDI关系的实证研究及传导路径

在开放经济中，汇率是连接各国经济的重要纽带，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采用阿利伯(R．Z．Aliber)的资本化率理论考察币值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运用实证方法证明汇率的波动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并且从持强币国流向持弱币国，其传导路径是出口、投(融)资成本和资本化率。     

人民币汇率对FDI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汇率与FDI相关理论的述评和构建计量模型后认为：人民币汇率长期波动的降低和人民币贬值都能促进FDI的流入，而短期波动对FDI的影响并不显著。在2005年7月我国实行更富有弹性的汇率机制后，保持汇率的长期稳定对促进外资流入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可以在短期内调整汇率波动的自由度，加大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由于GDP增长比汇率变化对FDI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名义汇率的升值并不会使我国今后的FDI流入明显下降。     

汇率变动对直接投资吸引力影响的研究--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为例

对汇率与直接投资(FDI)之间的理论沿革进行回顾,以日本对华FDI为背景分析了汇率和FDI之间的关系,并运用1984～2 0 0 3年间人民币对日元的实际汇率及一些其他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检验汇率变动对直接投资的影响。验证表明中国的汇率变动机制在客观上加强了中国吸引FDI的竞争力,由此建议此时人民币不宜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