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市水污染治理的调研

文章通过对铜陵市江河水质、湖泊水质、饮用水水源、污水排放量、酸雨以及地下水质情况等进行调研,调研指标反映铜陵市水污染治理难度大、任务重。铜陵市水污染治理主要存在污水处理资源分散、没有形成规模效应、管理体制不顺、投资结构失衡、监管不力等问题。为此,本课题组提出建立铜陵市排水集团公司、加大对排水管网等基础设施投入以及健全水污染防治监管体制等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评价

合理使用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运用SBM模型与Malmquist指数对2007—2020年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呈波动变化,总体上表现为下游最高,上游次之,中游最低;影响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主要因素是技术水平、水资源管理水平和生产方式。据此,长江经济带各地区需要加快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节水意识,加强水质监管,做到科学用水和科学管水,以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绿色利用。     

基于公平发展原则的生态补偿机制探析——以莆田市东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为例

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是保证水源安全的重要措施,以福建省莆田市东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为例,补偿机制的建立应遵守公平发展的原则,充分考虑当地自然和社会、经济特征,根据当地最新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计算生态补偿的额度.补偿资金由水源保护的受益者——供水企业和用水用户来提供,全部用于改善保护区内社会公共设施和改善群众生活.     

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0—2020年的面板数据,在综合调查法的基础上,采用清单分析的思路探究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以及化肥、农田固体废弃物等污染源的时空分布情況。研究表明:2000—2020年间,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总氮和总磷的排放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污染输出最大的3个地区为江苏、四川、湖北;农田固体废弃物对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影响最大,化肥对总氮及总磷排放量的影响最大,且化肥施用量和农田固体废弃物产量存在时空上的异质性。对此,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应积极加强主要农作物施肥技术研究,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建立农田固体废弃物的集中处理站,进而实现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防治。     

忧虑上海水环境

上海的重大水体主要由长江河口段、杭州湾北侧及东海沿岸带等沿江沿海水域，以及由黄浦江、苏州河、淀山湖等组成的陆域水系。其中长江河口段水质良好，整体水质处于I类水标准，但排污干管排放的污水对长江口水环境有局部影响。杭州湾是著名的强潮河口，主要为盐水所控制，其污染主要来自整个杭州湾沿岸的工业排污和农业面源污染。     

新中国70年生态环境保护实践进展:由污染治理向生态补偿的演变

文章目的在于梳理新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实践进展脉络,并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完善路径。研究发现: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经历了污染治理、生态补偿制度呼吁与尝试、生态纵向补偿机制构建、多元生态补偿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动力由外生驱动向内生驱动转变;生态补偿覆盖范围得到拓展、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机制模式逐渐完善,成为未来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方式;中国政府引导的纵向生态补偿机制相对完善,生态补偿市场机制、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与国际合作机制需要加强。     

关于建立我国金沙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考

金沙江流域贫困地区财政困难,却要为本地区以外的多个地区提供大量的生态服务,既得不到必需的补偿,又常常因为担负着保护水源、生态林、湿地、生物多样性等环境责任而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当地农民与长江下游地区农民收入悬殊,加快建立我国金沙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已刻不容缓。西方发达国家建立横向转移支付的生态补偿机制实践值得我国借鉴。金沙江流域贫困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发达地区还应开展多种形式的环境合作与生态补偿,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关于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构建

生态补偿制度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制度。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的内容仅仅体现在个别法条的原则性规定上。因此,需要遵循公平原则,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相结合的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明确生态补偿的主体、客体、标准以及补偿费征收办法等,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     

“新常态”下长江经济带发展略论——“长江经济带高峰论坛”主旨演讲摘要

2014年9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多次提出过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区域战略和措施,但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为推动长江经济带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入展开,并为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献计献策,2014年11月29日,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重庆工商大学主办的“长江经济带高峰论坛”在重庆举办,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12个省市30多名领导、专家共同出席研讨长江经济带建设与发展。本刊将本次论坛上20位专家所作主旨演讲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以飨读者。     

长江经济带交通体系建设与重庆的通道战略

推动长江经济带交通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交通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对落实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长江经济带提出的背景、战略意义、空间布局以及中国物流空间格局演变入手,探讨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体系现状与问题、规划目标与建设重点,以实证分析重庆战略与长江经济带交通体系建设的契合,为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长江经济带污染物排放强度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污染物排放指标体系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污染物排放强度水平进行测算,运用泰尔指数、基尼系数以及对数离差均值三个具有互补性的差异性指标对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进行综合评价,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引入产业结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外商投资水平、能源消耗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等六个解释变量,选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整体以及各区域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污染物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以2011年为转折点,总体上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其中上游地区的差异最大,中游地区次之,下游地区最小;三大区域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各解释变量对不同区域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的作用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     

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度与区域差异分析

通过理论分析，构建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增长评价体系，选用熵权TOPSIS法评价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等差异性指标测度了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均等化程度，并引入σ收敛模型、绝对β收敛模型和条件β收敛模型检验其收敛性特征。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以2013年为转折点，呈现先递减后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扮演着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增长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绿色生产与资源消费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区域差异以2013年为拐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各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收敛性，上、中游地区β收敛系数的绝对值明显大于下游地区，存在着上、中游地区对下游地区的"追赶效应"；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各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收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我国西部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我国西部地区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产生了诸如矿山生态环境被污染,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加速、诱发各种地质灾害、地下水均衡系统被破坏等生态问题。文章对现行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评价,在探讨制定我国西部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制度基本思路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完善我国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即运用法律手段对矿产资源进行补偿;运用经济手段对矿产登记进行管理和补偿;通过行政监督确保矿产开发生态补偿的进行;营造和谐的生态补偿氛围等。     

合理长江建桥促进流域经济发展

发展水运是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长江建桥热严重阻滞了流域经济发展.要理顺河桥关系,充分认识长江水运的特殊性,正确理解<内河通航标准>,牢固树立综合优势观,努力克服河桥矛盾,并加强对长江已建桥梁的控制管理.     

长江上游经济带经济增长差异与趋同分析

以1997—2009年长江上游经济带各省份的人均GDP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Theil系数值,结果显示长江上游经济带在1997—2009年间经济增长存在差异,但是却有缩小的趋势。分形理论分析的结果显示,长江上游经济带经济增长差异具有分形特征,而且经济增长差异在演变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持续性的规律,即长江上游经济带经济发展差异将继续呈现收敛的趋势。运用面板数据的回归发现,对外开放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工业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是长江上游经济带经济增长条件趋同的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战略定位和路径选择

本届政府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提升到新高度,如何把握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值得思考。长江经济带建设不能仅仅依靠长江水运打造交通运输带,而应既立足于长江流域产业梯度特征,构建产业国家价值链,实现产业一体化;又立足于长江经济带地域广阔性和特征多样性,构建点轴面融合发展格局,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了实现两大战略定位,需要从谋划产业布局、构建立体交通网络、消除区域要素流动粘性制约、优化城市体系结构、发挥东中西联动"串联效应"等方面入手。     

技术引进来源地对地区技术结构的影响——基于长三角与珠三角技术等级和技术类型的比较研究

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技术引进来源地的不同可能是其技术结构差异的重要原因。将技术结构分为技术等级（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类型（技术进步偏向）两个维度,分析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技术结构;将技术引进来源地区分为港澳台地区和其他地区（发达国家）,分析不同来源地的技术溢出（进口技术溢出和FDI技术溢出）对长三角和珠三角技术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界点,珠三角的技术等级从高于长三角转为低于长三角;长三角的技术类型为资本偏向型,而珠三角的技术类型为劳动偏向型;来源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促进了长三角技术等级的提升,并使其技术类型朝资本偏向型方向发展;来源于港澳台地区的技术溢出抑制了珠三角技术等级的提升,且使其技术类型朝劳动偏向型方向发展。不同来源地的技术引进对地区技术结构有不同的影响,各地区应根据自生的产业发展需求和要素禀赋结构选择适配的引进技术,并增强自主研发能力,以促进地区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     

绿色发展视角下四川县域特色资源开发利用初探

目的/意义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新要求。县域是四川“多点多极”战略的基础,四川县域经济发展面临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等重大机遇。在此背景下,四川县域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就资源的开发利用而言,绿色发展理念要求县域特色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县域经济的发展应从发展特色产业着手,特色产业的发展依赖于特色资源,县域特色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是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方法/过程通过实地调研、文献查阅发现四川县域特色资源开发利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县域特色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资源开发中产品附加值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负外部性。结果/结论必须加强县域特色资源的综合利用,延伸产业链条,树立地方特色资源品牌,注重开发利用资源与改善生态环境的结合。     

长三角地区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基于经济的空间扩散与交通轴的分析

交通对经济扩散具有重大影响,可利用经济距离来分析研究长三角地区城市圈层结构.基于目前的交通轴与经济扩散圈层的关系,长三角仍是"之"字型点轴系统结构;该点轴系统结构的进化将趋向于网络系统结构;因此,应构造长三角大都市圈的广域交通体系.